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经济方式，干货看这篇!「散文高潮线」董元奔‖漫谈管仲的经济政策

董元本：谈谈关中的经济政策。

原版/东原本

(观众赔偿)

经济是一个国家各方面强大的基础和主要标杆，所谓军事强国首先应该是经济强国。

但是，经济强国并不一定是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富裕，我认为，经济强国有绝对和相对之别。所谓绝对的经济强国，是指该国不仅老百姓生活富裕，国库也非常有盈余，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群众拥护政府，社会安定，政府也有强大的经济能力发展军事力量和进一步改善民生。所谓相对的经济强国，是指虽然老百姓的日子不太富裕，但是，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国家凭借这种经济力量可以实现一定的军事抱负，而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就要在初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大力开展社会理想教育。相对的经济强国只要基本上保持社会稳定，最终都会成为绝对经济强国。

相对经济强国本来都是弱国，往往是因为诸如军事方面的国际压力和民生方面的国内压力才促使弱国当局实行改革，这样的弱国必须出现一个旷世的经国之人才可能实现改革的成功，改革成功的标志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虽然远不及绝对经济强国的人民生活），国家的经济实力极大增强，国家可以支配的经济总量接近绝对经济强国或者超过绝对经济强国。

春秋五霸是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因争夺霸权而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但是，相继出现的春秋五霸并不都是绝对经济强国。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铁器已经取代青铜器，农业生产开始做到精耕细作，水力资源丰富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经济发达地区，楚国的老百姓应该是当时各国中最富裕的。齐桓公之所以最先确立春秋霸主的地位，根本原因在于他通过丞相管仲实行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新的政策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向楚国的老百姓靠近了一些，更使国君自己掌握了大量的超过楚国国君的可以自由支配的经济资源，从而能够大力发展军事，并最终打败诸侯国赢得各国的尊重。

管仲的许多经济政策至今都对我们深有启迪。

首先，管仲是第一个提倡盐铁国有化政策的政治家。

食盐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控制食盐的分配，其重要性甚至超过粮食，因为粮食哪里都有，老百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是，食盐的产地却非常有局限性，它主要分布在海边，这种局限性导致了食盐成为商周时期商人经营活动中规模最大的商品，盐商都是大商人，盐商几乎是那个时期甚至一直到近代商人的代名词。古代盐商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老百姓的生活却受到极大影响，在很多时候，食盐的价格远远超过粮食，这使得本来国家和老百姓的经济水平就不够高的国家显得很不稳定。

春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相对于楚国还很落后的齐国，食盐的私有化经营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稳定，而国库的空虚也使得国家没有能力发展军事以应对西边和南边诸侯国的威胁。管仲提出食盐经营国有化是个一箭双雕的政策。

我们知道，齐国是靠近黄海的大国，海边盛产食盐，其食盐不仅是国内民生的根本，也是各个诸侯国食盐的主要来源地，食盐在那个历史时期就像今天的石油一样左右着国家的发展，而齐国是个坐落于盐滩上的国家。国家实行食盐国有化，不仅可以把各国到齐国走私的盐商的巨大收益收归齐国国君所有，还钳制了各国的经济命脉。

齐国通过食盐国有化控制如今天石油般的这种民生与战略资源，但是，齐国并不是今天的波斯湾，今天的波斯湾国家除了石油不再有先进的武器更别说核武器了，海湾国家固然富裕却仍然不能成为军事强国，春秋时期的齐国除了控制食盐，还实行铁矿开采和冶铁作业的国有化，铁的国有化是食盐国有化向军事方面的转化。

商朝是青铜器时代，青铜器取代石器、骨器，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青铜器终究硬度不够，无法适应周朝时期人口增多、土地深耕的需要，更无法适应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争霸战争的需要。历史和社会的的需要推动了冶铁业的产生和发展。冶铁业在商末周初就已经零星出现，到春秋五霸时期已经有很大发展，但基本上一直都是私人经营或私人联合经营。铁铲、铁锄、铁镰等铁制生产工具的推广不仅成为农业生产跨越式发展的根本条件，铁矛、铁剑、铁箭更是战争中锐利的武器。私人或即使是私人联合，在经济投入能力、生产组织能力和产品销售能力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不利于产业的扩大、技术的进步，也不利于产品的迅速推广。在齐国，管仲通过食盐国有化大大提升了国家经济实力，有钱好办事，管仲以国家力量大量开采铁矿和发展冶铁业，其规模、质量和销售都大大超过过去私人的作为，铁制生产工具和铁制武器得以大批量生产，这极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更新，强化了军队的战斗力。

齐桓公称霸离不开管仲的以国计民生为原则的盐铁国有化措施，而盐铁国有化特别是食盐国有化政策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

其次，管仲是第一个明确实行行业分工的政治家。

在商周时期，官员除了做官管理国家或地方，往往自己也经营农业生产或从事一些商业活动，农民（拥有一定量土地的自由民）在农业生产之余也会从事一些手工业或简单的商业活动，手工业者往往自己生产器皿自己买卖，有的还兼做一些农活，总之，那时候的士、农、工、商的行业特点虽然可以分得清，但是，人们在从事这些行业时却是混杂的，社会没有形成很明确的行业分工，这自然影响了各个行业的发展，也影响了老百姓生活水平和国家整体经济的提高。管仲在齐国适时的提出了行业分工的要求，并切实实行了相关政策。

