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獭价格】一百年前的东北鼠疫：捕旱獭卖皮毛惹祸，病毒沿铁路线传播，英籍华人伍连德当总医官

东北鼠疫导致6万多人丧生，如果不按照科学原则推进建立现代防疫体系，死亡人数将进一步增加。

记者丨陈祥 编辑丨段文

哈尔滨市道外区，旧时俗称傅家甸，是贫穷中国人的聚集区。它建立在一个低洼的沼泽平地上，居民多是劳工，住在肮脏、黑暗、拥挤的房子里，出门是狭窄的街道。1910年年底，这里成为远东鼠疫的最重灾区。

惨烈的鼠疫在1910年10月末暴发，持续到1911年4月中旬，整个中国东北死亡6万余人。其中，灾情最重的黑龙江省死亡超过33000人，吉林省死20000多人，灾情最轻的辽宁省死6000多人。

疾病肆虐后，傳家甸肮脏的小客栈、大车店、学校、两个戏园子、几座兵营，全被防疫局征用。加上120个货车货运车厢，皆用于隔离所有接触过病人的人，通常一节车厢装20人。最终，傅家甸死亡5000余人。

鼠疫分三种：淋巴腺鼠疫、肺鼠疫、败血性鼠疫。这是全世界几个世纪以来，肺鼠疫第一次独自大规模暴发。这场疾病的最显著特点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痰和飞沫直接传染，一旦感染，通常只有1到4天的潜伏期，随后发烧加咳嗽，痰中带血。患者死前呼吸困难，全身皮肤高度青紫。

“1910年至1911年冬天，一场肺炎型鼠疫在满洲各地蔓延，其毒性之可怕，使我们不由得想起流行于中世纪欧洲的鼠疫，以及夺去欧洲无数生命的黑死病，还有伦敦的大瘟疫。”在东北行医传教30年的英国医生杜格尔德•克里斯蒂，晚年在故乡回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写下这样的记述。

病菌来自旱獭。松鼠科旱獭属有15个物种，通称土拨鼠。因为形象呆萌，它在今天位居宠物之列，还被创作成多种文化娱乐作品形象。亚洲最常见的土拨鼠是“蒙古旱獭”，中国人俗称“旱獭”，生活在中亚地区、蒙古、东三省西北部，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种可爱的小动物身上，可能隐藏着致命的鼠疫杆菌。

闯关东，捕旱獭，惹大祸

清朝的呼伦贝尔地区有15万平方公里， 一直地广人稀，直到19世纪才开始有小批量移民。清朝视满族崛起的东北为"龙兴之地”，开始修建著名的柳条边，即两边密密植下柳树的壕沟。边外是满族渔猎区和蒙古族游牧区，禁止汉族入内垦荒。与此同时，清廷还划出诸多由皇室独占的禁地，有山林、河川、牧场、围场、官荒、皇室陵寝、出于保护皇家风水而封禁的山脉。

继1858年《玻理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后，俄国对中国领土的吞噬并未就此停止，它继续渗透东北。满清政府终于意识到多年的封禁政策导致东北劳动力奇缺，从而造成发展落后、国防虚弱的不利局面。若再不移民东北，祖宗之地要尽入他人之手。1870年代末，清廷取消所有禁止汉人移民东北的法令。黑龙江省在1904年全面开放垦荒，标志着历时200多年的东北封禁政策终结。

技术革命也有力推动了移民潮。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在1903年7月正式通车运营，成为东北的动脉血管。中东铁路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中国境内的延伸，为了更方便吞噬中国东北，但客观上让中国人闯关东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

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世界毛皮市场兴盛，中国恰好迈入世界贸易体系中。旱獭皮经过染色后像昂贵的黑貂皮，市场上供不应求，捕杀、售卖早獭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旱獭皮通过满洲里口岸出口到俄罗斯帝国，满洲里是俄国铁路进入中国境内的首站。1907年出口70万张，1910年出口250万张。水涨船高，一张旱獭皮在1907年的价格是0.30卢布（约合0.12美元），1910年上涨到1.80卢布。

