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六：运启开皇、创建三省制，营建大兴城，杨坚为治世奠基

登上皇帝宝座的养犬，野心勃勃。他使用了神奇的年号——概况，因为他决心超越古往今来的所有帝王。

这是一个宗教色彩很浓的年号。"开皇"一词出自《金光明经》，杨坚自幼生活在佛寺中，以佛教护法自居，以开皇为年号，无疑是在向世人宣扬自己得到了天命。那么，成为皇帝的杨坚，要如何实现除旧布新的宏伟抱负呢？

杨坚

一、变革旧制

杨坚称帝伊始，即与高颎等人商议改变服色与正朔。这还只是开始，杨坚要变革的，是整个北周制度。

北周的制度大部分承袭于北魏。而北魏的统治集团起于漠北，虽然孝文帝曾大力推行汉制，但到了北魏末年，六镇起兵，宇文氏为了获得关中鲜卑人的支持，继续延用鲜卑的制度和习俗，相当一部分汉人被鲜卑化，连杨坚的家族也被赐姓"普六茹"。

杨坚上台后，决意"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以北齐制度为参照下令彻底变革前朝旧制。其中，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名垂千古的三省六部制。

占据关中的宇文泰，深知自己把持的政权，其实力远远不能和高欢和南朝相比。所以他除了奖励耕战，还参照《周礼》，设置了一套六官制度，以此安定统治集团内部人心。

六官分别是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

六官各司其职，并以大冢宰为首。然而，大冢宰独揽大权的局面，造就了宇文护的专权。宇文护伏诛后，周武帝、周宣帝试图分散大冢宰之权，但仍然没有彻底改革六官制。

隋文帝参照北齐政治制度，废除六官制，建立了三省六部制。

三省分别是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

其中，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长官名叫"尚书令"，其下有左、右仆射，由于尚书令一职位高权重，隋唐两代帝王大多不会将它授予臣子，所以左仆射是尚书省实际的长官。

仆射之下有左、右各一，都事八人。尚书省下辖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刑）、度支（户）、工部六部，每部各辖四司，尚书是各部首长。各部尚书加上左右仆射人称"八座"，他们是尚书省领导核心。

中书省也叫内史省，主管制定诏令。中书令二人，为正副长官，侍郎四人为助手。下设的舍人八人、通事舍人十六人则分管具体事务。

门下省主管奏章和诏令的审核。是连接皇帝、中书省、尚书省的桥梁。门下省正副长官名为"纳言"，下设黄门侍郎四人、录事、通事令史六人。

行政级别图

三省六部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

相权由此一分为三，有力防止了宰相专权局面的出现。在国家治理方面，宰相集体决策，也有利于制订更合理的政策。当然，隋文帝时代，中书、门下省官员还带有浓厚的皇帝侍从色彩，这一点是有待完善的地方。

二、营建新都

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行，让隋文帝大为振奋，决意营建一座新都城，恢复大汉帝国的荣耀。

当时的长安城，是汉朝营建的，已经屡遭战火破坏，规模狭小不说，水源也遭到了污染，加上皇城偏居西南一隅，无法彰显天子堂堂正正、君临天下的气度。

所以营建新都成为大事。

长安地图

但是，迁都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这对新建立的帝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谨慎起见，杨坚找来高颎、苏威，君臣商议了一夜，杨坚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巧合"的是，次日清晨，任职门下省的庾季才上书了。

他说，臣夜观天象，愿陛下顺从天意，尽早迁都。几乎与此同时，太史令也奏报："当有移都之事。"

看来，迁都上合天意。

然而，百官能支持吗？

很快，太师李穆上书，建议迁都。得到了天意、人心的支持，开皇二年（582年）六月，朝廷正式下诏，命高颎、宇文恺等人在京兆万年县龙首原营建新都。

次年三月，新都落成。之所以这样快完工，一来是调集了几乎全国的工匠、民夫，二来建筑材料大多是就地取材，甚至是拆除汉长安城，用旧的建材建设新城。比如，隋朝的太庙就是拆除了北周太庙又重新盖起来的。

欣喜的隋文帝，将这座城命名为"大兴"，这是他初入仕途得到的封号（大兴郡公），他希望帝国在他的治理下，实现大兴。

隋朝大兴城

大兴城面积大约是84平方公里，比明清时代的北京城还要大上一倍有余。中轴线上的大兴宫，更是比紫禁城大了五倍。

大兴城有东、西、南三座城门，城内纵横交错的道路，将全城划分为一个个坊。宽150米，南北走向的朱雀大街将全城一分为二，东边是大兴县，西边是长安县，各有55坊。皇城与宫城则坐落在正北方向，居高临下，俯瞰全城，象征皇帝君临南面，统辖天下；皇城两侧分布着各级官署，象征辅弼帝王，治理万民。

大兴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体现了隋文帝的万丈雄心。

三、抑豪强，均田地，建义仓

对一个王朝来说，能否遏制豪强势力是政权存亡的关键。北周在乡里一级实行"三长制"，即党族、闾里正、里长共同管理。

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裁撤诸郡的同时，继续沿用北周的乡里制度，并将这一制度推广到世族聚居的北齐故地，这里的豪强势力大，他们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人口，严重威胁到王朝的税基。

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下令州县核查户口，并派遣官吏深入乡村核实。这一政策贯穿整个隋朝，到文帝末年，天下由四百多万户增加到八百多万户。

而在这一过程中，隋文帝通过在基层设立乡、里两级机构，大大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削弱了豪强势力的影响。

魏晋以来，社会动荡，百姓流离。为恢复生产，北魏政权推行了均田制。但是到了隋朝，均田制已经面目全非：一批勋贵、官吏占据了大量本应该分给百姓的土地。

面对这一局面，苏威建议削减分给勋贵的土地数量。刚刚上台隋文帝正需要拉拢勋贵们，于是没有批准这一建议。

但随着大量隐户被清理出来，隋文帝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经常减免百姓的租税、徭役，又派遣官员到地方监督均田。

但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没有完全遏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风潮。

隋朝建立之初，水旱灾害频发，尤其是关中地区，更是出现了饥荒。开皇三年（583年），民部尚书长孙平上书，鼓励民间设立义仓，以备凶年，隋文帝准其奏请，但是加入了官府的管辖，此举堪称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制度。

起初，义仓确实起到了赈灾的作用，但久而久之，一些监管的官吏开始恣意侵吞。

开皇十五年（595年），隋文帝宣布将义仓收归国有，仓中的粮食也由民间储备变成了国家税收的一部分。

原本属于民间的备荒仓储，变为国家聚敛财富的工具。再加上高度集权的经济政策，导致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中，而老百姓相对贫穷，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大大降低，后来更是出现了仓库堆满粮食，却有大批百姓饿死的局面。

这为隋朝的短命埋下了祸根。

就在隋文帝励精图治，为增强国力努力时，外患却接踵而至。杨坚要如何应对才能化险为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