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在江西发生了什么商朝遗址专题之殷墟出土的硬陶、原始瓷和釉陶

1928年以来，殷墟考古中多次出土了对方晚期的坚硬陶瓷、原子、釉陶，近十多年来可见不少。

在中国陶瓷史研究中，中原和北方地区商代的原始瓷向为学界所关注。由于相关发现较少，以往对商代原始瓷的特征认识还不太全面、准确，关于其来源等问题也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现在，殷墟的此类发现是中原和北方地区最丰富的，这使我们对殷墟的商代硬陶、原始瓷和釉陶有了更多了解，对中原和北方地区商代原始瓷的来源有了新的认识。

据学界对陶瓷标本的观察和化学分析可知①，商周时期，用普通易熔性黏土制作的最常见的普通陶器含Fe[,2]O[,3]较高，烧成温度在800～1000度之间。硬陶和原始瓷的制作原料基本一致，皆非普通易熔性黏土，而是一种含Fe[,2]O[,3]较低的较纯黏土。普通陶器胎料的化学组成表现为中SiO[,2]、低Ai[,2]O[,3]和高熔剂RxOy(主要是Fe[,2]O[,3])的特点，硬陶和原始瓷则为高SiO[,2]、中Ai[,2]O[,3]、低熔剂RxOy(主要是Fe[,2]O[,3])的特点。由于后两者的制作原料中熔剂较低，所以比普通易熔性黏土可耐更高温度，其中硬陶的烧成温度一般为1100度左右，最高可达1200度，原始瓷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200度左右。

观察殷墟的相关标本可见，硬陶和原始瓷在胎料上与普通陶器明显不同，后者因使用本地常见的普通黏土(经检测分析为马兰黄土和次生土②)制作，陶质相对松软，陶色大多为灰、深灰色，部分为红色。相比之下，硬陶和原始瓷的制作原料由于非普通黏土，胎质显得更加坚硬、细腻，胎色也浅，前者表面没有施釉，后者有釉。原始瓷器的釉层很薄，部分标本的釉层与胎结合不紧密，或有脱落。尽管殷墟发现的硬陶和原始瓷比较少，但它们的这些特点易于掌握，很容易从大量普通陶片中辨认出来。

以往对殷墟原始瓷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将原始瓷称为釉陶③。据有关介绍和对部分标本的观察可知，这类器物就是现在学界所公认的原始瓷器。那么商代是否存在釉陶呢？仔细对比殷墟的此类标本，发现确有一种带釉的陶器，其胎质坚硬，胎色为紫红色，器表外施薄釉，釉色或呈酱紫色(局部近黑色)，或为铁灰色。其胎料为普通黏土，与硬陶、原始瓷的胎料有明显区别。所以，将这种用普通黏土制作并施釉的陶器归入硬陶或原始瓷是不合适的，应将其归入釉陶类，并为商代的釉陶确立一个明确的标准。

殷墟发现的硬陶、原始瓷和釉陶，时代涵盖殷墟第一期晚段至殷墟第四期各个时期④(表一)，三者在总体特征上表现为密切关联的一个整体。相对于出土数量多、有较多完整形态的普通陶器和青铜器，殷墟出土的硬陶、原始瓷和釉陶明显很少且大多为残片，公开发表的完整和可复原的器物不过数十件，出土地点有西北冈王陵区⑤、苗圃北地⑥、小屯北地和西北地(殷墟宫殿区)⑦、郭家庄东南地⑧、梯家口⑨、孝民屯⑩、孝民屯东南地(11)、刘家庄北地(12)、王裕口(13)等处，器类有瓿、豆、壶、钵、罐、器盖等。兹按不同器类分述如下。

瓿 数量最多。质料包括硬陶、原始瓷和釉陶三种，但器形、纹饰多相同。侈口，窄肩或广肩，深腹或腹较深，圜底下接圈足。肩部上下附耳或鋬，圈足顶部饰镂孔。据肩的宽窄可分两型。

