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黄河故道，是黄河给予这块厚土的一段“美丽遗落”。如同母亲给予儿女的馈赠，自己转头北徙的仿佛只是滔滔江水，能够留下尽所能留下的，是无尽的文化财富和精神滋养，这才叫“用心良苦”，才叫用之不竭。
一如黄河故道商丘段的美丽遗落一样，隋唐运河商丘段，也是隋唐大运河给予商丘的厚重馈赠。它在今天横空出世，似乎早已选定了这样的时机，在文化复兴的大好时代，在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政策护航的发展航道上，它在以一种不难破译的文化密码，为我们还原“日日舟船往来、夜夜灯火不夜天”的繁华样子，为世人展示曾经的商丘作为“四省通衢”，作为繁华大都市“云集天下商贾”的骄人姿态。
当年李白、杜甫、高适结伴游梁园，杜甫慨然留下《遣怀》诗，是为最生动的写照和再现：“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伴天下，主客多欢娱。”诗中“宋中”就是今商丘，一城“九万家”，城中“高栋”林立，一水穿城而来，日日舟车往来，云集天下，你买我卖，宾主尽欢。
历史一次次表明，上天眷顾商丘，让这样的一座城，成为一座文化的城：眼见的是文化，耳听的是文化，手触的是文化，脚踏的是文化，时时处处在文化的拥抱和滋养中。
但如此的眷顾，倒更像似一场场的考验，一道道严峻的时代考题。考验着“商丘智慧”，考验着商丘把握文化机遇的能力。
隋唐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隋炀帝下江南路经商丘，这在商丘是不用求证的史实了。传说这位荒淫的皇帝一天心血来潮，要500年轻女子裸体倒拉旱船，后将旱船连同拉纤女子一并焚烧。这倒可以拿来质疑。
在口碑上，隋炀帝实在不是位受人待见的皇帝。荒淫无度，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民怨载道……似乎全天下用来贬损皇帝的污词烂语，统统拿来安在他身上，都不为过。然而历史的评价是：隋炀帝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营造东都洛阳城，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开创科举，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等。对于国政有恢宏的抱负，并且戮力付诸实现”。
历史公正？还是人民公正？自然各有角度而已。但作为“后人乃至后人”的我们，从历史角度，辨证地看待，才不失理智，不失公允。
隋炀帝的大运河，的确在当时民力财力极度匮乏的年代，不仅是大兴土木，更是强奸民意。不过在今天看来，却不能不称其为“奇迹”。因为它至今不朽。
与万里长城一样，隋唐大运河同样称得上“世界奇迹”，当属于中国劳动人民的一项“伟大创造”。它沟通了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融会贯通和大一统。
中国开挖运河的历史并非始于隋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多个诸侯国便开凿了运河，如吴国的邗沟、魏国的鸿沟、秦国的郑国渠等。公元前605至610年间，隋炀帝为了便于把江南的粮食和财富运到都城洛阳以及用兵高句丽的需要，下令大规模征发民工，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的基础上，开凿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共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成“之”字形，全长约2700公里，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耗用五百余万民工，费时六年。
隋唐大运河沟通了中国南北五大水系，沿河诞生了几十座繁华都市，造就了扬州（含杭州）、西安（含洛阳、开封）、北京（含天津）三大世界城市群，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北方和南方，也把北方游牧文化、南方水乡文化带到了中原，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大融合，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及中外国际间的大交流。
有后人借历史断定，是隋炀帝大运河的开通，迎来了唐代的贞观盛世，隋朝虽短，可是成就了唐朝作为当时一大“世界帝国”的长治和极盛。
现在看来，这样的断定，并非无稽之谈的妄言、妄断。
随唐大运河商丘段的昨天与今天
与隋唐运河的前世今生一样，隋唐运河商丘段的昨天、今天是怎样的一番样子呢？今商丘市文物管理局 刘昭允曾经有文章，详加论述和揭秘。
商丘市文物部门曾在永城侯岭附近的运河故道内发掘出土唐代木船一艘，在商丘古城南关和永城新城南侧运河故道内试掘获得一批考古资料和文物。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实地勘察，隋唐运河商丘段呈西北—东南流向，沿途经过睢县、宁陵县、梁园区、睢阳区、虞城县、夏邑县、永城市七个县（市）、区、以虞城县芒种桥为界可分为东西两段。西段在地面已看不到任何迹象，高出地表的河堤已完全摊平，河床也已被黄水泛滥的淤积层所覆盖。东段受黄河决口的影响相对较小，建国后在其上修建了商丘至永城（南线）和永城至宿州公路。挖土修建路基时对部分河堤和河床造成了破坏。尽管如此，相比其它地区，商丘段保存基本完好。
