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努克】中国人发明世界上第一条转基因鱼，为何无法上市？

2015年11月19日，美国FDA批准转基因三文鱼上市，这是世界上第一种批准产业化的食用转基因鱼。

这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中国舆论也高度关注这一事件。

大的是转基因三文鱼

　　众多媒体没有报道的是，中国曾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研发转基因鱼的国家。早在1983年，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朱作言领衔的团队就已经将重组人生长激素基因导入鲫鱼受精卵，获得快速生长的转基因鱼。1990年的《纽约时报》称，中国这个研究领先美国3年。

　　在此基础上，朱作言又于1991年构建了全部由中国鲤科鱼类基因元件组成的“全鱼”基因构建体。他将由鲤鱼肌动蛋白启动子驱动的草鱼生长激素基因导入黄河鲤受精卵，获得的转基因黄河鲤生长快且饵料转化效率高。在同等养殖条件下，转基因鲤鱼平均生长速度比对照黄河鲤快52.93-114.92%，当年就可以达到上市规格，缩短了一半的养殖周期，降低了养殖成本和风险，同时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

转“全鱼”GH基因黄河鲤（左）及其对照鱼图片，图新华网

　　如今，荣誉成了尴尬，起步领跑的人并未成为撞线者。谈及此，当年的世界转基因鱼第一人、中科院院士朱作言告诉《基因农业网》，“我们的转基因黄河鲤早已准备好了，现在只缺政府决策准入这临门一脚。”

　　基因农业网：中国社会很关注美国批准转基因三文鱼，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朱作言：这是件大好的事情。不仅仅是针对鱼，对其他推动农业领域其他转基因工作也是很好的事情。

　　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有严格的程序，非常慎重。也有民众持不同意见，但最后能够决策下来，可见主管部门对此问题是以科学为基础来判断的。加上对未来社会需求考虑，以及相关技术已经成熟，于是他们做出了这个代表前进方向的勇敢决策。

　　基因农业网：也就是说，科学最终占据了上风。

　　朱作言：美国是现代科学技术全方位领先的国家，在创新产业上，科学决策是最主要的，虽然也充分考虑到民意中的部分不同意见，但没有迎合，没有迁就。

　　基因农业网：目前转基因鱼的研究领域都在关注哪些方面？

　　朱作言：鱼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鱼生活在水中不易观察，而且经济性养殖鱼类的性成熟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因此要花较长的时间才可能培育出性状稳定的优良品种。。实际上，我们主要关注生长速度和抗病问题，还有一些研究关注抗寒和品质改良问题（如减少鱼刺），但品质改良研究难度很大。目前，鱼的生长速度还是进行遗传改良所关注的最主要性状。

　　基因农业网：中国的研究情况有什么优势?

　　朱作言：我们开展改良鱼生长速度的基础研究很早，系统性和深度也足够。尽管美国上市了，但基础研究我们要全面得多。如鱼的生长习性、快速生长带来的其它生物学效应、饲料转化以及繁殖问题，当然还有食品安全的评估等。我们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生态系统安全评价研究，研制出了转基因鱼的不育系，并且封闭管理。但我们的鱼还没有上市。

　　基因农业网：为什么中国的转基因鱼没有第一个上市？

　　朱作言：我们考虑过第一个上市，但这是有点书呆子气的想法，靠我们来推广是不可能的。基础研究只是产业创新的因素之一，还需要企业参与，需要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参与。我们接触过一些企业，现在有一家中国企业有较高积极性，我们接触有一年多了。

　　培育转基因三文鱼的AquaBounty Technologies公司第一任总裁Elliot Entis先生在十年前专门来武汉找过我们，寻求合作可能性，到我们养殖基地看过。他们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兴趣，但鲤鱼在美国没有太大市场前景，也就没有了下文。

　　他比划着说，他们公司给美国政府提供的有关文件就有一米高，他们有专门顾问、律师来做这件事。

　　不过，转基因产品能不能产业化，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决策。假如政府有关部门缺乏科学判断，没有对创新产品的理解和前瞻，也就不可能有勇气去推动。如果主管部门没有下决心，只是根据社会舆论给对峙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这样不行。这方面美国的确有一套，效率比较高。