当时无养殖技术，每一张皮都来自野外捕杀，背后是无数人的风餐露宿。滚雪球般壮大起来的捕旱獭群体是中国的苦力们，以山东人为主，直隶人居次。他们没有狩猎经验，对鼠疫闻所未闻，见到旱獭就捕。遇到行动退缓的生病旱獭，他们还庆幸自己运气好，轻轻松松抓获笨旱獭。除了机关，猎捕健康旱獭需要马匹和精准枪法，抓病旱獭靠棍棒和狗即可，技术门槛大大降低。

每年8月到10月中旬是猎取旱獭的最佳时节，皮毛质量最好，旱獭又最易于捕获。 《民立报》1911年3月报道：“于是山东、直隶两省无业游民相继在满洲里山中猎捕，而川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关内苦力们的伙食很差，标配是冰冻的熟肉包子，旱獭肉成为他们的大餐。闯关东的外行猎人们，只想多捕杀几只早獭，多赚一份钱，在大雪封山前回老家过春节。

1910年11月8日傅家甸发生第一例鼠疫的房子，被标上了X的符号。

当地人不懂科学，但知道旱獭是瘟疫根源。他们用古老神话解释，这类动物身上存在一种神秘疾病，一旦人类打破它们的宁静，它们便将瘟疫传给人类。多年来，生于斯，长于斯，最终会死于斯的猎人们一旦发现生病旱獭，立即放弃捕猎，还要通知同行远离这个区域。

尽管如此，当地还是小规模的鼠疫不断，有记载的如1876年、1886年、1888年、1889年、1891年、1893年、1902年、1905年、1906年、1907年。死亡人数不多，多则几百人，少则个位数，疫情局限在当地。当地游牧民族应对方式是简单粗暴的隔离手段，一旦有人从啮齿类动物那里染病，亲人和邻居立即弃他而去。

时值剧变时代，蜂拥而来的逐利人潮可不管这些古老戒条，只求多剥下一张皮。仿佛是个预言，这些竭泽而渔的人们将遭遇一场难以想象的大谴。大祸的源头，在几只生病旱獭身上。

1911年4月，中国医生伍连德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做出具体形象的介绍，健康的旱獭喜欢晒太阳，并发出叫声“扑一一啪，扑——啪”，中国人形容是“不怕，不怕”，染病的旱獭不出声。“旱獭中的疾病被我们假定为鼠疫先兆，其症状是步态踉跄不稳：被人追赶时，既不能跑动，也不能发声。”辨别旱獭是否生病，还有两个办法，患病者的眼睛里有乳白色云，且不再跟同类们共居一个洞穴。

瘟疫医院医务人员的照片。中为中医顾喜浩，左为西医柳振林，右为司事贾风石。

1910年夏季，在满洲里的中国猎人超过11000人，到10月份仍有4600人。深秋时节，外行猎人们齐聚在满洲里或海拉尔的简陋客栈里，20到40人挤在一间低矮、黑暗、肮脏、沉闷的屋子里，睡在大通铺炕上，生旱獭皮到处堆积，门窗紧闭。殊不知，旱獭身上的跳蚤，悄无声息地把病毒传染给了人类，而带有病毒的皮毛也会致人以病。

不知不觉中，大难来临。

铁路：鼠疫的最佳搭档

“工人张万寿者，向在俄境大乌拉站以招工为业。宣统二年九月初，工棚内暴毙七人。俄人闻之知为疫也，焚其棚屋、逐其工人，并将工人所有衣服行李等件尽行烧毁，以为断绝疫根之计。”《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说，“大乌拉站距满洲里百三十里，有业木工者二人被逐，于九月十七日由乌拉站来满，寓居铁路界内二道街张姓木铺，二十三日疫发相继死亡。同院田家伙房住客金老耀、郭连印二人遂亦传染于二十三日身死，是为满洲里疫症发现之起源.”

