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年唐朝专题之从关中本位到关洛双子星：唐朝两都制形成的前世今生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王朝之一，文治武功都有不俗的表现。

作为为数不多不修长城的朝代，自信开放的大唐气象一直为众多古史爱好者所津津乐道。唐朝的建立可以说是继承隋朝的基本盘，无论疆域、制度乃至文化面貌上，唐对隋都是承袭居多，甚至国都的设置也是一样，均是长安、洛阳双子星的配置。

唐朝两都制的形成也是有一个过程，并不是一贯而终的。初唐以关中为本位，到盛唐早期开始构建两都制的格局，至盛唐中晚期的唐高宗到唐玄宗时期，唐廷在长安、洛阳之间摇摆数十次，标志着两都制格局已经成熟。这种格局的形成有局势（政治）、经济、文化（正统观）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就以盛唐前期（以武则天为界）两都制形成过程为例，探究两京（长安、洛阳）地位的变迁史。

初唐：长安主，洛阳辅

公元618-657年，长安为单一政治中心

初唐的帝国中心在长安，是有历史原因的。这要从隋炀帝讲起，隋朝立国之初以大兴（长安）为国都，到了隋文帝后期，关中地狭，不能承载一个庞大帝国国都的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了，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发生的一次关中饥荒，就导致隋朝朝廷都不得不『就食洛阳』。非战争情况下，举朝迁徙就食，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遭。目睹这一切的隋炀帝，肯定是痛定思痛的，十年之后，刚刚即位的隋炀帝就立即下诏『修治洛阳还晋家』，在原来的汉魏洛阳城西30里外，又修建了一座新的洛阳城。要知道隋文帝时期就已经在原来的汉长安城南，修建了一座新的大兴城，前后20年连续修建两座超级都城，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头一回，可见隋炀帝将政治中心东移的坚定决心。

隋朝立国前20年内，两位帝王分别建了一座超级都城，这是史无前例的。两座都城建设的目的并不相同

以东都洛阳为帝国中心经略天下的策略是隋炀帝一手树立起来的，这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详细原因参见：隋炀帝的速胜心魔，滥用“减档加速”手法，超负荷运转国家机器 中的描述。所以到了隋唐交替之际，东都洛阳是群雄涿鹿的战场，在中原乱成一锅粥的时候，李渊就选择了更易防守的关中地区，急袭长安，并以此根据地建立了唐朝。等到李世民等一干唐朝将领收复洛阳的时候，已经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了。唐军占领洛阳后废隋东都、设洛州，洛阳沦为一般州县治所，这种做法颇有些泄愤的意味，因为唐军在洛阳与王世充对峙一年多，始终无法攻克城墙坚固的东都城，最终还是王世充投降才拔掉这颗顽固的“智齿”，所以废东都与烧洛阳紫微宫则天门、乾阳殿颇含感情色彩。故唐朝立国之初以长安为根据地也是历史的选择与局势所致。

唐初立国长安是历史选择和局势使然。

京号变迁：长安称京城。《唐会要·关内道》：“京兆府，武德已来称京城。开元元年十二月三日，称西京。”

唐朝立国初年，唐据长安，昔日的隋东都洛阳还在王世充手里。唐初的关中本位，也是局势使然。

633年开始，洛阳的地位逐渐提升

到了唐太宗时期，洛阳的历史地位开始渐渐提高。洛阳是当年李世民与王世充麝战几年的地方，在与太子李建成争位的时候，洛阳也几乎要成为李世民的『分都』之地，可以说洛阳与李世民有着很深的缘分，在李世民崛起过程中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在唐朝内政外交稳定之后，洛阳因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地位，开始逐渐被唐廷所重视，洛阳的建制地位渐渐提高：

• 公元621年废东都，622年设洛州大总管府；624年改为大都督府；
• 贞观六年（633年）改洛阳为洛阳宫，在建制上提高了洛阳的地位；
• 贞观十年（636年）废洛州大都督府，置河南道，治洛阳，辖20个州，196个县。

从上面洛阳建制的变化能看到一个明显的时间节点，那就是633年，因为就在3年前唐军在与突厥的决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初唐，唐朝最大的“矛盾”不是内政，而是外患。雄踞西北方草原的突厥不断侵扰唐王朝，给唐政权的稳定带来极大的困扰。但到了公元630年，唐朝与突厥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唐军在阴山之战中彻底击败了东突厥汗国，并俘虏了颉利可汗。从此唐朝主要国策重心从西北草原转为安抚东方的广大领土和着手对东北方高丽的战事。

洛阳是汉丝绸之路、隋大运河、明清万里茶道的交汇点。足以体现洛阳在古代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所以这个时候洛阳做为隋朝东都，因雄居中原，是四方辐辏之地又是丝绸之路与大运河的交汇之地，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于是在633年唐太宗设洛阳宫、636年设河南道、637年二月唐太宗更是亲自东巡洛阳。之后的641年、644年，唐太宗又再次驻跸洛阳两年。至此，洛阳在唐朝的地位开始转变，唐太宗后期其实已经开始仿照隋朝的格局，以长安、洛阳两京的模式来经略天下了。