《管子•小匡》中管仲和齐桓公关于四民分工的一段对话，开创了我国思想史上社会分工理论的先河。管仲不仅将齐国人民分为明确的四类人：士、农、工、商，还规定：四类人分类集中居住，四类人世代承袭自己的本职不得迁徙。这两条规定很有意义。

分类集中居住，对于士人官僚阶层来说，有利于国君对统治集团的集权管理；对于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有利于实行社会化作业；对于商人来说，有利于商业信息的分享和商业具体内容的再分工；对于各个类别的人群来说，还有利于经验的交流和总结。这种模式在今天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城市和农村的分别其实就是大的人类分类居住；而城市中商业街、工业园、科技园、行政区等不同街区的划分，农村粮农、果农、菜农、养殖户等的划分，则是更细的人的类别的分类居住。

行业的世袭规定，放在今天当然是荒谬的，也是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稳定的，但是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春秋时期却是天才的政策。人们世代从事固定的行业，技术和经验在家族中和一定的群体中代代相传，越传越进步；而人们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便安心学习自己的本行业，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的统治。今天，行业不再有世袭制，但是，世袭的现象还是存在的，比如一些教师的子女还从事教师行业，一些官员的子女长大后就要考公务员，而许许多多工人、农民的子女如果学业无成，大多数还是从事父辈的行业。

第三，管仲还是春秋时期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政治家。

管仲高度重视“国际”贸易，在吸引其他诸侯国的人来齐国投资兴业方面很会下功夫。

齐国对外商不重复征税，“征于关者，勿征于世；征于世者，勿征于关。”齐国对外商实行低税率，“五十而取一”，“关赋百取一”，有时候对某些商品还免税。《管子•霸形》所载“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是说关卡只检查而不收税，市场只登记而不收税。这甚至超越了当代一些国家对外来投资的“准国民”待遇。

管仲还非常优待外国客商，严禁齐国官员欺压或歧视外地客商。

管仲还出台了一些其他激励外商扩大投资的措施，如把外商投资额度的大小与政府对他们提供服务的档次挂钩。《管子•轻重乙》载：“一乘者有食，三乘者刍菽，五乘者有伍养”，意思是说，拉一车货到齐国的免费提供饮食，拉三车货到齐国的免费提供马的草料，拉五车货到齐国的政府给配备服务员。

管仲还有一个更“时尚”的富国政策，那就是通过奢侈消费拉动内需。

自从2008年全球爆发经济危机以来，各国特别是经济长期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出台了拉动内需的计划，国家投入四万亿元人民币用来加大国内投入和刺激国内消费，大幅度改善基础设施，鼓励人民群众从银行提出存款或从银行贷款进行消费，鼓励家电下乡、汽车下乡。这些措施不仅确保了中国经济2009年“保八”的增长目标，此后还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在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持续数年达到10℅，之后放缓也未跌破6,7％。

其实，这种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办法早在管仲那时候就实行了，而且管仲实行得还非常主动和自觉。管仲在实行扩大内需政策的时候，齐国的出口型经济仍然是非常发达的，管仲实行的是出口型经济和内需型经济模式并重的措施，并且他使这两种形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他使齐国贸易用两条腿走路。在《管子•事语》中，他说：“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郡材不散。”他在《管子•乘马数》中又说：“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可见，管仲把修筑华丽的宫殿作为为各地销售物资和调整全国经济的一项对策。在《管子•侈靡》中，管仲将奢侈消费发展经济的理论推至极致，他说，鸡蛋要在蛋壳上先画上图案再煮了吃，柴火要先雕刻美丽的艺术品再用以烧火。

当然，能够进行奢侈消费的毕竟只能是贵族阶级，管仲通过鼓励贵族高消费既促进了生产发展了经济，又实现了“富者散资于民”的稳定社会的目的。

（管仲与鲍叔牙）

管仲具体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措施还有许多，但是总的来说，他是优先扩大国库的经济规模，同时又关注民生，两者结合达到强化统治基础和扩大国家综合竞争力的目的。后世人们常常把管仲、乐毅并称，强调其军事才能，诸葛亮所谓自比管仲，也主要是指军事战略和战术方面。当我们分析了管仲的经济治国策略，我们就发现，管仲的才能首先是经济上的，然后才是军事上的。后人编选的《管子》一书记录了管仲的言论，全书共24卷，85篇，内容丰富，包含道、名、法各家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少见的经济著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然而，从管仲之后中国漫长历史时期中的经济政策来看，政治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大都没有认真看《管子》这本书。这是中国古人的遗憾，还是管仲的遗憾呢？

（责任编辑：董尧 霜婵）

【作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江苏宿迁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知名辅导工作者，两次被省教育厅作为机关杂志封面人物进行报道。曾参与《江苏教育年鉴》部分内容撰写，但学业主攻古典文学及泛传统文化，已发表文学论文、文化随笔、诗歌等数十万字，曾有个人诗集。诗文多次获得各类奖项，比如论文《教育欠发达地区人才培养策略》获2003年《人民日报》社征文比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