“大乌拉站”，即俄罗斯境内、中俄边境线以西6英里处的火车站Dawoolya，今译为达斡尔亚，距离满洲里很近。此地的华人木匠店里出现首个病例，病毒来自疯狂捕杀旱獭的苦力，只是猎人们发病稍晚。

《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用的是农历，张万寿手下六七个木匠于公历9月16日死在异国他乡。另有两个人离开张万寿处，搭火车回国，10月23日死在满洲里的客栈中，症状为痰中带血。这两个归国后立即病逝的木匠，成为中国境内的首批病死者。

飞行小队的勤务兵从棚户中挑选出鼠疫病人。

边境口岸城市满洲里，出现在国内的首个鼠疫病例。不仅是满洲里，整个呼伦贝尔一带，卫生条件跟近代化无缘，医院、防疫站与实验室对当地人如同天方夜谭。整个东北地区，在冬季洗澡是件奢侈事，极差的个人卫生为携带鼠疫病菌的跳蚤大开方便之门。

原先，黑龙江省的荒凉山区是对鼠疫的有力屏障，但如今有了铁路。东三省有全国最发达的铁道交通网，总里程数超过3000公里。满洲里到哈尔滨有530英里铁路路程，病倒的人纷纷中途下车，鼠疫便沿着铁路传播开来。铁路沿线的城镇沦为重灾区，大城市成为疾病传播的中心，病毒向城市周围扩散。

10月27日，中东铁路的枢纽城市哈尔滨出现首个病例，它将成为疫区的感染中心。11月4日，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出现病例。12月14日，东清铁路南端的宽城子（今长春）岀现病例。翌年1月2日，东三省中心城市奉天（今沈阳）出现病例。1月5日，沿铁路距离哈尔滨3英里的小镇双城堡出现病例。1月12日，北京惊现病例。1月14日，天津出现病例。2月1日，济南出现病例。东北和华北地区陷入恐惧中。

东三省总督锡良上奏时说：“朝发夕毙，前仆后继，官商绅民，无中外贵贱，日惴惴焉如临大敌。”黑龙江巡抚周树模上折描述："患者寒热咳嗽，头晕吐血，一二日间即不可治，日毙数人，甚至一二十人，势颇剧烈。”

双城堡是个经过精致规划的小镇，至少一半居民是富裕阶层，穷人很少，故他们住房宽敞、卫生习惯良好。待病菌前来，这一切似乎也起不了多少作用。双城堡人口不到6万，两个月里却有1500人丧生，包括500名女性。

哈尔滨的疫情，最初集中在傅家甸，街道上随处可见尸体。许多人在夜里悄悄抛尸，以防警察上门调査和强行消毒，他们笃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黑龙江冬季的冻土层可不薄，挖坑埋尸成为一件奢侈事。人口大量死亡让棺木供不应求，有的棺木放入三四具尸体，政府推出用未抛光的薄木板制成的廉价棺材。街上大量抛洒石灰汁，奉天、铁岭商铺里的石灰酸一时售罄。

行走在傅家甸，一片末日景象。简陋的棺材、裸露的尸体在雪地上延绵不绝，只有少数棺材是牢固钉上盖子，多数棺盖虚掩或敞开，可见狰狞面容或以骇人姿态伸出来的四肢。它们必须被集中火化，但火化跟中国传统孝道相悖，唯有以政府强力执行，还得用炸药在冻土上轰出大坑。

起初，唯有中医们踌躇满志承诺，鼠疫太容易治疗了，他们甚至拒绝佩戴防护口罩。中医定性鼠疫为“戾气致疫”和“燥邪致疫”，多年来对包括鼠疫在内的一切瘟疫采用清热解毒之药和针灸，没有隔离和消毒的概念。所以，当时的中医对鼠疫是无效的，反倒徒然牺牲了许多勇敢的中医人士。

