1913民国岁月，干货看这篇!章永乐：重访1913年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在1913年的政治舞台上看到气质大不相同的两个人，一个停留在官僚政治时代，一个已经进入了选举政治时代。比现状有更强的硬实力，但比计划未来时间不长。(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24]虽然硬实力弱，但在选拔赛上还没有能力，但对中国的未来有非常系统的计划。

然而，在既有条件下，1913年国民党在选举中的大胜，其实并不利于民国走上内阁制政府的轨道。内阁制政府旨在过议会-政党来形成政治整合。但其前提是，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在国会中都有一定的代表，并通过辩论形成一定的共识，以利大政方针的施行。但北洋集团在政党政治上的无能和国民党在选举中的大胜，造成了政治两极化加剧的局面。这时候国会就很难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讨论的讲坛，而只是成为国民党获取更大权力的工具而已。统一、民主、共和三党虽然亲北洋，也对国民党起到了一些制约作用，且内部整合不佳，占有的席位也有限，起不到充分反映北洋利益主张的作用。

不妨设想，如果北洋集团也积极参与选举，并在议会中有自己的忠实代表，国会就有可能发挥更大的政治整合作用，而内阁如果是由两党联合组成，虽然在行政效率上会有所损失，但不会给北洋集团造成如此大的政治威胁，有利于政治信任的维系。这一“反事实”假设可以得到一则历史证据的支持：1918年，北洋皖系学会了玩选举，操纵所谓“安福俱乐部”，打败梁启超等领导的、试图冲刺国会第一大党的“研究系”。立法与行政两权都由北洋皖系掌握，两权相互关系就比1913年缓和得多。[25]

1913年大选胜利之后，宋教仁意气风发，对内阁总理的位置志在必得。然而他忘记了，国民党背后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支撑他的政治抱负。在1913年，《临时约法》还不足以框定现实政治。《临时约法》毕竟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单方面制定的，北洋集团并没有参与立法，却最后要受到这一法律的约束。当时舆论界就有对南京方面“因人设法”的批评。尽管袁世凯为了获得政权，走了“借壳上市”道路，表面上接受了这部法律，但其内心的抵触是一以贯之的。“单方立宪”的后果是，宪法文本并不是政治精英共识的体现，难以获得各方的共同认可。如果相信宪法文本一旦被制定出来，就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信念是政治幼稚病的体现。

实力对比也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有必要来看1913年北洋集团正在推进的一些议程：第一是袁世凯向列强借款充实财政，有了钱就可以增强北洋军事实力；第二是袁世凯大力推进“军民分治”，旨在削弱各省都督的权力，针对的对象既包括北洋集团的地方实力派，也包括国民党控制的省份。“削藩”是处于中央政府位置上的主政者不得不为的，因为如果不削弱省所掌握的权力，中央的政令出不了京畿，治国理政就变成了主政者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这两方面工作直接的政治后果是，北洋集团的硬实力逐渐增强，而国民党正在弱化。

在这个时刻，即便《临时约法》不是“单方立宪”，交出组阁权对北洋集团意味着什么呢？最直接的影响是，袁世凯从“军民分治”开始推进的“削藩”事业很可能就会遭到很大挫折。国民党的权力根基在南方，而南方是当时相对于中央独立性最大的地区。国民党内阁、国民党议员、南方地方势力这三股势力结合起来，就可能给北洋集团带来很大的困扰。而从1913年围绕制定正式宪法而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来看，即便没有出现国民党内阁，国民党议员与南方地方势力的结合也足以让袁世凯头痛。1913年立宪过程中，国民党人主张“民权主义”，要求既给予国会更大的权力，也给地方更大的自治权，理由是这样更加民主。双方分歧太大，导致的结果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天坛宪法草案》中再次缺席，袁世凯无法通过制宪来缩小地方权力。[26]