　　基因农业网：假如当年一咬牙推出来的话可能也就成了，当时为什么就没有推一下子呢？

　　朱作言：上世纪80年代，我们没有推广能力，假如有生产部门接过去的话，可能会有好结果。

　　当年湖北省科委的领导问我什么时候产品能上市，我当时拍脑袋说五六年吧，因为鲤鱼两年一代，繁殖三代就可以推出去了。我们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都做了，就想第一个上市。当年湖北省科委的领导有这个意识，他们觉得转基因鱼长得快，节约饲料，符合生产发展的需要。但后来各种转基因负面报道多了，现在就算是当年的官员也可能不会很快表态了。

　　如今我国社会上大多数民众，甚至包括许多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专家等在内，我给他们讲转基因鱼的问题，说我们的转基因黄河鲤等于是用一个草鱼基因和鲤鱼杂交的结果。吃转基因黄河鲤的话就相当于吃一盘鲤鱼加上喝了一滴草鱼汤，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既然草鱼（含整套基因组）和鲤鱼杂交不会有人怀疑，为什么对一个草鱼基因和鲤鱼杂交的产品这么担心呢？我说了半天，他们还是将信将疑，甚至有人一谈到基因这个词就有神秘感和恐惧感。

　　综合各种因素看来，我觉得转基因鱼在美国第一个上市是必然的，我们没有第一个上市也是必然的。

　　基因农业网：毕竟美国带了一个好头。

　　朱作言：美国这件事给转基因的农业科学家增加了信心；对政府主管部门也该有促进，可以步子大一些；对我们的民众也会给点勇气，毕竟美国人更珍惜健康，在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上更有经验，他们会更谨慎地处理有关问题。

　　我们的转基因黄河鲤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只缺政府准入决策这临门一脚。

朱作言院士

来源：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5-11-25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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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转基因黄河鲤已经具备产业化条件

　　作为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胡炜解答了转基因鱼在政府层面的程序问题。

基因农业网：目前中国对转基因动物品种可有明确的法规条文来审定或申请？　

胡炜：目前中国没有明确的转基因动物和转基因作物的品种审定的法规条文。中国转基因生物研发管理的相关法规建设非常滞后于科学研究的发展，亟待加强。

农业部2005年4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水产苗种管理办法》其中，“第三十四条：转基因水产苗种的选育、培育、生产、经营和进出口管理，应当同时遵守《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国家其他有关规定。”

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根据该条例制定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中规定，转基因动物要进行品种审定，要首先取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要取得安全证书，必须经过实验室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安全证书申报等5个阶段。转基因生物实验研究结束后，从中间试验阶段开始，其后的每一研发阶段都必须向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相应的实验。

但是取得了安全证书后，就没有相关的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等指导如何申请相应的转基因品种。

不仅转基因动物如此，转基因作物也是这样，比如转基因水稻，2009年获得安全证书后，就无法进一步申请品种。

基因农业网：水生所在80年代就有了有关成果，这些年在品种推出方面做了哪些努力，目前的进展怎样？

胡炜：早在2000年，水生所率先完成了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的中试，中试研究表明，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生长速度快，饵料转化效率高。随后，我们培育出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的纯合子，并再次进行了不同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家系的中试，进一步选育出养殖性状优良、遗传性状稳定的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家系。　

食品安全评价方面，依据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实质性等同原则，根据国家I类新药的毒理学试验规范，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分别进行了严格的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食品安全评价，证实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与对照鲤实质等同，即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与对照鲤具有一样的食用安全性。

生态安全评价方面，我们从分子、个体、种群和群落等不同水平系统深入地研究和评估了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的生态安全，发现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的繁殖力与生存力低于对照鲤，因此在自然鲤鱼分布的水域，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的生态风险甚至低于对照鲤。

不仅如此，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湖南师范大学合作，通过倍间杂交，培育出100%不育的三倍体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鱼。从科学的角度而言，食用安全、生态安全、性状优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倍体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已经具备产业化应用条件。