长春某个有10万人口的地区，西医很少，中医生意火爆，但登记备案的31个中医死了 17个。在参与防疫的职业群体里，中医死亡率远超过西医、警察、消防队员、士兵、辅助劳工（医院杂役、居民区巡视员、掩埋尸体者）、厨师，仅次于救护车司机。

鼠疫病人被带到瘟疫营内。

这场浩劫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受过现代化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让全社会刮目相看，带动中国人尤其是东北人民加速接受现代医学理念。

谣言四起：日本、俄国、黄天道

死亡的阴影下，谣言和病保一样随着铁路扩散，谣言是乘客们的最好谈资。日本势力在南满，俄国势力在北满，针对两国的政治性谣言跟政治局势密不可分。

东三省流传最广泛的谣言，是日本人往水井投毒，致使鼠疫横行无忌。内容不甚严谨的报纸如《东三省日报》，在1911年1月24日报道，村民们抓获了一名往井里投毒的日本间谍。文章分析，这是日本人处心积虑挑起事端，为武装干涉寻找借口。严谨度同样不足的《大中公报》，则在一天前揭露日本人驱使华工往井里撒毒药。

公信力相对高的《盛京时报》《大公报》《申报》，则连续批评此类谣言。日本官员干脆在报纸上放话，直接化验井水和尸体，就能真相大白。吉林省政府派警察轮流看守城市和乡镇的水井，取水者要先去警局领取小牌，经守井警察査验后方可打水。

谣言越传越神，不乏有作奸犯科者被捕时撒谎称受日本人指使投毒，借机隐瞒自己的真正罪行，这迫使清廷出面辟谣。奉天省民政司干脆出告示禁止谣言：“奉省疫病流行，因之谣言骤起，竟有冒充外人至民间四处挥洒药水及在井边暗投毒药之事，种种谬说，殊骇听闻，当经本司密饬巡警严行访拿在案，嗣经承德、镇安等县先后拿获此项嫌疑之犯数起，解省均交审判厅切实严查，毫无确证，搜査所带药水药末交医官化验并无毒质，在内必系匪徒，乘机煽惑，藉图扰乱，实于国际治安大有妨害。”

《盛京时报》1月27日文章称："民政、 交涉二司现在出有示谕，以近日疫症流行， 已设法多方防遏，乃近有无知愚民，妄生谣喙，肆行蛊惑，诬言日人有雇人撒药情事，实属不知大体，夫疫症为害最烈，中外莫不畏惧，日人亦居奉天，岂独不怕传染乎.是以谣传不辨自明，况文明之国，素敦友邦，岂有为此不义之事，仰所属商民仍宜认真防疫，毋得轻听谣言，妄生疑惧，倘有造谣生事，一经拿获，定行重惩不贷。”

奉天省的民政司与交涉司负责人，分别是张元奇和韩国钧，成为总督锡良在非常时刻的左臂右膀。韩国钧晚年写回忆录时称，对外交涉生涯里，“防疫案尤为最大最棘手之事”。灭顶灾难面前，日俄两国屡次想动用军警力量做出过激的防疫措施，辟谣算是微不足道之事。

瘟疫面前，众生平等，洋人也不时闪现人性的光辉。如新民府聘请日本医生守川为医官，他和妻子在照料中国病人时双双毙命，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锡良特地向奉天的日本领事馆送去一万银元，用于照顾这三个孤儿。锡良出告示称，政府将严惩造谣生事者，“外国人在奉与吾国同此食息，决无暗投毒药害人自害之理”。

另一种政治谣言，是针对俄国的阴谋论，好事者说俄国将出兵干涉中国的卫生主权，中俄即将开战。俄国在客观上配合谣言的演出，它恰好在此时增兵东北，没甚文化的俄军士兵还四处嚷着要打仗了。最终，清廷的辟谣说法是，俄国增兵是为了防止 “黄道教煽惑，恐有暴动”。

