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 隋朝统一全国的原因和意义我想说为什么说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

公元前232年，历史上带头统一印度阿育王的阿育王，仅用了11年的时间，秦始皇嬴政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他们开创的帝国与西方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等一起，标志着人类文明从诸侯城时代向帝国时代的转变。

阿育王死后印度孔雀王朝就四分五裂了，秦始皇死后秦帝国也迅速走向二世而亡，然而由秦所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却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下来。

《三国演义》在开篇提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秦统一之后的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分裂：秦朝末年各路割据势力群雄并起，后来西楚霸王项羽分封了18个诸侯国。本来秦统一之前函谷关以东地区只有六国，项羽却分出了18路诸侯王（加上他自己就是19个）。很多原本属于一个诸侯国的在这时被分成了好几个。这一时期的中国很显然是“分裂"的。

在秦朝末年重新走向分裂的华夏大地在经过楚汉相争之后又复归于汉。在汉室江山传承的四百余年间曾经历过王莽篡权以及绿林、赤眉起义等事件，所以在两汉之交也曾一度出现过短暂的分裂时期。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起义直接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各路地方割据势力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群雄并起，而东汉朝廷实际上已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三国时期。三国时代之后西晋王朝只维持了三十余年的短暂统一就在五胡乱华的冲击下走向了崩溃。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才终结了持续三百年左右的大分裂大动荡。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并非没经历过分裂，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这点我们不妨与隔壁的印度进行对比——分裂在那里实际上是一种常态化现象。

事实上在近代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只是一种地理文化上的概念，而并不是指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时至今日印度仍被誉为人种、语言、宗教的博物馆：印度仅官方语言就有14种，各种民族方言更是不计其数。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锡克教......几乎凡是只要世界上有的宗教都能在印度找到身影，甚至一些在世界其他地区已不复存在的远古宗教也能在印度找到遗存。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江南、岭南地区曾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他们分布在今天的江苏、上海、浙江、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内。越族内部又分为于越、扬越、瓯越、闽越、南越、骆越等不同支系。事实上广东省的简称粤在古汉语中和越就是通用的，而今天的广东显然是以汉族人口居多的。如今的广东人也和中国其他地区使用着一模一样的方块字。

中国历史自秦汉大一统以来就一直存在一个特点：当王朝强大时对边疆领土的控制力就强，当王朝走下坡路时对边疆领土的控制力就弱，但中国并不像有些国家一样在强大的中央王朝崩溃后就彻底解体了。波斯、罗马等帝国一旦解体就成为了无法复原的碎片化状态。相比之下中国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分分合合的状态，而且每次分开之后再合一定比前一阶段的合在程度上更高、在力度上更强、持续更为稳固。

中华文明是一种高度早熟且发达的文明：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天下观。这种观念的形成其实比秦始皇更早。早在《诗经》中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战国七雄混战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统一，思想各异的诸子百家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基本统一的。事实上中华秦帝国的形成过程和波斯帝国、罗马帝国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秦国一直具有明确的混一天下的奋斗目标。

正是基于这一目标才使秦始皇嬴政得以奋六世之余烈；相比之下波斯、罗马的扩张是没明确目标的：大流士、奥古斯都等人都曾小心翼翼试探着帝国所能扩张到的最终界限。作为大一统思维的衍生物之一就是天下体系：在古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天子受命于天而治天下，而位于天下之中的地区称之为中国、华夏，位于周边的各民族则分别称之为戎、狄、蛮、夷。

既然天子受命于天而治天下，那么理论上天子的权力也理当覆盖到周边的戎、狄、蛮、夷。事实上秦始皇并没将吞并六国视为一统天下的终结，他一直在探索帝国疆界之外还有哪些神秘未知的世界。为此他征服了百越部族聚居的地区，打通了和西南地区的交流通道，甚至秦始皇巡游东海并遣方士徐福出海当真只是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吗？也许秦始皇此举是不是也暗含有探索海外世界的目标呢？