A型：窄肩。据体形大小可分两亚型。

Aa型：体形较大，口径大于20厘米。折肩很窄，肩近平或略斜。分四式，相对年代分别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晚段、第二期晚段、第三期、第四期晚段。形态演变轨迹是从高体深腹、体最大径偏上到扁体浅腹、体最大径在肩部。

Ⅰ式：肩平或微斜，上腹鼓，最大径在中腹偏上处。F22-2∶3，孝民屯出土。硬陶。表面灰白色。上腹近肩处饰两组弦纹带，中间为戳印纹；近下边弦纹处有竖向鋬，上有戳印纹。口径24.4、残高8.6厘米(图一，12)。H8∶6，小屯北地出土。原始瓷。灰白色。仅剩圈足部分，圈足顶部残留镂孔一个，其特征与该式瓿的圈足相同。圈足径32、残高6.3厘米(图一，11)。

图一 殷墟出土的硬陶、原始瓷和釉陶(第一期晚段至第四期早段)

1.Ab型Ⅲ式瓿(M34∶3) 2.Ab型Ⅱ式瓿(M1278∶1) 3、8.Ab型Ⅰ式瓿(HPKM1380∶R000171、M26∶4) 4.A型罐(M5∶1319) 5.D型罐(M64∶8) 6、7.C型罐(M5∶319、M32∶4) 9.Aa型Ⅱ式瓿(PNⅢT8③) 10.B型罐(GM907∶15) 11、12.Aa型Ⅰ式瓿(H8∶6、F22-2∶3) 13、14.Aa型Ⅲ式瓿(H202∶229、H683∶172) 15.B型瓿(HPKM1001和HPKM1567盗坑) 16、17.器盖(84XTM34、YH327) (3、11、12、13、15、17为原始瓷，14为釉陶，余为硬陶；11、12属殷墟第一期晚段，4、6属殷墟第二期早段，3、8、9、16属殷墟第二期晚段，2、13、14、15、17属殷墟第三期，1、5、7、10属殷墟第四期早段)

Ⅱ式：肩平或微斜直，腹略瘦，最大径在中腹。PNⅢT8③，苗圃北地出土。硬陶。灰白色。肩下有两对称的竖穿耳。上腹近肩处饰两组弦纹带，中间为戳印纹，与耳对应的圈足上部各有一镂孔。口径29、高39厘米(图一，9)。

Ⅲ式：肩斜或微斜，上腹直，向下斜收，最大径在肩部或上腹近肩处。H202∶229，孝民屯出土。原始瓷。肩下有竖向鋬。表面灰色，胎为浅灰色，肩部釉色褐中透绿。残高11.2厘米(图一，13)。。H683∶172，孝民屯出土。釉陶。肩下有竖穿耳。紫红胎，铁灰色釉暗中透亮。耳右侧残留戳印纹。残高6.1厘米(图一，14)。

Ⅳ式：斜肩，腹向下急收，圈足变小，低而矮，最大径在肩部。F11∶63，小屯北地出土。原始瓷。此器现为敛口，经笔者观察，口沿因未粘牢，在烧制前脱落，原当为侈口，斜沿，折肩，斜腹，矮圈足。肩部附横穿耳。灰白色胎，口至肩部施浅绿色釉。外壁饰小方格纹。残高12厘米(图二，6)。

Ab型：体形明显偏小，其他特征及演变规律近似于Aa型。分四式，分属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三期、四期早段和四期晚段。

Ⅰ式：形态近似Aa型Ⅱ式。HPKM1380∶R000171，西北冈王陵区出土。色泽灰黄，发掘者称为釉陶(14)，后又归入硬陶(15)。综合相关介绍，笔者判断其应为原始瓷。此器肩下两侧各有两个一组对称的竖穿耳，上腹近肩处饰两组弦纹带，中间为戳印纹。带盖。盖壁中部也有两组弦纹带，中间为戳印纹。口径16、通高26.6厘米(图一，3)。M26∶4，郭家庄东南地出土。硬陶。灰褐色。肩下两侧各有一个竖穿耳，上腹近肩处饰弦纹带，中间为戳印纹，圈足上有二镂孔。口径14.5、高19.5厘米(图一，8)。