从被废东都到重新置洛阳宫、河南道，前后仅仅历时10年左右，洛阳的建制规格就被明显拔高，洛阳辖下的河南道领196个县，与关内道、河东道并称全国三大监察区。其中在洛阳（河南道）、关中道、河东下辖的军府（亦称折冲府）占全国的80%以上，形成了一个以长安为中心、洛阳与河东为左右拱卫的军事分布网。

从被废东都到重新置洛阳宫、河南道，前后仅仅历时10年左右，洛阳的建制规格就被明显拔高

总而言之，在唐朝初年，唐廷立国未稳，稳定边患是首要国策，此时基本上是一都制的格局，长安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在唐对突厥战事发生根本性逆转之后，唐廷的中心向内政倾斜，此时洛阳的重要性渐渐凸显，并被唐太宗作为抚镇东方的重要基地。

太宗时期洛阳地位渐渐被拔高，是唐帝国内政外交局势所变使然；

京号变迁：长安称京城；洛阳称洛阳宫。《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东都，隋置，武德四年废。贞观六年号洛阳宫，显庆二年曰东都。

盛唐：摇摆政府的两都制正式形成

盛唐前期：双子星两都制

到了唐高宗时期，关中本位制度开始渐渐动摇，其原因是经过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发展，唐朝的对内对外战略以及人口规模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唐朝初年，唐廷政局未稳，关中靠近攻防突厥的前线，有利于统筹决策，这是关中本位的“一都制”能顺利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是隋炀帝时期五六千万的人口，经过了隋末战争，到唐初仅剩900万左右，所以唐太宗完全不用为粮食发愁，关中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但到了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时，人口已经翻了一番，回升到了1900万。到唐高宗时期人口进一步增加，关中已经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供应日益庞大的长安人口，隋文帝时期就食洛阳的一幕，眼看着就要重演。

《隋书-帝纪第二》：“（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颁布《建东都诏》，宫室齐备的洛阳被提升为大唐帝国的东都，并亲自率领百官到东都，三省六部等朝廷重要部门都在洛阳设有，东都洛阳的规格与西京长安实无二异，至此大唐帝国正式开启了两都制的建都模式。

《旧唐书·地理志》：“今洛都之制，上自宫殿楼观，下及百辟之司，与西京无异。銮舆之至也，虽厮役之贱，必归其所理也。”

隋东都城规划吸取了大兴城的教训，不仅建设的及其华丽，而且依城而建的帝国粮仓汇集天下之粮，保证都城供应

东都洛阳有隋炀帝留下的两个宝贵的遗产：华丽的东都城阙和殷实的帝国粮仓。有隋唐两代，朝廷移都洛阳期间，无论年景如何，朝廷从未因粮食问题而发愁，在洛阳紫微宫城北唐代第一仓含嘉仓与隋代第一仓回洛仓依次排列，粮食取用不竭，相比之下每年三百万石粮食缺口的关中，要养活庞大的人口实在捉襟见肘。作为丝绸之路与大运河的交汇之处，东都洛阳西临关河之险、东拥虎牢之固、北控幽燕、南通江淮，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简直就是天然的都城，这是洛阳在盛唐时期被升格为东都的重要原因之一。

盛唐重新立洛阳为东都，是经济形势使然。

京号变迁：长安称京城、西京；洛阳称东都。《资治通鉴·唐纪十六》：“显庆二年（657年）丁卯，以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

《建东都诏》：“二京之盛，其来自昔。此都中兹宇宙，通赋贡於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於万国，置槷之规犹勤，测圭之地载革，岂得宅帝之乡，独称都於四塞；来王之邑，匪建国於三川。宜改洛阳宫为东都。上栋下宇，彼劳昔以难前；广厦高台，我名今而改后。仍兹旧贯，式表宸居。”

总之，唐朝从立国之初的关中本位，到盛唐前期两都制形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京号变迁上看，长安一直称京城、西京，洛阳从唐初的被废东都无京号，变为洛阳宫、东都。各阶段，唐廷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唐初唐高祖李渊直取长安，一是地利，起兵之地离长安近；二是历史原因，关中本就是关陇贵族的发祥地，立足关中能得到关陇集团的支持；三是局势使然，关中以东的广大地区被各方势力割据，尤其是洛阳，唐高祖武德四年才攻陷。唐太宗则延续了高祖时期关中本位的策略，但面对的问题又不一样了，大唐立足未稳又有西北突厥边患，以关中为本位，可以很便利地动员军事力量打击突厥。到太宗后期，突厥边患解决后，太宗开始将重心转移到东方和北方，这时洛阳因地位重要，再次被太宗所重视。到唐高宗时期，唐边境安稳，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唐朝人口剧增，单靠长安已经不能供养庞大的帝国机构了，所以此时唐朝面对的是经济和文化上的考量，设东都，以两都制双子星的模式经略全国，是历史发展必然，也是局势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