在我看来，即便没有宋案发生，1913年的局面也已经是在悬崖边上。考虑到国民党内阁可能给自己的“削藩”事业带来的不良影响，手握重兵的袁不太可能接受国民党完全自主组阁，他可以接受黄兴路线，允许赵秉钧内阁的“政治化妆术”继续下去，或者在内阁中多放一两个真国民党人。就政党责任内阁而言，袁世凯连与自己渊源很深的唐绍仪都难以容忍，何况是被北洋集团视为暴民领袖的宋教仁？[27]而国民党既然赢得了大选，自然也不会允许自己的权力有所减损，因此袁在1913年正式宪法起草过程中试图获得的自主任命国务员的权力与解散国会的权力，都不太可能实现。妥协的空间非常狭小，即便双方有所勾兑，那也只是将冲突往后推而已。

但如果万一时势迫使袁世凯最终接受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宋教仁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这位总理行政权再大，也不具有指挥军警的权力。处于总理位置上的宋教仁将发现自己处于北洋集团与国民党党内鹰派的夹缝之中。北洋集团对他的不信任自不待言，在国民党内部，宋教仁也根本不具备一呼百应的威望。尽管宋教仁是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主要操盘手，但他对国民党的控制力是相当有限的。

首先，同盟会内部一直存在两湖、江浙、广东地域矛盾，即便是具备“屡败屡战”之坚韧、能筹款、有理论三大优点的孙文，也被许多人仅仅视为粤派领袖，出自两湖、资历尚浅的宋教仁更缺乏弥合地域矛盾的威望。事实上，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宋教仁就受到胡汉民等同盟会粤派人士极力排挤，仅被委任为法制局长。[28]

其次，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受到了田桐、白逾桓等同盟会内激进派人士的反对。而孙文也只是暂取“雌伏主义”，[29]虽然其在公开场合支持国民党改组，但其真实主张是同盟会不参与与袁世凯的党争，而是在野展开社会经济建设工作；黄则试图调和北洋官僚与革命党人，拉赵秉钧内阁阁员入国民党就是他的手笔，但此举实则与宋教仁的纯粹国民党政党内阁路线相左。三个人有三种不同的路线，孙、黄在南方又有很大的威望与人脉，故李剑农评论称“国民党的弱点便伏在此处，宋教仁的生命也便丧在此处。”[30]

再次，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的过程，也是同盟会放弃原来的某些主张以迁就他党的过程，不仅“民生主义”不提了，连“男女平权”都放弃掉了。但迁就不等于真正的融合，国民党仍是一个相当松散的联盟组织，后来在继续扩张中甚至将赵秉钧这样的人都拉入党内，要驾驭这样的政党谈何容易。

最后，必须将国民党内掌握军队的地方实力派（如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等人）作为独特的一类人来看，他们虽在国民党内，但并不听命于宋。这些地方实力派在袁世凯的“削藩”过程中受到最为直接的压力。袁世凯可以用大量合法的手段来削弱这些地方实力派，对他们来说，坚持遵守法律，军事实力日益沦丧是可想而知的结果。在袁世凯“温水煮青蛙”的“削藩”攻势下，这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保，有很强的突破法律框架、进行再次革命的动机。

而那位后来将宋教仁贬斥为国民党“罪人”的戴季陶，于1911年底初见孙文后，即成为孙文忠实的追随者。孙文初时力主北伐，其接受南北妥协，确系出于南方财政窘迫之无奈。但妥协一旦进行，孙文的公开言论也趋于温和。但其青年信徒戴季陶作为南京临时政府使节北上迎袁未果，形成强烈恶感，在其公开言论中，“继续革命”始终是一个选项。袁世凯于3月10日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不到一个月，戴季陶就有抨击文章出炉。在1912-13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戴季陶认为辛亥革命并未取得成功，只是换来民国之虚名，而实质仍为旧官僚的专制统治，同盟会-国民党不论采用和平或武力手段，都需要完成未竞之革命。[31]在1912年5月20日的一篇题为“杀”的文章中，戴季陶甚至直接喊出了“袁世凯专横，杀！”的口号。[32]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代表了同盟会-国民党内部一个激进派别，尽管人数不多，但颇具宣传能力。