（文章转载自基因农业网站，网址链接：）

人民网：转基因三文鱼获FDA批准

历经20多年的等待，一种名叫AquAdvantage的转基因三文鱼终于在11月19日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进入市场。作为全球首例进入消费市场的转基因动物，它鼓励了更多正在等待政策绿灯的转基因动物研究。 尽管转基因三文鱼获准入市被认为是农业生物科技领域的里程碑式事件，但仍旧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之声。在人们对转基因食品态度日趋警惕的大背景下，转基因鱼距离被市场接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尽管目前并没有“可信的证据”说明转基因会对人类健康或是环境造成危害，但根据调查，只有37%的美国成年人认为转基因食物是安全的。而几家美国大型连锁超市都已经承诺不会销售该转基因三文鱼。

“单性不育三文鱼”

AquAdvantage三文鱼由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ABTX Technologies （ABTX）公司开发。ABTX公司早于1992年就设计了AquAdvantage转基因三文鱼的第一代原型，其后不断投入研发。目前的AquAdvantage三文鱼是在大西洋（600558,股吧）三文鱼的基因上，植入身形庞大的奇努克大马哈鱼（王鲑）的生长激素基因，以及大洋鳕鱼的基因开关，用以保持植入基因的活性。这样一来，原本需时两三年的养殖期，也就缩短为16-18个月。

ABTX并非此类转基因三文鱼的最早研发者。但因为该公司长期致力于转基因业务，因而一直保持与世界前沿转基因技术的接触和合作。曾服务于FDA兽医咨询委员会的Alison Van Eenennaam表示，ABTX的转基因三文鱼最初由加拿大公立大学的科学家小组研发，迄今已有超过25年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ABTX的总裁埃利奥特？恩提斯曾在2000年来华，希望能与中国科学家在转基因鱼类上合作，后来由于鲤鱼在美国并没有市场才作罢。据澎湃新闻报道，中国在转基因鱼类科研上一直处于世界最前沿。198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领衔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团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批转基因鱼，随后建立了转基因鱼理论模型，构建了由鲤鱼和草鱼基因组件组成的重组生长激素基因，并培育出快速生长的转“全鱼”基因黄河鲤鱼和不育三倍体“863吉鲤”。

尽管在20多年前，ABTX所掌握的转基因鱼类技术已是世界前沿，但一直未能将技术投入市场。ABTX在90年代中开始与FDA进行对话，2010年，FDA才完成了安全评价，并且在2012年底作出了环境影响的判断。FDA政策分析师Laura Epstein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由于是第一次核批这样的转基因类别，FDA希望能“确保一切妥当”，并给公众评论的机会和空间。FDA检阅了到今年7月为止ABTX提交的所有相关数据和信息。根据其发布的声明，实验数据显示，经过几代繁殖过后的转基因三文鱼依旧表现稳定，符合相关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规范，因此FDA认为该鱼能够提供给人类与动物食用。

针对环境影响的评估，FDA则要求ABTX公司，所有的转基因三文鱼必须是单性且不育，以防止该类转基因三文鱼意外地与野生三文鱼交配繁殖，污染野生族群基因。同时，美国当局只允许该转基因鱼在巴拿马生产，而它的鱼卵则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制造。由于巴拿马和加拿大陆地设施的保护阻挡，三文鱼逃脱机率非常微小，因此对美国环境没有显著影响。

漫长的申请

过去20多年，转基因三文鱼一直处于美国政策的灰色地带，生命学学界和业界为此抱怨了很久。由于延迟批准一直未带任何解释，作为消费品的其他转基因动物研发尝试也就无人问津。因此，FDA此次的批准可谓是里程碑式的决定―它将令这个等待政策绿灯良久的产业得以复苏。积极团体Friends of the Earth预计，至少35类其他的转基因工程鱼，以及鸡、猪、牛正在研发之中。FDA对三文鱼的决定可能会开一个先例，导致其他转基因动物的上市变得更加容易。

FDA的批准，或与近期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对基因工程作物及动物的相关规定有关。在今年的7月2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曾表示，美国将在2016年更新自1992年启用的作物及动物管理规定。11月18日，美国农业部就如何修订现有的基因工程指导方针开会，讨论初步计划。推动这一系列讨论的关键原因，是美国政府意识到现有的规定可能不足以覆盖利用尖端技术生产的作物和动物。

