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玉衣：“贵族阶级”的奢侈敛服，玉文化下“灵魂观念”的承载

简介：

古代中国特别重视关于亡者的埋葬仪式。在封建大一统的王朝，除了秦朝秦始皇奢华的墓葬外，直到汉代生产力发展，国朝漫长，诸侯众多，汉代赃物艺术工艺迅速提高，汉代诸侯大部分贵族的墓葬中都出现了普遍的奢侈望服。就是“银室玉服”。

1969年，徐州发现东汉时汉明帝之子刘恭后代的墓葬，其中就有一套也是第一套被完整挖掘的“银缕玉衣”，目前放置在我国南京博物院。关于银缕玉衣，在文物出土前，史料就有大量记载，“殉玉”在我国古代社会自汉代起就大肆在贵族阶层中使用，文物出土后，它对于我国关于殉葬玉衣的考察有着进一步的实物参考，而这套银缕玉衣，也同样反映了汉代严谨的阶级性和对于亡者“灵魂”的保存观念。

玉衣：自雏形成为“贵族敛服”（一）

银缕玉衣也是属于“玉衣”的一种，中国古时很早便有了“贵玉”的思想。据可追溯的史料记载，《吕氏春秋》中所描述的：“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其中“鳞施”，便是战国时“殉玉”的一种，因此这也是目前最广泛认为古代玉衣制度的雏形。与后世所发展不同的是，战国时期的“玉衣”，没有金银铜“缕”之分，更没有汉代玉衣分为“襦、甲、札”全身覆盖的精妙以及奢侈。到了秦代，因为秦始皇废分封，可以说秦代的贵族难以在享受战国时期的“诸侯葬礼”，因此贵族“玉衣制度”在秦代有一定的空白。

汉朝确立后，礼法的快速恢复，加上汉代分封诸王的地位的提高，玉衣制度再次被启用。这个时期的玉衣，还被加入了“缕”来编织成衣，“玉衣”所需的玉片高达2000余块，每一块玉片都需要经过细致打磨，其工艺之难，奢侈程度之高前所未有。根据《后汉书》中关于诸侯王或者后宫的葬礼记载：“黄绵、缇缯、金缕玉柙如故事”。其中“金缕玉柙”，这时也还是一整个贵族阶级所通用的“玉衣模式”，同时汉天子，也同样是以“金缕玉衣”下葬，西汉时期的贵族殉葬礼在玉衣上所表现出来的阶级性，总体还是比较模糊。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东汉时期，才慢慢发生改变。南京博物院所发掘出的第一套“银缕玉衣”，就是最好的例子。这套银缕玉衣作为刘恭的后代的敛服，却不再以“金缕”的方式展现，而是换为金属阶级低于金的“银”来代替，这说明东汉时期，皇帝和诸侯王以及后宫的殉葬制度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变动。

在《后汉书》中有详细的描述到这种变化：“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这时的诸侯王这一层次的贵族用银缕，而大贵人这一层次的贵族妇女，就改用铜缕，阶级程度十分明显。这样的制度和西汉后期的“诸侯动荡”有着很紧密的联系，为了以礼法束缚思想和阶级，这样的制度的申明手段必不可缺。当这样的“敛服”制度的开始完善，也令汉代的“礼法”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对后世的汉文化的丰富做了巨大程度的补充。

汉代“玉衣”快速发展和普及的因素

一、诸侯增多，礼法文化所需

中华文化自古尊礼法，在精神层面之外，物质层面上又十分爱好“玉”这一奢侈品。汉代分封制的重新实行，即是汉代疆域辽阔的政治基础，这样一来，也同样出现了需要满足“功臣诸侯”的相应礼法。因此，玉衣殉葬制度被地位极高的诸侯王等贵族人物继续沿用，在这样的前提下，汉代“玉衣”作为敛服就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极为常见。而东汉末期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军阀混战，缺少金钱时，都喜欢挖掘帝王、诸侯，甚至是贵族家人的坟墓，这也侧面反映了玉衣殉葬制度的广泛和公开性。

二、诸侯也掌握有玉衣制造工艺

汉代时，玉衣并不是由朝廷专门打造好再分发给诸侯的，而是诸侯和朝廷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朝廷是允许诸侯王有自己专门制造“玉衣”的技术和部门。后世出土的大部分两汉时期的玉衣，尤其是西汉时期，玉衣的设计，玉片的形状都大不相同，它们没有固定的制式，都是各具风格，代表着不同诸侯王的殉葬特征。这也是为何在西汉时期，“金缕”在诸侯王群体中也同样普及的根本原因，只是到了东汉，天子彻底地改变这种“模糊”的界限。但诸侯自主的制造工艺和部门是客观存在着的。

三、儒家“贵玉”思想的再次流行

汉代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学正式成为大一统封建王朝的“思想本位”。玉在儒学的眼中，是纯净的象征，盖以亡者身上，是对逝者的一种尊敬和保护。儒家“贵玉”，所以玉衣敛服是古代玉文化发达的一个体现。也是这样的思想环境下，玉有着更高于金属的地位，那么除了精神层面上的向往，汉代更加充实的物质支撑，也更加充分地发挥出了玉的美感，玉的数量，让玉大量应用，风靡于贵族阶级。