综上，我们很难相信宋教仁能像袁世凯控制北洋集团那样主导国民党。如果宋支持袁世凯“削藩”，那么就面临着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决裂的危险；如果宋反对袁世凯“削藩”，“削藩”的进程可能会缓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得到了解决，而只意味着南北矛盾还将继续酝酿下去。

难道，宋教仁就不可能在国民党与北洋集团之间斡旋，最终产生一个比较妥当的“削藩”方案吗？对此我深表怀疑。我的参照例子是：1914年之后，连袁世凯针对北洋地方实力派进行“削藩”事业都遭到了巨大的挫折。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使得许多北洋集团将领从京畿地区到达地方，获得了自己的地盘，成为地方实力派。按道理说，这些将领出自北洋集团，应当听从袁世凯这个首领的号令。但一旦他们抓住了地方军政大权，就紧握不放。1913年底，熊希龄内阁提出废省，但遭到各省督军激烈反对，最终不了了之。1914年，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而设立将军诸名号，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推行“军民分治”：各省将军职权限于军事，民事则归于巡按使。但在裁撤都督之后，新设的将军权力仍与原先的都督相差无几，不能有实质改变，管理民政的巡按使“实则仰武人鼻息”。[33]袁只能用几个办法来制约地方实力派：一是对调各省将领，二是在地方安插亲信，以监视地方要员，三是让地方要员以子为质。这些手段又在地方实力派中引发了许多不满。即便是在看起来相对同质的北洋集团内部，“削藩”也是如此困难，更不用说在异质的政治集团之间了。

因此，即便宋教仁当上总理，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很难有所作为。民国政治状况很难会有明显改观；当然，由他来居中斡旋，北洋集团和国民党的决裂有可能推后。但只要在关键问题上没有形成原则性妥协，决裂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然而，要达成原则性妥协，当时的政治家们非具备超常的政治美德不可——宋教仁必须始终能够居中调停，袁世凯能够始终节制对武力的使用，从形式上尊重《临时约法》确定的宪政游戏规则，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能够接受自己的实权逐渐被削弱。但现实能提供这样强大的政治信任吗？

为了进一步理解当时1913年不利于政治妥协的条件，我们或许可以作一个横向的国际比较。英国的1688年光荣革命与北美1787年的费城会议一直被其在中国的仰慕者称颂为政治妥协的典范。在这两个制宪时刻（constitutionalmoments），两国的政治精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1911-12年间，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也有意地参照了1787年的先例。如孙文在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临时大总统文告即将中华民国的建国过程描述成为与美国建国类似的脱离旧帝国-重新联合的过程；2月15日袁世凯全票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然而，这已经是一个政党政治的时代，只有威望极高的极少数领导人才能巍然立于各政党之上，而袁世凯根本算不上这样的领导人。他反对“政党内阁”固然有现实政治的考虑，即防止同盟会-国民党夺取行政权，但他对如何利用政党政治来保有己方的权力却缺乏系统的思路。与北洋集团这个选举政治的“旱鸭子”相比，国民党可以说是时代的“弄潮儿”。自从建党以来，国民党即以造就政党内阁为自己的目标，而其选举政治人才也相当雄厚。国民党中很多人士搞政治运动起家，即便不熟悉选举，也知道如何从事政治宣传，更何况有宋教仁等一批在海外观摩和研究过选举的归国留学生进行引导；在南方，国民党人的地方根基较深，直接控制着一些地方政府，更可动用政权力量来为国民党拉票或“做票”。结果是，国民党从党务干部到地方实力派都能一心投入竞选，实现选举资源的跨地区调配，甚至在袁世凯的老巢河南也赢得了不少国会议员席位。[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