不过，经过漫长的申请“长跑”，FDA的这一决定让人感到意外，甚至就连ABTX公司也感到突然。“在此之前并没有任何征兆显示这个批准会这么快批下来。”公司的执行总裁Ronald Stotish 告诉媒体。Ronald Stotish拒绝向外界透露转基因三文鱼进入市场的计划，但目前来看，美国市场里将不会有太多的这类鱼，因为被批准的养殖地巴拿马，每年最多只能生产约100吨的三文鱼―相对于美国每年进口的20万吨大西洋三文鱼，这个数字非常的小。如果三文鱼在其他地方孵化或养殖，美国还需要另外批准。据纽约时报报道，根据ABTX一年前提交的文件，他们希望在美国本土建造一个养殖场，并且在加拿大再添加一个。

不过，市场方面的挑战却不容乐观。目前，大型超市Costco、连锁超市Safeway与Whole Foods等均已承诺不会销售转基因三文鱼。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调查，只有37%的美国成年人认为转基因食物是安全的。很多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那些贴有“非转基因”标签的品牌。市场调查公司Technomic的食物行业分析家Kelly Weikel表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物的接受度及信任，近年来一直在下降。越来越多的美国消费者希望，购买的食物是“无杂质”“无添加”“纯天然的”。FDA今年还批准了转基因苹果和土豆，但迄今为止这些农产品（000061,股吧）并没有在商店、饭店里广泛出售。

在销售方面，除了美国，ABTX表示希望最终能够将此类三文鱼销往加拿大、阿根廷、巴西及中国。ABTX曾向加拿大卫生部提出转基因三文鱼的销售申请，加拿大卫生部近期亦确认，他们已经知道美国方面的决定，但加拿大的评估仍在进行。

“科学怪鱼”

尽管FDA已经批准，但转基因鱼类的出现仍引起了不少反对声音，反对人士称之为“科学怪鱼”。这并不令人意外，近年来，有关于转基因食物的安全性，质疑的声音不断。转基因三文鱼，作为首例转基因动物进入市场，没有先例可以考证，更是处于风口浪尖。

美国顾客和环境群体表明了他们的对立立场。食品饮水监测（Food & Water Watch）助理主任Patty Lovera表示，该团体正在与国会成员对话，希望中止FDA的批准。该群体同时考虑通过诉讼来组织转基因三文鱼进入市场。

除了对食物安全性的担忧，转基因鱼对环境的影响也受到质疑。尽管FDA在分析AquAdvantage转基因三文鱼时曾研究了它对环境的风险，但反对者们担心这类个头更大的转基因鱼类一旦从渔场逃走，他们的竞争力会比野生三文鱼更大，更易抢走食物及配偶。“我们认为现有的措施不足以避免转基因三文鱼的基因进入野生三文鱼中。而一旦污染发生，野生三文鱼将会被永久改变。这将是个巨大的生物实验，而我们将永远不能预测后果。” 生态行动中心（Ecology Action Centre）的活动家Mark Butler表示。民间团体Center for Food Safety亦指出，在特别的压力之下，三文鱼有可能会改变其性别，难保基因污染事件绝对不会发生。

此外，FDA针对基因改造三文鱼提出的环评报告，要求三文鱼必须在美国“境外”进行生产与加工，这样对美国环境的威胁会降到最低，但却缺乏对加拿大和巴拿马的环境风险评估。前欧洲食品安全局主席Joe Perry表示，对于类似的转基因三文鱼项目，欧洲的监管部门会比FDA要求更多的数据。

不过，也有团体正在极力支持FDA的决定。在2014年，美国就已有80位科学家及生命科技行业高管联名向奥巴马发信，请求美国政府支持通过转基因三文鱼上市。“依靠捕获野生三文鱼作为食物来源是难以维持的做法，海洋鱼类已经过度捕捞了。”普渡大学的遗传学教授William Muir表示，目前并没有“可信的证据”说明转基因会对人类健康或是环境造成危害。

朱作言院士：为什么不怕杂交却怕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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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开个微博或微信公号来讲讲转基因”这样的提议，一些科学家脸色一黯。