Ⅱ式：形态近似Aa型Ⅲ式。M1278∶1，孝民屯东南地出土。硬陶。灰白色。上腹近肩处有四个竖穿耳，两两对称，圈足上有二镂孔。下腹饰小方格纹。口径15.1、高16.2厘米(图一，2)。

Ⅲ式：腹略浅。M34∶3，梯家口出土。硬陶。青灰色，质细腻、坚硬。上腹近肩处有四个竖穿耳，两两对称，一对为单孔，一对为双孔，圈足顶部有二镂孔。腹下部及底部饰麻点纹(方格状)。口径10.3、高10.7厘米(图一，1)。

Ⅳ式：形态近似Aa型Ⅳ式。斜肩，腹向下急收，圈足变小，低而矮。M1∶22，郭家庄东南地出土。硬陶。肩部有两个对称的横穿耳。腹部拍印勾连雷纹。口径7.2、高6.8厘米(图二，10)。

图二 殷墟出土的硬陶、原始瓷(第四期晚段)

1、2.A型罐(F11∶64、F11∶46) 3.壶(F11∶50) 4.钵(F11∶62) 5.器盖(F10∶17) 6.Aa型Ⅳ式瓿(F11∶63) 7～9.豆(F11∶49、F11∶48、F11∶47) 10.Ab型Ⅳ式瓿(M1∶22) 11、12.D型罐(M1046∶34、M177∶6)(1～9为原始瓷，余为硬陶)

B型：广肩，肩部或有横穿耳。出土于殷墟王陵大墓HPKM1001和HPKM1567的盗坑中，皆为残片，经拼合可知为瓿的口沿至肩的部分(16)。原始瓷。浅灰色胎。侈口，弧肩。肩部偏上有一横穿耳，并饰多组弦纹，间有两周戳印纹带；肩部偏下饰多排“S”形纹，间有一周索状堆纹(图一，15)。

豆 均为原始瓷(17)。体形较小，豆盘腹较深，矮圈足。F11∶47，小屯北地出土。直口微侈，圆唇，豆盘下腹略鼓，圜底，圈足下部残。口沿下饰二周凹弦纹。青灰色胎，酱紫色釉极薄而匀。口径13.4、残高7.5厘米(图二，9)。F11∶48，小屯北地出土。形态、胎料、釉色、尺寸与F11∶47接近。口径11.5、残高7.5厘米(图二，8)。F11∶49，小屯北地出土。形态、胎料、尺寸近似F11∶47，但胎质不太坚硬，豆盘外壁有多道弦纹，釉呈黄褐色。口径12、残高7.5厘米(图二，7)。

壶 体形较小。F11∶50，小屯北地出土。原始瓷。敛口，鼓腹，矮圈足。上腹近口处有耳。浅灰色胎，深绿色釉浓淡不匀，有流釉痕。口径5.5、高15.5厘米(图二，3)。

钵 体形小。F11∶62，小屯北地出土。原始瓷。敛口，鼓腹，平底。土黄色胎，深绿色釉薄而匀。口径16、高12厘米(图二，4)。

罐 有硬陶、原始瓷。可分四型。

A型：侈口，斜沿，近折肩，平底。外壁局部饰小方格纹。M5∶1319，小屯北地妇好墓出土。硬陶。近褐色。扁体，斜折沿，短颈，凹圜底。口径4.5、高14.8厘米(图一，4)。F11∶46，小屯北地出土。原始瓷。沿极短。浅灰色胎，内外壁的上部均施深绿色釉，微泛黄，有流釉痕。口径13、高17.5厘米(图二，2)。F11∶64，小屯北地出土。原始瓷。肩部饰小方格纹，中间有一道弦纹。浅灰色胎，内外壁的上部均施浅绿色釉，泛黄，有流釉痕。口径23.8、高26.5厘米(图二，1)。