与此同时秦始皇也进行了一系列精细的操作以巩固统一。在今天陕西省秦汉新城附近的窑店镇矗立着一座平台，在秦始皇的年代这里正是他的统治中枢咸阳宫。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这里召开了一场重要的宫廷会议，而会议所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确立帝国的统治制度。如何管理统一的新生帝国对秦始皇而言是摆在面前的重大课题，因为他所统治的土地和人民已膨胀到了之前秦国的七倍。

这时很多人的思维观念仍停留在古老的分封制年代，所以丞相王绾率先上奏道：“如今六国臣服，天下一统。燕、齐、楚地处偏远，不如分封皇子为王以镇抚各地”。然而廷尉李斯表示反对道：“昔日周文王、周武王分封的同姓子弟很多，然而经过数代人后各国诸侯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开始疏远，各国为争夺利益而互相攻击犹如仇人，天子也无法阻止他们的行为。如今再行分封必留后患”。

最终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秦朝的地方行政机构分为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秦始皇在全国设置了36个郡。郡设守、尉、监（监御史）。郡守掌治其郡。郡尉辅佐郡守并典兵事。郡监掌监察事宜。郡之下设县。万户以上的县设令（县令），万户以下的县设长（县长）。县令、县长领有县丞、县尉及其他属员。县令、县长主要管政务，县尉掌握军事，县丞掌管司法。

战国时期列国的度量衡和货币制度均存在较大差异。秦始皇以原来秦国的度、量、衡为单位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秦王朝在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加刻诏书铭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到全国。凡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在田制上秦王朝规定6步（合今230厘米）为尺，240步为一亩。在此之后这一亩制被沿用千年而不变。

在币制方面以原来秦国的半两钱作为统一帝国的货币，原来六国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得再充当货币。同时铸币权被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严惩私人铸币的行为。战国时期列国的文字也不统一，秦始皇为此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李斯以战国时期秦人通用的大篆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从而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

这种文字被称为“秦篆”（又名“小篆”）。秦篆成为了王朝法定的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此外一位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程邈在坐牢的10年期间对当时字体的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总结，从而创造出隶书这一字体。秦始皇得知程邈的事迹后将其释放并提拔为御史，隶书由此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中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从而最终实现了举国“书同文”的目标。秦始皇还下令修建从首都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同时把全国的马车车轴距离定为以六尺为制。这就使秦始皇巩固帝国统一的又一重大举措“车同轨”。秦始皇深知要巩固帝国的统一就必须加强帝国各地之间的交通联系。

从公元前222年起秦始皇开始大幅修筑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驰道。这是一种类似现代的高速公路的道路。在统一车距的同时全国各地的驰道宽度也被统一为五十步。秦王朝著名的驰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秦栈道、西方道及秦直道。驰道的修建使原秦国故地与六国旧地之间的交通联系大大加强，从而强化了帝国对各地的控制力度。

中国由此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实现文字、货币、交通等经济文化各方面全方位统一的国家；相比之下波斯、罗马等帝国主要是靠强大的国家军事机器维系统一。用国家军事机器维系的统一要求统治者必须始终掌握强有力的军事机器，所以波斯、罗马等帝国一旦衰弱之后就走向了分裂瓦解。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国家军事机器衰弱的情况，所以才会有魏晋南北朝这样的分裂状态。

然而中国的统一并非单纯依赖国家军事机器来维系。中国的统一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统一。即使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其实也在孕育下次大一统的种子。秦汉以后的中国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时间的分裂动荡时期，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南方地区得到了第一次大规模开发建设，也是在这一时期汉民族与匈奴、鲜卑以及西域、南方等地的民族加深了融合。

在我们的传统史书中这些经济民生发展、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内容往往被埋没在对王朝政治变迁的叙述中，然而恰恰正是这些因素使华夏大地得以形成更为稳固的统一。事实上中华文明的进程存在一条从北方黄河流域不断向南方长江流域发展的历史脉络。夏、商、周三个早期王朝的统治中心均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直到秦始皇混一华夏之时如今的长江以南的地区还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