　　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对于普通的科学问题或许有效，但要是谈转基因，恐怕处境难堪。

　　这种疑虑也许会在2016年有所改变。1月出台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对农业转基因技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4月13日，农业部召开转基因专题发布会，重申了发展转基因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些都将深刻影响转基因舆论场的走向。

　　为什么不怕杂交却怕转基因？

　　面对科普对象，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朱作言从细胞核说起，力图“讲得细一点”。

　　细胞核中的染色体储存了遗传物质，染色体上面分布着基因。基因就是遗传编码，所携带的遗传信息指导某种蛋白质的合成，从而控制生物个体的性状表现。

　　如果把基因看作一条线，那真正的编码只是其中一部分，前面一段负责编码启动，是发动机，后面一段则负责终止、刹车。

　　朱作言研究的转基因黄河鲤，即是“通过基因克隆，把草鱼生长激素基因中间的这段编码顺序拿出来，将鲤鱼自己的一段启动和终止序列接到两边，导入鲤鱼的受精卵中”。

　　草鱼长得快，通过以上转基因操作，使转基因鲤鱼长成2~3斤可以上市的时间，从普通鲤鱼所需的两年缩短到一年，甚至七八个月。

　　“如果草鱼和鲤鱼杂交，是草鱼的整套基因和鲤鱼的整套基因混在一块。一听杂交，大家觉得没有任何疑问，可以吃。”朱作言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而我们做的，只是把草鱼的一个基因跟鲤鱼放在一起，反而导致了不小的疑问。”

　　实际上，早在1984年，朱作言的团队就已经通过重组人的生长基因，转入泥鳅、金鱼、鲫鱼、鲤鱼等等，缩短了鲫鱼的生长周期。

　　但那毕竟是借用人的基因。“如果都是鱼的基因，不是其他物种或者细菌的基因，老百姓相对容易理解和接受。”朱作言说。

　　然而，在科学家眼里，转基因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可以跨物种。

　　现在为人熟知的控制糖尿病的人胰岛素，便是利用转基因微生物生产，于1982年由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世界首例商业化应用的转基因产品。

　　在转基因技术广泛应用的农业领域，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发展最快。而其中最早走到商业化阶段的抗虫、耐除草剂作物，就是把细菌的抗虫基因、耐除草剂基因转入植物的基因组：将苏云金芽孢杆菌（Bt）的基因转入棉花、玉米、水稻等植物中，使之抗虫；将耐除草剂的EPSPS基因等转入大豆等作物中，使之抗除草剂。

　　在转基因技术发展之前，传统育种始终在物种之内和近缘种之间进行。但育种进程较长，而且可能没法朝下走。比如马和驴杂交产生的骡子，是杂种优势里的一个成功案例，但骡子无法生育。

　　而转基因则实现了人工选择优良基因，跨物种集聚优良的性状。它打破物种屏障，拓展了可利用的基因资源，提高了选择效率，育种进程更高效。

　　杀虫不杀人？

　　中原一带，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都有“揪棉铃虫”的片段——棉花果实初长时是青青嫩嫩的小球状，称为棉铃，棉铃虫打孔钻入，吃尽里面的嫩纤维，而从外面喷的药奈何不了它。不少地方曾动员小学生下田，徒手揪虫。

　　而将Bt细菌的杀虫蛋白基因转入棉花、玉米、水稻等植物的基因组，其表达后就产生Bt杀虫蛋白。害虫取食而亡，植物从而自卫。

　　而这引起了推测：虫子吃了都会死，何况人？

　　事实上，只有目标害虫摄入转基因作物中的Bt蛋白后，在肠道环境和特定蛋白酶作用下，Bt蛋白溶解成的活性蛋白与害虫中肠上表皮膜受体结合，形成特异性穿孔，害虫中肠麻痹死亡。其他非目标昆虫则没有这个过程，不会被杀死。