B型：折肩，尖圜底。GM907∶15，殷墟西区出土。硬陶。肩及以下饰绳纹。口径15、高28厘米(图一，10)。

C型：圆腹，平底。素面或饰小方格纹。M5∶319，小屯北地妇好墓出土。硬陶。表面灰白色。扁体，敛口，短沿直立，圆肩，平底。肩及以下饰席纹。口径9.7、高14.5厘米(图一，6)。M32∶4，刘家庄北地出土。硬陶。表面暗红色。沿面有一周凹槽，矮领，圆肩，肩部有三个小耳，凹圜底。颈部饰四周弦纹，肩及以下饰菱形雷纹。口径11.1、高15.7厘米(图一，7)。

D型：体形较小。圜底或小平底。饰小方格纹。M64∶8，大司空北地出土。硬陶。表面红褐色。直口，球状腹，上腹部贴有三个带状耳，凹底，薄胎。通体拍印小方格纹，上腹饰三道弦纹。口径10.2、高15.4厘米(图一，5)。M177∶6，郭家庄东南地出土。硬陶。浅灰色。扁腹。腹饰小方格纹。口径9.6、高9.6厘米(图二，12)。M1046∶34，刘家庄北地出土。硬陶。上部灰色，底部近褐色。扁腹，凹圜底。腹饰小方格纹。口径11.5、高9.5厘米(图二，11)。

器盖 F10∶17，小屯北地出土。原始瓷。近似倒扣的豆，圈钮顶部被刮平，盖壁微折。口外壁饰弦纹。青灰色胎，黄绿色釉。口径16.5、高7厘米(图二，5)。84XTM34，小屯西北地墓内出土。硬陶。浅灰色。喇叭形钮，微折壁。外壁饰四组弦纹，其中偏下两组的中间饰戳印纹。口径14.8、高6.4厘米(图一，16)。YH327，小屯北地出土。原始瓷。形态、纹饰与84XTM34相似。喇叭形钮，微折壁。外壁饰四组弦纹，其中偏下两组的中间饰戳印纹。口径27.8、高8.4厘米(图一，17)。

据上所述，可基本掌握殷墟商代硬陶、原始瓷和釉陶的特征，并可对其出土环境和功用等做进一步分析。

总的来看，殷墟这三类器物中，硬陶、原始瓷的数量相对略多，釉陶明显较少。硬陶、原始瓷的制作原料相近，除胎质硬而细腻外，胎色也浅，其中硬陶多为灰白色，原始瓷多为浅灰色。差别是前者直接使用原生料制作，胎质杂、粗糙，其中或有较大的石英颗粒，后者的胎料经过淘洗，胎质明显细腻，有的或加有细沙类掺合料；前者表面没有施釉，后者有釉。釉陶为普通黏土制作，器表施釉；但釉陶的胎色与本地普通陶器不同，呈紫红色，胎质更为细腻。

硬陶、原始瓷和釉陶有一些共同特征。三者的胎质明显比普通陶器硬，器壁也更薄，主要器类有瓿、豆、壶、钵、罐、器盖等，同一器类的演变轨迹一致，同一时期、不同材质的同类器物的形态几乎相同。器类大多为瓿，有大小两种形态，具有明确的时代特征，从深腹变为浅腹，从上腹很鼓到直腹再到腹向下急收。其次为罐，种类较多，形态多样，但各自不成系统，其他器类及其数量更少(见表一)。从殷墟第一期晚段到第四期早段，硬陶、原始瓷的器类主要为瓿，数量较多，同时期釉陶的器类也有瓿，其他器类很少，且数量更少。到殷墟第四期晚段，硬陶、原始瓷的器类明显增多，除原有的瓿、罐外，还有豆、壶、钵，其中罐的形态更多样化，豆的形态已接近西周早期同类器，但未见这个阶段的釉陶器。硬陶和原始瓷的纹饰也基本相同，有水波纹、席纹、小方格纹、戳印纹、云雷纹、弦纹等；釉陶纹饰少，仅见弦纹。施釉方面，从殷墟一期晚段到四期早段，原始瓷只在器表的口、肩等部位施釉，釉色比较统一，多为褐色，褐中微带绿；四期晚段，施釉部位扩展到器体中、下腹，有的器物如罐还在内壁口至中腹施釉，釉色也多样化，有淡绿、黄绿、深绿和酱紫等色。釉陶标本很少，所见釉色或呈酱紫色(局部近黑色)，或为铁灰色。

