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秦朝法律规定看这里!​湖北挖出秦朝法律，让人难以接受，学者：难怪古代商人地位低下

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时代到清朝，2000多年来，劳动人民分为四种：思农工商。

《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简单说，就是读书的、种地的、做工的、做生意的。当然，也有人把“士”理解为军士。但不管如何理解，商人总排在最后。中国古代最早、最有名的商人，莫过于春秋时期的范蠡（下图）。当年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复国后，抛弃高官厚禄，辞官经商，成为一代商圣。商人虽然富有，但从秦汉以来，商人的地位都是极其卑微的，是什么原因，让商人做了财富的宠儿，却又称为社会的弃儿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事业迎来了迅猛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一座古墓，通过考古专家们的勘探和挖掘发现，这位古墓的墓主名叫“喜”，是秦朝的官吏。最大的发现是，此墓中有大量的秦朝行政文书，还有1155枚秦代的竹简，专家们结合历史文献确定，这些竹简包含了著名的《秦律十八种》。 《秦律十八种》涵盖秦朝社会的许多层面，尤其是对于商人的管控，十分严格，有学者分析后说：难怪古代商人地位低下！

先秦文化十分灿烂，而秦国独尊法家，特别是在秦孝公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主持变法，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秦国凭借商鞅变法逐渐走向强大，国力强盛，傲视其他六国。这些竹简中，明确提到：

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商者，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

商鞅认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主要还是“农战”，因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农业是社会的支柱，只有农业得到了繁荣发展，国家才会富强，才能战胜其他国家。对于商人，商鞅则认为他们把商品的价格都抬高了，要收他们十倍以上的重税。

中国是农耕社会，农民和土地构成古代最重要的劳动关系，固定的人口和稳定的土地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国家也会把响应的赋、税、役加在这些固定的人口头上。而商人为了趋利，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另外，秦国统治者认为，在农耕社会，商人通过低买高卖，赚取中间利益，容易给人一种不劳而获、徒分其利的错觉。所以，商人不仅不被主流价值观所欢迎，而且还会得到法律的“特殊打压”。

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的法律，以严酷著称，《秦律》还规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可见，商人在秦国，确实遭到了比农民更重的赋税。

商鞅变法，正是综合了春秋战国以来，商人的特点，开始了对商人的剥削和歧视，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商人位于社会地位末端已经成为统治者的共识。秦朝建立秦朝以后，实行“上本除末”的政策，把商人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其他民众都贬为末等公民，把商业贬为末业。商人和农民在“户口”上加以区别，农民、读书人都编入“户籍”，而商人则编入“市籍”。秦始皇还嫌七国的商人太多，将大量的商人赶到边疆。

《汉书·地理志》记载：

秦既灭汉，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

​而这里的“不轨之民”就是指“上气力，好商贾者”，也就是商人。而《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

这里提到的贾人，就是指商人。

也就是说，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提出重视农业，打压商人，对商人施加重税。而到了秦始皇时期，已经不是简单的“打压”这么简单，而是变成了歧视和“驱赶”。秦朝之后，汉朝的儒学得到了空前发展，读书人对商人更加嗤之以鼻，商人在社会大众面前，逐渐变成了日渐沉沦、唯利是图的代名词，许多士大夫不愿与商人交朋友，不愿与商人通婚，商人的地位，至此以后2000年都处于社会末端。

​笔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以农耕为首要产业，近2000多年自给自足，统治者的利益相对固定，商人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主要的打压对象，这才导致商人虽然富有，但地位卑贱。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胡雪岩（上图）等商人为了国家利益而做出巨大贡献，虽然获得了“红顶商人”的美誉，但仍旧被士大夫所看不起。其实，每一类劳动人民都在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来为社会做贡献，不管是士、农、工、商，还是每一个渺小的社会岗位，都应该得到尊重，不应该有高贵与卑微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