　　人体内则不存在相应受体，不能与Bt蛋白结合，因此并不会“中招”。

　　上述推测就成为一种谣言。

　　目前，国内转基因棉花种植范围是95%－98%。有科学家称，一般估计，Bt转基因作物可以让农药化学杀虫剂使用量减少50%，明显降低了农药对作物和环境的影响。

　　如今水稻似乎也陷入了当初棉花的防虫困局——二化螟、三化螟、稻飞虱，农药在上面喷，害虫却杀不死。

　　研究转基因抗虫水稻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推广转基因，农药市场将受到较大冲击。

　　在转基因技术发展以前，农业防虫手段大致可分为两种：化学农药和生物防治。

　　常见的有机磷农药、氨基甲酸酯农药，可麻痹昆虫的神经系统，致其中毒死亡。而这种杀虫机制对于动物和人是一样的，都有可能导致中毒死亡。

　　生物防治则催生了两个产业：一是饲养天敌昆虫，比如针对玉米螟虫饲养赤眼蜂，但天敌昆虫须与害虫生长时间同步，因此实际操作并不方便；二是生物杀虫剂，最常用的就是Bt细菌，它的缺点是阳光照射、刮风下雨都会让它迅速失去活性，成本大幅升高。

　　而转基因Bt抗虫作物，则不同于传统农业防虫手段，是让植物掌握了保护自己的手段。

　　“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对农业生产有利，也意味着社会上每个消费者的成本降低，化学农药减少也有利于环境改善，人人都是受益者。”朱祯说。

　　转基因技术是万能的？

　　“转基因技术可以防治病虫害、增产，是有效而安全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基因技术就是万能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生物工程系原主任王大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对于抗虫转基因作物，害虫也会产生抗性。比如种转基因棉花，绝大多数敏感的棉铃虫中毒死亡，可能还是会剩下万分之一的抗性个体，其繁殖的后代会产生抗性。

　　为此，20年前美国政府就要求转基因抗虫棉花的种植比例控制在80%，剩下20%种植普通棉花，这样在普通棉花上生存下来的棉铃虫不携带抗性基因，和携带抗性基因的棉铃虫结合，后代是没有抗性的，能够被Bt转基因棉花杀死。

　　这种管理措施在中国农户中推行则有现实困难：谁愿意承担那20%普通棉花的损失呢？不过，目前我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仅有Bt抗虫棉花和抗病毒番木瓜。因此，棉田里长出来的抗性棉铃虫，可能被玉米田里的非抗性种群稀释，无法形成抗性种群。

　　事实上，转基因棉花种了20年，现在棉铃虫对Bt转基因棉花的抗性水平还是很低。

　　监管与安全是一回事？

　　转基因争议多年，误区无外乎集中在所谓的转基因主粮化和监管不透明等。但这无关转基因本质的安全问题。

　　事实上，自2001年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来，官方对安全评价过程并无掩盖。

　　2013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农业部在官方网站“热点专题”的“转基因权威关注”栏中，主动公开了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安全评价标准、指南、检测机构、安委会工作规则和委员组成名单等。同时，依照公民个人申请，依法公开了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相关的政府信息。

　　在4月13日农业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孔明表示：“现在国际上对转基因的评价基本上是两种模式，美国模式是对产品进行评估，欧盟模式是对技术过程进行评估，而中国既对产品、又对过程进行评估，此外还增加了大鼠三代繁殖试验和水稻重金属含量分析等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评价体系是全球最严的。”

　　“一个国家的转基因审批流程和审验机制是由各相关领域的专家讨论决定的，不是某一个专家说了算。”王大元说，这套流程复杂到有的科学家都未必能全部看懂。

　　至于反转人士质疑的非法种植、监管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说：“现行法律的规定是两步走，转基因作物，一是要拿到安全证书，二是要通过品种审定。如果品种审定还没通过就去卖、种，那就是违法。但违法不是因为转基因不安全。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

　　这种概念的混淆，具体表现是2008年的“黄金大米事件”。

　　“黄金大米目的是防治维生素A缺乏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陈晓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问题出在实验未按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向国内相关机构申报，而且未向受试儿童和家长充分说明情况。但大米本身是安全的。”

　　从外面来了什么担心？

　　“转基因原本是技术问题。”黄大昉觉得，人们一开始有疑问是正常的。

　　“这个担心是从外面来的。”朱作言告诉本刊记者，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转基因开始商业化种植时也出现过类似声音。