殷墟硬陶、原始瓷和釉陶的整体风格与可代表典型殷墟文化的普通陶器及青铜器差别明显，两者间同类器物的形态和演变轨迹没有可比性。后者流行的水波纹是前者几乎不见的；后者还有一定数量的小方格纹、戳印纹以及席纹，样式多不同于前者，只有云雷纹和弦纹是两者共见。这些情况显示两者基本属于两种文化风格。

硬陶、原始瓷和釉陶的出土环境及使用背景值得关注。在商代，这三类器物由于制作技术的局限还不能大量生产，它们在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发现明显较少。由于器体坚硬、吸水性低等优于普通陶器的特性，它们与青铜器等材质贵重的物品一样，在当时同样应属于贵重品。从出土环境看，殷墟硬陶、原始瓷和釉陶的出土单位有墓葬和祭祀坑、房址、灰坑、地层堆积以及墓葬的盗坑。其中性质明确的单位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墓葬及其附属的祭祀坑，如包括商王陵在内的贵族墓葬及其附属祭祀坑；一类是生产性场所，如制玉、铸铜、制陶作坊等，其中制玉作坊如小屯北地的F10、F11，铸铜作坊如孝民屯和苗圃北地的铸铜场所，制陶作坊如王裕口的制陶窑场，可见这些器物的出土场所是相对有限的。尽管如此，由于硬陶、原始瓷和釉陶有质地细腻、坚固耐用等优点，它们在当时被用于各种生产、生活场所应该是很正常的。

关于商代硬陶、原始瓷的使用功能、两者是否存在阶段性差别，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有研究者认为，早、中商时期印纹硬陶多见于居址中，可能作为实用器使用；晚商时期印纹硬陶多出土于高等级的墓葬或祭祀坑中而少见于居址，说明此时印纹硬陶的使用性质发生了变化，更多地作为随葬品使用，并有部分印纹硬陶与祭祀活动相关；原始瓷器则呈相反的发展趋势。早、中商时期，商文化在随葬品的选择上注重原始瓷器，而到了晚商时期更为重视印纹硬陶，这种变化发生在中、晚商之际(18)。我们认为，仅凭现在有限的资料，这种认识并不准确。首先，从出土环境看，商代的硬陶、原始瓷多见于都城等大中型遗址，小型村落遗址很少发现。从出土硬陶和原始瓷相对多的殷墟遗址看，墓葬、祭祀坑和其他场所(居住址、手工业作坊)出土的硬陶和原始瓷的数量，两者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形。至于早、中商时期商墓随葬品始注重选择原始瓷器而晚商重视印纹硬陶之说，更无证据。从中国古代陶瓷发展进程的角度看，商人会更青睐比硬陶更好用的原始瓷或许是更正常不过的事。以功能论，不论它们出土于什么性质的遗迹，都属于实用器。即便出现在墓葬中，也是首先作为墓主生前的生活用具来用的，只是死后放入墓中而已，而不是作为随葬冥器来使用的。

总之，尽管殷墟硬陶、原始瓷和釉陶的出土数量比较少，但三者作为密切关联的一个整体，在殷墟文化中具有独特地位。

包括殷墟等遗址在内的中原和北方地区出土的商周时期原始瓷的来源，引人关注。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中发现带青灰色透明釉的豆和罐类“瓷片”(19)，化学成分与北方青瓷差别很大，但与浙江一带原始的吴越青瓷非常接近(20)；夏鼐先生从出土数量、器物类别、传承关系等多方面分析，推断它们是在南方烧造的(21)。