“黄道教”就是黄天道，又名黄天教，创立于明朝，是北方地区的民间秘密宗教。这伙人趁机出来收取“智商税”，大肆渲染“因果报应”逻辑，世界末日来临之际，唯有信奉黄天道才“可免灾避祸”。

譬如在铁岭，黄天道人士大卖草药和画符，造谣说“百斯笃系外人所撒之灾，意将毒尽华人，然后夺取土地”，他则是“天师差来，到处卖药救人”。针对这一跳梁小丑，清政府张贴公告，告诫百姓不要听信黄天道的胡言乱语。黄天道在鼠疫面前无济于事，但趁交通隔绝、秩序失常时刻，大力吸纳信众。

天下谣言有共通性，水井下毒是最常用的谣言之一。就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谣传外国人和基督徒在农村水井里下毒。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平原发生大地震，东京和横滨两座大城市遭受毁灭性破坏，地震后盛行谣言说朝鲜人趁乱实施放火、抢劫、破坏桥梁等一系列犯罪行为，多家正规媒体还煞有介事如此报道。民间组织自警团残酷捕杀朝鲜人，就此杀害了超过700名中国人。

傅家甸镇附近，大规模焚化被煤油浸透的尸体。

中日俄三家的合作与抵触

在哈尔滨傅家甸，生病的劳工们被集中安置到镇中心一座宽大的两层楼房里，它原先是公共浴室。总督锡良派了两名天津北洋医学堂毕业的西医，来此负责防疫工作。 这点人力远远不够，直到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伍连德到来，这所临时医院里仍然只有这两位医生，以及他俩临时培训出来的5个看护。他们无法做到检査每个病例，只好让未经专业训练的警察来帮忙。

既然清廷无能，日本和俄国就釆取强硬防疫措施，但遭到了中国民众的反对。

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立即停售三等舱车票，在车站设立隔离检验所，由军警强制执行。如满铁在长春设立7个大型隔离所，每所能容纳500人，来自北满的乘客必须在隔离所待满7天，确定无恙后才能坐火车南下。这一政策对广大中国贫民具有歧视性，但他们确实是染病的主要群体。无资格购票的苦力大军，只好沿着铁道步行，日本人又想方设法予以阻止。

1911年1月15日，日本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路成立“联合防疫局”，总部由大连迁往奉天。大连的日本侨民自发组织起来，焚烧患者的房屋，无论是中国人的还是日本人的。在沈阳的日本人不相信清廷的防疫能力，自行挨家挨户检査疫情，遭中国居民拒绝后依然坚持。锡良传令各地，日本人上门检査时，可以关门拒绝，只要别跟日本人起冲突。

为防止中国人进入日据朝鲜，1000多名日本陆军官兵在鸭绿江一带巡逻。最终，朝鲜只有在东北鼠疫早期发现几个病例，没有扩散。

俄国人的做法一向简单粗暴，直接在满洲里和哈尔滨大批驱赶中国人。俄国在本国边境地区驱赶华人时更是变本加厉，某些地方的所有华工都被驱逐出境。在铁路运营上，俄国也设立大量隔离站，禁止华人跟俄人同乘。俄国人对日本平民也不客气，日本只好从沈阳派遣500名陆军，坐汽车北上哈尔滨，保护当地的日本同胞。

俄国斥贵清廷无能，警告绝不会坐视瘟疫蔓延到租界，必将越界干预。大量军人、医护人员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来到中国，瘟疫调査团带着28箱器械和药物来到哈尔滨。俄国还在欧洲大张旗鼓宣传，若非俄国在中国东北釆取更强硬措施、派遣更多军队，远东的鼠疫将蔓延到俄国境内，继而传播到欧洲，而东道主中国是不会釆取合理措施的。这番言论遭到了美国的谴责，许多虚假论据被揭穿。