整个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极为缓慢的，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政权才对江南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也就是从这时起奠定了日后江南地区的发展基础。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的士族百姓纷纷南迁。经过东晋、南朝的开发建设之后到隋朝统一南北之时中国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已基本接近于北方。隋末唐初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只是基本接近于北方，如果真要比起来还是北方略占优势。

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夕南北方之间的人口比例已发展到一个关键点：一比一。安史之乱的爆发进一步导致中原人口的南迁，也就是在这时中国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安史之乱以后江南的扬州、四川的成都发展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工商业大都会，到了宋代南方经济就表现得更为强势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朝廷的赋税收入主要来自江南，历次科举考试中榜者也以江南士人最多。

历史上第一个振兴江南经济的正是三国时期的东吴政权。江南地区后来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正是在分裂的三国时期奠定了最早的基础。汉代长江以南的大城市只有吴、山阴等少数几个，到了三国时期江南增加了建业和武昌两座大城（南京和武汉作为大都会的历史由此开始），同一时期吴、会稽、山阴、江陵和夏口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大约在汉建安七年至建安八年间孙权开始推行屯田。

东吴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两种：设置典农校尉、典民都尉、屯田都尉等官职管理屯田事务。当时在如今的浙江境内开辟有海昌、上虞、新安等屯田区；通过在湖滩大规模开垦土地建立了毗陵、湖熟、溧阳、江乘、于湖、赭圻等屯田区；用南迁人口建造了金宝圩；在长江中游建立了浔阳、阳新、武昌、陆口、江陵、长沙沤口等10余处屯田区。这些措施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当时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而毗陵的屯田民则有男女数万口。三国时期东吴一方面大力招抚北方南来的人民，一方面加强与山越民族的交流融合。在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南迁的汉族百姓与长江及珠江流域的蛮、俚、僚等南方民族日渐融合，由此促成了江南、岭南等地的汉化，如今这些地区的人口已基本以汉族为主。当南迁的汉人与南方民族日渐融合之时从北方入主中原的鲜卑等游牧民族也在与汉族融合。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时代进行了全面的汉化改革，在隋唐之后鲜卑民族几乎是完全融入到了汉民族之中。如今的汉人中仍有一部分沿用着慕容、宇文、独孤等源自鲜卑民族的姓氏。事实上隋、唐两代的皇室均有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和隋炀帝杨广的母亲就是出自鲜卑独孤氏的亲姐妹，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出自鲜卑纥豆陵氏（后改汉姓窦氏），唐高宗李治的母亲出自鲜卑长孙氏。

由于中国在秦始皇时代完成了文字、货币、交通等经济文化各方面全方位的统一，所以中国就拥有了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稳固的统一基础。用国家军事机器维系的统一在国家政权衰弱之时就会难以维持，然而靠经济文化维系的统一实际上有着更为长远的生命力。秦朝灭亡后中国曾进入短暂的分裂时期，然而重新统一天下的汉朝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秦的制度。

经过两汉四百余年的统治之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模式在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尽管在此之后中国历史仍呈现分分合合的状态，然而即使在分裂的时期统一也是各路实力派人物的共同目标，同时这也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社会：当时的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影响很大，而统一的帝国在兴修水利、救灾救荒方面显然有更高的效率。

这种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才是使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能在中国始终延续的内在逻辑。自汉末黄巾起义到杨坚统一南陈之间的三百余年间人民群众为生存而自发展开了一系列开拓与融合。中国在隋唐时期的天下一统、开拓进取、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恰恰就是由这种开拓与融合所打下的基础。隋唐一统是之前三百余年分裂动荡的历史代价所换来的——这是中华民族在数百年分裂动荡时期艰难的大探索、大融合的历史性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