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的昨天和今天，就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昨天和今天。
隋唐大运河共分四段，最为重要的一段通济渠，贯穿商丘全境，原在古睢水、蕲水的基础上开凿而成的。北宋苏轼在《书传》中说：“自唐以前，汴泗会于彭城（今徐州）之北，然后东南之淮。近岁汴水直达于淮，不复入泗矣，大业元年（605）开沟为通济渠，首受黄河至泗州入淮，自隋始也。”唐人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志》卷五：“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汴渠），名通济渠……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家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
隋代以前，沟通黄、淮二水的汴渠，是自开封向东循反水、获水（故道均在今商丘之北）至今江苏徐州转入泗水、淮水，河道弯曲，且险阻较多，不易航行。隋开通济渠，从开封以东与古汴河分道东南行，循睢水、蕲水故道直接入淮。其目的是截弯取直，缩短距离，使航运更加快捷顺畅。同时河道从当时的商丘南侧通过，把这座战略重镇和京师及东南大都市扬州通过水路联结起来。
唐代初期，通济渠更名为广济渠。唐代中期以后，又改称汴渠，又名莨荡渠。隋唐至宋时的通济渠十分壮观。《大业杂记》记载：“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两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 为停顿之所，自京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隋堤柳》诗中对通济渠也有生动的描写：“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到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宋代时商丘境内的通济渠仍然水丰河宽。宋代文人韩驹曾在《泊宁陵》诗中写道：“汴水日驰三百里，扁舟东下更开帆。……茫然不悟身何处，水色天光正蔚蓝”。当时人们泛舟通济渠上，看到河面宽阔，蔚蓝的水色和天光交相互映，竟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隋唐至宋，通济渠仍是贯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隋朝时，其经济重心已南移江南，但政治中心仍在黄河之滨，这一新的政治格局，使隋王朝京师之所需和转漕给军，仰赖于南粮北运的状况，甚为明显。通济渠开通后，在沿线尤其是京师附近修建了许多官仓，以接受储存从江南漕运而来的粮食，多者千万石，少者也不下百万石，直到隋朝灭亡后，有些仓廪的库藏尚未用尽。唐朝时每年从江淮经通济渠转运两京的粮食达数十至百余万石，最多的时候达二百多万石。到宋朝时运量更大，《宋史》卷九三：“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
通济渠引入的是黄河水，本身挟带着大量泥沙，造成河床淤积严重，渠水变浅，河床逐年抬高，直接影响运河的通航能力。所以隋唐和北宋时期官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其进行疏导清於。南宋时期，宋金南北对峙，运河为二者分占，战争频繁，加之南宋政治中心南移临安（今浙江杭州），通济渠的重要性大为下降。官府疏于对通济渠的治理和清淤，南宋中后期商丘境内部分渠段已淤塞断流。元、明、清定都北京，大运河从苏北改线东移成为南北流向，直穿山东丘陵区，通向华北平原，以达北京，全国漕运干线移出河南。通济渠的作用越来越小，淤塞更加严重。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记载：“（汴河）元至元中於，嘉靖中曾疏之，今复成平陆矣。”这说明隋唐运河商丘段在明代嘉靖年间曾经小规模地疏浚，但在清代早期再次淤平而完全断流。其中原因除治理不力外，黄河频繁决口也是因素之一。
由于泥沙淤积，隋唐运河商丘段河床逐年增高，形成地上河，所以即使在完全废弃断流后，仍然能看到高出地表的河床及河堤。其上柳树成荫，“隋堤烟柳”是明清时期商丘、永城的八景之一，当时的文人政客如侯方域、李天馥等均有诗作吟诵。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永城的部分地段还高出地表二、三米以上。
作者简介
班琳丽，笔名班若，1973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两部，诗集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作品发表在《文艺报》《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诗选刊》《星星》《绿风》等刊物。《一腔白菜》获《中国作家》文学奖；《小日子》获第一届浩然文学奖等。现居商丘。
完
文章作者：班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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