商代的硬陶和原始瓷以南方地区的湖南湘江下游、江西赣江流域、浙江湖州和德清境内的东苕溪流域的发现引人关注。其中湘江下游多个商代遗址如岳阳费家河(22)、易家山和老鸦州(23)、对门山(24)、温家山(25)、汨罗玉笥山(26)等皆发现有硬陶，尤其是这一带的硬陶瓿数量多，且与殷墟所出大多相似。1973年以来，对江西吴城商代遗址进行的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较多的硬陶和原始瓷器，尤其是发现了为数较多的窑址，窑内还有硬陶片和原始瓷片，可知此处是商代硬陶、原始瓷的重要产地(27)。2010年，在浙江湖州、德清境内的东苕溪流域发现有商代原始瓷窑址(28)。学界已对包括吴城等遗址在内的商周时期硬陶和原始瓷的许多标本做了检测分析(29)。迄今所见，吴城遗址所在的江西赣江流域以及浙江一带，硬陶和原始瓷的发现比较普遍，出土数量也远超中原和北方地区，而且出现时间比较早。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商周时期中原和北方地区出土的硬陶、原始瓷应是在南方生产的(30)。但也有学者认为河南的原始瓷是本地烧制的(31)，现在仍有赞同此说者(32)。还有研究者对多地商周原始瓷和硬陶标本进行测试，认为检测数据不支持中国北方的商代原始瓷来源于南方的观点，中国古代的原始瓷或有多个产地(33)。

我们认为，关于商代中原和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来源的讨论中，北方生产说有一系列难以解释的地方，而南方生产说的证据更为充分。下面从原料、技术、文化风格等方面做具体分析和讨论。

古人要制作硬陶和原始瓷，原料、技术条件满足后才有可能实现。原料是就地获取的，它不可能从异地甚至远距离运输而来；必需的技术条件是窑炉温度达到1200度左右，其中烧制原始瓷还需要突破制釉技术的难关。

硬陶和原始瓷的制作原料是一样的，在中国南北各地都有分布，但南、北方原料的化学组成有地区差异(34)。南方的浙江、江西、福建、江苏以及安徽南部盛产的瓷石类黏土，含SiO[,2]较高、Ai[,2]O[,3]较低，北方的河南、河北、陕西和山西等地多为二次沉积黏土(或称瓷土)，纯度高者接近纯高岭土，不纯者则含有或多或少的石英、云母、碳酸盐矿物和铁、钛等杂质，化学组成皆表现为含SiO[,2]较低、Ai[,2]O[,3]较高，并含有一定量的CaO。中国南北各地的瓷土类黏土早为古人所认识，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用以制作白陶器，商代后期是白陶高度发达的时期，西周及其以后就少见了；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常用以制作硬陶，商周时期更为流行，并开始制作原始瓷器。考察相关标本可知，包括殷墟在内的中原和北方商周时期硬陶、原始瓷的化学组成表现为高SiO[,2]、中Ai[,2]O[,3]、低熔剂RxOy(主要是Fe[,2]O[,3])的特点，这倒与南方产瓷石类黏土基本相似，而与北方地区瓷土的化学组成不同(35)。

陶瓷器的硬度与烧成温度为正相关关系，据此可了解窑炉的烧成温度和升温技术。对比殷墟的白陶、硬陶和原始瓷标本，可以发现白陶的胎质硬度接近普通陶器，远低于硬陶和原始瓷(36)。检测分析显示，殷墟白陶的烧成温度大致等同于普通陶器或略高(37)，但远没有达到硬陶的1100度和原始瓷的1200度。虽然白陶与硬陶、原始瓷的原料大致相同，但两者的成品在胎质上却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这一现象令人深思。我们知道，当时中原和北方地区具有成熟的烧制普通陶器的陶窑和温控技术，但这种陶窑的温度只可满足于生产普通陶器，还无法烧制原始瓷。在中原和北方地区迄今没有发现类似于南方地区生产硬陶、原始瓷的窑址。所以，在商代，中原和北方地区是否已掌握了烧制硬陶、原始瓷的窑炉技术等问题，尚需今后进一步探讨(38)。