玉衣背后的“灵魂文化”（二）

玉衣从战国时期的“鳞施”雏形到汉代的完整的玉衣形态，对于亡者而言，它是豪华的殉葬品之外，同样的，玉的特征和模样色彩，也让封建子民对玉石赋予了不一样的精神文化，这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后人主观上对于逝者灵魂的一种善待和引导。

战国时期，“以玉遮面”，在人们看来便是对亡者的一种至高祈祷以及礼仪，那时的人们“以首”为重，之所以“鳞施”是以面具的形式存在，根源就在于战国时期的贵族阶级，都认为人的灵魂在头上，在面容上，因此用玉引导以及保存逝者的灵魂永生和超脱。到了汉代，这种“保存”的思想进一步升级，延伸到了“防朽”的物理层面上。因为玉是凉性，冬季的玉储寒，即便是夏季，玉也是古人佩戴解暑的重要饰品，因此在汉代，玉成为了一种“防腐”手段，发展成了覆盖全身的玉衣。古人虽然不精通科学，但也清楚地理解到高温不易保存遗体，所以对于显赫的贵族阶级，玉衣实则是作为了常用的“防腐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金银铜”缕的使用条件不断变得严格，但“玉衣”的使用却从未断层，一直是潮流，最后更变成了礼法制度之下的重要程序。

除了防腐以外，玉衣还有一定的“灵魂引导”的作用。就如南京博物院的“银缕玉衣”而言，它的头顶部位，并非是完全封闭的，而是以“玉璧”的形式半覆盖着，“玉璧”即为圆形孔壁。之所以留出圆孔的位置，目的就是为了让亡者的灵魂不被束缚在玉衣之内，而且玉是儒家所认为“天人感应”的重要媒介，这种思想主要缔造者正是汉代董仲舒，所以汉代玉衣，更代表着汉代独特的“亡者升天”文化。

汉代“谓死为生”的思想精髓

我国古代对于人死后的“灵魂归宿”的认知有着漫长的演变，最初的部落祭祀，再到后来春秋战国辅以礼法的人为下葬及祭拜，这很明显地表明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思想文化的提高，人们对于“死亡”已经不再陌生，最初的祭祀是认为死者回归天地，而领导者则是回归神位，保卫人间，这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故人的寄托。

到了春秋战国时，文化百家争鸣，其中道家，儒家都对死者有着一定程度的客观理解，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物质附加的祭奠，玉文化在这个时期也被开始使用，这便是“谓死为生”的雏形。玉在古人的眼中，因为其“凉性”，也被认为是可以带去阴间的物品，到了汉代，王充在《论衡》中提到了：“谓死如生”。这里反映了汉代人对“灵魂”已经存在了“拟人化”的意象，他们觉得即便逝者已矣，但是还在另一个世界存活着，因此便使用玉衣，玉器和逝者共同下葬。

正是这样的思想成长，推动了玉衣在贵族阶级的应用，甚至玉器，都在东汉时期许多中等人家的墓穴中有所发现，这也说明了这种文化氛围并非只存在于贵族阶级之内，而是随着“儒学”思想全面化的一种情况。

玉衣的落幕，再见已千年（三）

东汉末年是疯狂的“盗墓时代”，军阀混战，农民起义，因为汉代的国祚绵长，导致许多人将致富手段看准了“阴财”，即盗墓发家。曹操在割据时期，还曾设立了所谓的“摸金校尉”，说白了，就是职业“盗墓贼”。

在历史学家后世的考证中，曹操的大量军费，的确离不开盗墓，那么随着三国格局的确立，曹丕经历过他父亲疯狂盗墓的时代，他成为皇帝后，便在黄初三年，发布诏令废除“玉衣”殉葬制：“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曹丕见证了因为玉衣而疯狂盗墓的乱象，他认为这对死者是有着极大隐患的，所谓“骸骨并尽”，在古代社会看来不亚于天崩地裂，因此为了保护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稳定，曹丕废除了“玉衣敛服”，这一奢侈的殉葬方式消失，此前，它历经四百年的变迁岁月，于曹魏时期停止。

再到后来，部分朝代的贵族阶级仍有小众身着“玉衣”的习俗，但终究不是潮流礼法了。现代，大量的汉代古墓被考古学家所发现，金缕玉衣，银缕玉衣才持续面世，应证了史书中的文化，而“玉衣”文化，也在断层将近两千年后，又让我们重新看到它最精致时的模样。

结语：

玉石文化和礼法是我国延续至今重要的人文宝藏。其两者的结合，是我国古代思想进步的重要载体，历经千年再度面世，玉衣为今研究古代玉加工工艺以及蕴含其中的意识赋予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汉代玉衣的兴起和停止，其中穿过的数百年从蒙昧到成熟的“葬礼文化“，同样是古代封建成长不可或缺的特色之一。

---

参考文献：《后汉书·礼仪志》《三国志·魏书》《汉代玉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