日俄两国的强大压力前，清廷不敢怠慢。“查疫势传染甚烈，外人尤极注意，办法稍不如法，即恐乘机干预。”锡良上折表示担忧，“稍一延缓，外人便执世界人道主义以肆责言。”

并非所有洋人都在灭顶之灾面前采取科学、理智手段。如傅家甸偏僻角落的一座罗马天主教堂住着300多个信众，负责人是一个法国神父，他无视命令，不上报疑似病人，结果是300余人里死亡243人。死者太多，教堂无力组织秘密埋葬，大量棺木不经掩埋。法国神父与中国神父依然坚持做礼拜，人群聚集导致病情加速感染，两名神父也病逝了。政府发现这个秘密后，将幸存者安置到专门场所，把尸体和棺木堆于坑中火化。

“就个人而言，他是进步的，乐于倾听任何对自己的人民有益的建议。对其治下的人民，他有着父亲一样的热心肠，与民同乐，与民同忧，是中国传统官僚的典范。”克里斯蒂医生对锡良有很高评价，“对满洲北部两省抗击鼠疫的斗争，他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责任。从北京和全国各地其他地方前往哈尔滨抗击鼠疫的医生们，曾一度受到庸碌无能且反应迟钝的主要官员的阻拦。但奉天的情况则不同，总督似乎有用人的天赋，负责的官员都是最有实际能力的中国人，我乐于与他们共事。”

最终，清廷和洋人的措施大体一致，严格管制铁路，同时巡査道路和冰冻的河流，建立更多的隔离所和临时医院。哈尔滨的疫情最严重、政局最剑拔弩张，所幸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慧眼识才，任命年仅31岁的英籍华人伍连德为总医官，统筹哈尔滨的防疫工作。

人类与鼠疫的这场艰巨战斗中，中国、 日本、俄国，三方合作缺一不可。

鼠疫扑灭，防疫人员牺牲巨大

东三省防疫体系建立，伍连德获得全权之后，在他领导下釆取如下措施：

首先，从长春调动1000余军人奔赴哈尔滨参加防疫。据统计,1911年1月底到达哈尔滨的防疫人员共计2675人，驻守于人群流动的地点设立哨卡执行严格出入检査。

其次，疫情检査和呈报工作不再由警察来执行，而由受过医学训练的人员完成。建立一支600人的警察队伍，受过防疫训练后驻守在重点地区处理民事问题。

最后，将傅家甸分成4个疫区，每区由一位高级医官负责，统帅助理和杂役（包括消毒员、搜索队、搬运工、马车夫），对区内房屋逐一检査和消毒，发现患者即送到新的鼠疫救治医院，同时将患者家属或与之接触者置于隔离营。各区居民要佩戴政府分发的“白、红、黄、蓝”四色臂章，他们的流动受到全程监控。

但参与防疫的人员并非每个人都接受了严格医学训练，虽懂得医学常识但并不能时刻谨记防疫局颁发的操作规范，因此也有不少人染病死亡。死亡人数最多的防疫人员是当地的中医、急救车司机和杂工，因为他们与病人接触频繁，其中不少人缺乏训练。长春有个疫区，由于当地几乎没有现代医生，鼠疫流行时中医郎中生意特别兴隆，但登记在案的31位执业中医有17人死于鼠疫。

可以说，没有这些防疫人员的巨大牺牲，就不可能有扑灭鼠疫的胜利。

最终，导致6万余人丧生的东北鼠疫被扑灭。如果不是伍连徳以科学原则推动建立现代防疫体系，死亡数量将会更为巨大。

中国主导之下扑灭东北鼠疫令各国刮目相看。1911年4月3日，清政府倡仪和筹办了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参会代表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伍连德任大会主席。

这是首次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性会议，汉语被列为会议官方语言。这也是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高光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