我们注意到，殷墟存在一种陶器，器表为橙黄、红褐色，胎多为红褐色，质地在普通陶器里是最硬的，以往有些考古报告将这种陶器归入硬陶。由于这类陶器的胎料以本地最常见的黄土制作，与学界公认的以瓷土为原料的硬陶明显不同，所以不宜将它们归入硬陶。这类陶器有一些显著特征，如器类形态明显与硬陶和原始瓷的同类器形态相似，常见的也是瓿，也有器盖，纹饰也是硬陶-原始瓷系常见的水波纹、戳印纹、小方格纹，而与本地普通陶器、青铜器的装饰风格大异其趣；器胎明显较厚，装饰也较粗糙，没有施釉，明显是硬陶和原始瓷的仿制品。如果殷墟时期本地尝试制作原始瓷，那这些仿制原始瓷的陶器没有施釉也是解释不通的。这些情况是否反映了当时在中原和北方地区还没有掌握釉料配制技术呢？

如前所述，殷墟的硬陶、原始瓷和釉陶与本地最常见的普通陶器、青铜器明显属两种文化风格，显示前者可能是外来文化因素，即这类产品应是从商文化以外地区传输或仿制而来的。尤其是前者的装饰风格与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一带商周时期青铜文化非常相似，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它们从南方输入的可能性。

图三 殷墟出土白陶

1、2.豆(YM388、YM331) 3、5.罍(YM331、传安阳出土) 4.瓿(HPKM1001盗坑) 6.盘(HPKM1001盗坑) 7.器盖(HPKM1001盗坑) 8.壶(HPKM1567盗坑) 9.簋(M260∶01)

此外，对殷墟白陶的研究也有助于探讨殷墟原始瓷的来源问题。殷墟白陶的数量和种类都较丰富，常见的器类有簋、豆、爵、觯、盂、壶、瓿、罍、罐、大口尊和埙等(39)(图三)，制作相当精致，胎质纯净，白而细腻，质感远胜于普通陶器。殷墟的白陶与本地常见的普通陶器、青铜器有很强的可比性，形态与殷墟发达的青铜器非常相似，器表或刻有青铜器上常见的饕餮纹、夔纹、云雷纹、弦纹等精美花纹；有些与普通陶器也非常相似，器体或饰绳纹、弦纹。毫无疑问，殷墟白陶是本地制作的，绝大多数器类也是仿制于青铜器和普通陶器，殷墟白陶的化学组成也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瓷土相同(40)。如果殷墟的硬陶、原始瓷和釉陶同样是本地生产的，为何比白陶的数量明显少、器物风格与典型殷墟文化风格的青铜器、普通陶器相去甚远？

总之，商代的中原和北方地区，即使像殷墟这种大型都邑，当时是否解决了可烧制原始瓷的窑炉升温技术和制釉配料技术，令人怀疑。同时，殷墟的白陶与硬陶、原始瓷、釉陶在胎质、烧制温度、化学组成、文化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也是对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原始瓷为本地生产说的否定。

综上分析，结合陶瓷史专家的研究成果，我们赞同包括殷墟在内的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商代原始瓷产自南方说。要追溯殷墟原始瓷的来源，首先要关注的地区应该是湖南湘江下游地区，以及江西赣江流域以吴城遗址为中心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多地的商周硬陶和原始瓷标本作了检测分析，推断从商代早期至商代晚期，吴城一带一直是殷商都城贵族原始瓷的主要供应地(41)。“殷墟75组”(42)(属于帝乙、帝辛时期的标本)显示，到殷墟第四期，这一情况有了改变，原始瓷的供应源可能有两处，这个推论的确需要引起注意。如前文总结殷墟硬陶、原始瓷和釉陶特征时所述，它们明显存在阶段性差异，其中殷墟第一期晚段至第四期早段特征一致，到殷墟第四期晚段，在器类、釉色等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与有关检测分析结果一致，今后需对此寻找更多证据，并进一步深化认识。

