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灭亡后的几个世纪里，到处都是混乱无序的景象。王国不断变化，所有的统治时间都不长。
战争和游牧部落的侵袭使中国北方人口锐减。到公元5世纪中期,长安和洛阳—古典中国的中心地区由于军队的大肆掠夺而遭到了全面的破坏。然而,在政治运动的不平静的表面,也发生一些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变化。首先,游牧民族快速适应了中国的环境。他们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开建立了定居点。他们与汉族人通婚,采纳汉人的姓氏,穿汉服,享用汉族人的食物,遵循汉族的风俗习惯。有些人还受到正规的汉人教育,对汉人的哲学和文学非常精通。一句话,游牧民族很快被汉化了,几个世纪之后,游牧民族和汉人祖先之间的区别越来越不明显。游牧民族的这种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一个新的王朝能够在中国北方重建中央集权的帝国。
其次,随着政治秩序的分解,儒家传统丧失了可信性。战国时期,孔子及其早期弟子最初的目的是找到某种方法使国家从纷乱走向稳定。只要孔子的方法和原则对维持秩序有益,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就会尊崇儒家传统。汉朝灭亡以后,儒教似乎与此无关了。
一些曾经笃信儒家价值观念的人转而向道教和佛教求救。同在战国时期一样,道教再一次为在纷乱的世界中寻找平静提供了一条道路。最初,道教只是一个思辨的哲学派别,对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非常有吸引力。汉朝灭亡之后,它不再是一种哲学思想,而是增加了更多的宗教性。道教不仅向那些遵守教义和履行仪式的人许诺了得救,而且还用香料、草药调制长生不老药。道教在被战争和疾病困扰的人群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同时也因为儒教的竞争力大大减弱,所以道教远比从前更为流行。
对中国文化史来说,比道教更为重要的是佛教。直到大约公元4世纪,佛教仍然主要是那些在中国的外国商人的信仰,对中国本土居民很少有吸引力。然而,汉朝灭亡后,佛教得到了迁移到中国北方的游牧部落的大力支持,这些人在中亚时就长期信仰佛教。与此同时,由于传教士的努力,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也开始吸引中国本土居民中的追随者。实际上,在公元4世纪到6世纪之间,佛教在中国得到了确立。公元6世纪,当中央集权的帝国出现时,佛教为恢复统一的政治局势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齐格勒《新全球史》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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