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颊锥尾鹦鹉】“鹦鹉案”二审丨五年改判为两年，这是法律对常识和人情的回应

事件近两年后，深圳“鹦鹉事件”昨日被二审宣判，当事人王鹏因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王鹏将于2018年5月17日刑满释放。

和一审相比，刑期减少了3年。

深圳中院称，原判决对王鹏量刑过重，应予以纠正。王鹏的妻子表示将与律师商量决定是否继续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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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17日刑满释放

王鹏今年33岁，在深圳一家数控设备厂工作。2014年4月，一名同事在厂区内捡到一只落单的鹦鹉，并将之带回宿舍。由于王鹏对鹦鹉很感兴趣，同事便将之转送。2014年5月，王鹏从网上购买一只雌性鹦鹉配对。

此后，两只鹦鹉繁殖速度惊人，一年后即已达到40只以上。2016年4月初，王鹏将其中6只鹦鹉，以约3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朋友谢田福。

警方事后的调查结果表明，6只鹦鹉中，有2只为小金太阳鹦鹉，学名绿颊锥尾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属于受保护物种。

去年3月30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王鹏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3000元。11月6日，案件二审在深圳中院刑事审判区第九法庭开庭，王鹏的辩护律师徐昕做无罪辩护。

此后，案件历经多次延期，最终在3月30日下午2时30分迎来二审宣判。

深圳中院二审认定，王鹏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的野生鹦鹉，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此外，其犯罪情节“非常严重”，“论罪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但因多数涉案鹦鹉为人工驯养繁殖，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小于非法收购，出售纯野外生长、繁殖的鹦鹉，故对王鹏可在法定刑以下量刑。

深圳中院二审决定，撤销一审原判，改判王鹏有期徒刑两年，刑期至2018年5月16日止，并处罚金3000元。家属称将考虑是否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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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支持从轻处罚

一审中，深圳市宝安法院认定，“虽然本案所涉的鹦鹉为人工驯养，亦属于法律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因此作出如上判决。

宣判后，王鹏的律师徐昕告诉新京报记者，鹦鹉种类复杂难辨，非专家难以明白，“何况王鹏作为一个鹦鹉爱好者”。此外，王鹏饲养、出售自养鹦鹉的行为没有、也不会侵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不应继续被认定为触犯刑法。二审庭审中，王鹏坚称对于相关规定不熟悉，“不知道（出售鹦鹉）这是犯罪”。

徐昕在二审辩护词中表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徐昕说，以《刑法》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确有必要，但王鹏涉嫌出售的品种，即人工驯养的绿颊锥尾鹦鹉人工变异种，民间大量饲养和买卖，繁殖力极强，不应被认定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公诉方则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刑法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因此，王鹏出售自养鹦鹉，不能改变其违法性质。

二审判决书中，深圳中院对公诉方意见予以采纳。不过，深圳中院表示，原判决对王鹏量刑过重，应予以纠正。此外，鉴于王鹏在上诉中称，自己因儿子生病无力照顾，因此提出出售鹦鹉，事出有因；被捕后能够主动、如实供述，协助警方破案，因此提出从轻处罚请求，二审法院也予以支持。

尽管这个判决结果与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的无罪诉求仍有落差，但对已被羁押近两年的王鹏，仍是个好消息，毕竟到5月17日便能出狱，恢复自由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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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改轻判是法律对常识和人情的回应

备受社会关注的深圳“鹦鹉案”，终于尘埃落定。2016年5月，深圳男子王某因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被刑事拘留。一审法院认定，被卖出的那两只“小太阳”鹦鹉是受国际公约和法律保护的，王某因此被定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获刑五年。此案在舆论场引发了广泛讨论与质疑。

3月30日下午，深圳中院对二审宣判，被告人王鹏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3000元。

尽管这个判决结果与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的无罪诉求仍有落差，但对已被羁押近两年的王鹏，仍是个好消息，毕竟到5月17日便能出狱，恢复自由之身。事实上，比起一审判决的5年有期徒刑，并处3000元罚金，二审量刑明显从轻。

平心而论，就此案而言，在立法并未实质改变之前，免罪未必有太大可能。鹦鹉科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家贸易公约》附录中的物种，并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贩卖绿颊锥尾鹦鹉2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当然，一审顶格对王鹏作出处罚，还值得商榷。比起通常的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基于被告人自养动物、出售数量较少，且是为家人治病而出售自养的鹦鹉等酌定情节，给予轻判结果，显然更易为人接受。

二审的最终改判，“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也是对一审判决的合理修正。

审视近20年前出台的司法解释，紧盯“名录”“国际贸易公约”，明确刑法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固然省心省力，也更有“依据”，问题是还不够科学合理。

事实上，作为目标系的“名录”自1989年1月14日施行，“国际贸易公约”于1975年7月1日正式生效，前者近乎“而立”，后者则已过了“不惑”之年。一旦确定就长期不变，很难符合野生动物动态保护之需。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每五年根据评估情况确定对名录进行调整”，即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立法精神。根据新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濒危标准体系，王鹏所贩卖鹦鹉仅属“低危”。

更不合适的是，该司法解释的“笼统保护”，对于驯养繁殖的动物，不管是附录一、附录二，一并作为野生动物同等保护，与国际上分级保护、适度放开的做法不一致。

事实上，在一些公约的参与国家和地区，对驯养繁殖的附录二野生动物，只要证明是驯养即可买卖，遑论违法犯罪。从既有经验看，过于扩大保护范围，并不利于野生动物的繁衍保护。

法律是时代精神的产物。面对司法实践中动辄得咎、犯罪打击面偏大的现状，需要尽快对有关司法解释作出修订，科学界定“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范围。当然，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也需适时调整，使之更契合国际潮流，也更符合公众预期。

新京报记者 王煜 文/欧阳晨雨（法律学者）

值班编辑 吾彦祖 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