注释：

①a.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3期；《原始瓷的形成和发展》，见《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b.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第三章第69～80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James Stoltman、荆志淳、唐际根、George(Rip)Rapp：《商代陶器生产——殷墟、洹北商城出土陶器的岩相学分析》，见《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③a.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见《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28～24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④对以殷墟遗址为核心的殷墟文化的分期，以邹衡、郑振香两位先生的分期体系为代表。参见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郑振香：《论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见《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两种分期的序列完全一致，只是各段到期的分合略有差异，如果有典型资料，两种分期体系当可统一。由于殷墟正式的考古报告采用郑振香先生的分期体系，所以本文所指期、段同于郑振香先生的分期标准。

⑤a.《侯家庄·1001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b.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等：《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⑥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82～1984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⑦a.同③a。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4～2005年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的勘探和发掘》，《考古学报》2009年第2期。

⑧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第10期。

⑨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市梯家口村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1期。

⑩a.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1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孝民屯》(第2卷)，文物出版社，2016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商代墓葬1989～1990年的发掘》，《考古》2009年第9期。

(12)a.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83～198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墓葬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13)同⑥a，第132页。

(14)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拾贰，295G，见《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

(15)《殷墟出土器物选粹》第281页，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

(16)同⑤a，第353页。

(17)《殷墟出土器物选粹》第282页，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还有1件豆表面有褐色釉，说明文字称之为釉陶。由于对此豆的胎料未做介绍，是否为釉陶还不清楚，这里暂不讨论。

(18)黎海超：《黄河流域商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研究》，《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3期。

(1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55～1957年陕西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

(20)周仁、李家治、郑永圃：《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陶瓷碎片的研究》，《考古》1960年第9期。

(21)参见(20)文后按语。

(22)湖南省博物馆、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岳阳市文管所：《湖南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窑址的探掘》，《考古》1985年第1期。

(23)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岳阳县文物管理所：《岳阳县筻口镇易家山商代与东周墓发掘报告》，见《巴陵古文化探索》，华夏出版社，2003年。

(24)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岳阳县对门山商代遗址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6集，《求索》增刊，1994年。

(25)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阳县温家山商代墓群发掘简报》，见《巴陵古文化探索》，华夏出版社，2003年。

(26)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汨罗市玉笥山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见《巴陵古文化探索》，华夏出版社，2003年。

(2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2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德清县博物馆：《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考古》2011年第7期。

(29)a.罗宏杰、李家治、高力明：《北方出土原始瓷烧造地区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96年第3期。

b.陈铁梅、Ra、荆志淳、何驽：《中子活化分析对商时期原始瓷产地的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

c.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

(30)a.李家治：《原始瓷的形成和发展》，见《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b.同(29)。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第156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31)安金槐：《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文物》1960年第8、9期；《对于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考古》1978年第3期。

(32)孙新民、孙锦：《河南地区出土原始瓷的初步研究》，见《东方博物》(第二十九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33)朱剑等：《商周原始瓷产地的再分析》，《南方文物》2004年第1期。

(34)同(29)c，第110页。

(35)a.廖根深：《中原商代印纹陶、原始瓷烧造地区的探讨》，《考古》1993年第10期。

b.同(34)。

(36)a.同③a，表29。

b.李济：《李济文集》(3)第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7)申斌：《殷代白陶的物理研究结果》，《殷都学刊》1991年第3期。

(38)廖根深认为，北方地区沉积黏土中挖筑的陶窑，由于窑室周围的土中钛含量较高，窑室所能承受的温度充其量也只能在1000度左右，这类窑只能烧制普通陶器，不能烧制印纹陶和原始瓷。这种认识恐怕也是片面的，因为考古所见商周时期的大量陶窑，还没发现烧塌的情形。参见(35)a。

(39)a.李济：《殷墟白陶发展之程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1957年。

b.同③b。

(40)a.同③a，表10。

c.同(35)a。

(41)同(29)b。

(42)陈铁梅、Ra、荆志淳：《商周时期原始瓷的中子活化分析及相关问题讨论》，《考古》2003年第7期。

《考古》(京)2016年第20168期

牛世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