　　国外至少有四种反对力量：

　　其一是极端环保人士，认为破坏物种的多样性，对环境有害；

　　其二是宗教人士，认为只能是上帝造万物，人类不能轻易改变；

　　其三是贸易战争，尤其见于西欧对北美的农业贸易壁垒——美国70%?80%的食品都含转基因，西欧只有不接受转基因才能阻挡美国农产品进入本地区；

　　其四是旧有利益集团，例如原来野生三文鱼来自海洋捕捞，人工养殖后，三文鱼价格被拉低，受到传统渔业集团的反对和抵制。他们的理由包括，养殖鱼近亲交配繁殖使遗传性丧失，养殖鱼与野生三文鱼杂交破坏野外种群遗传性。

绿色和平组织

　　“其实，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着遗传基因突变，比转基因可能带来的突变概率还要大。”朱作言说，“真正懂遗传学的人觉得这些都是歪理，而公众却未必都能认识到。”

　　1986年初，王大珩、师昌绪等四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上书邓小平，建议发展高技术，后称“863计划”。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在此计划支持下迅速发展。1988年，中国还因抗病毒转基因烟草的商业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

　　“当时大家都觉得是好事，‘转基因’还被当作卖点。”朱祯说。200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这作为农业领域唯一的项目，与大飞机制造一起被列入国家16个中长期重大科技专项，计划15年投入240亿元，成为有史以来投入资金最多的农业科技项目。

　　虚幻的恐怖是哪来的

　　然而，“风向一下子就变了。”黄大昉说。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依法批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以及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同年10月，这三种作物出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

　　这意味着在科学家大量试验检测的基础上，政府认可这些转基因作物没有安全问题，可以推进其产业化。

　　而此时，绿色和平组织介入了。

　　“中国想把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这影响可大了，绝对要把你堵住！”黄大昉说。

　　科学家们掌握的信息是，“当时对方有四步走策略：第一，绝对不能让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第二，抹黑科学家；第三，牵制上层决策；第四，推翻农业转基因重大专项。”

　　具体手段就是搅动媒体炒作，把国际上所谓的争议都搬进中国。

　　原本“华恢1号”和“Bt汕优63”转入Bt杀虫蛋白基因，只能杀死螟虫和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昆虫，对人体不会造成伤害。而炒作之下，对转基因作物的描述中，“断子绝孙”“致癌致病”“中国变成国际资本推广转基因产品的第一只小白鼠”等惊悚说法屡见不鲜。

　　黄大昉觉得，“转基因被妖魔化了”。他认为，“有些人利用老百姓的不了解，制造了一种虚幻的恐怖。”

　　他说，除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经过科学家的据理力争并未更改，其他三步都达到了：转基因水稻尽管安全但无法产业化种植，决策被牵制，科学家被抹黑。

　　今天解释了、澄清了，隔一段时间又出来，层出不穷——这是科学家普遍表达的无奈。

　　为何“燃点低，热点多”？

　　作为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主席，朱祯博士坦言“这种问题应该精心处理”，尤其当下“一些人的情绪非常容易被激发起来，燃点很低，热点很多”。

　　他反思说：“其实，我们的公众意识都有待提高——科学家从科技部申请经费，发表文章，向科技部提交报告，似乎工作就算完成了。有关部门也是看重立项拨款，没看到社会的反作用对项目的影响。”

　　而对公众的交代，在国外早有作为。

　　朱祯说，2001年他赴巴西访问，参观细菌的测试DNA序列工作，其项目报告中就包括对企业家、媒体、政府、民众的宣传和汇报。甚至在那个网络不甚发达的年代，项目还要建立电子、跨时区平台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周到。”

　　在欧洲，大型科学项目必须与媒体、社区、民众等形成“大沟通”。“项目没完成这一步，甚至不能验收，做得再好也不算。”朱祯也曾建议成立风险教育委员会，“不止是‘科普’，而是‘科学传播’。你看2013年神舟十号女航天员王亚平太空授课，就做得很好啊！”

　　黄大昉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玉米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曾应农业部要求，同反对转基因的市民约谈。三名代表都是普通老百姓，有某半导体厂的工会原主席，还有一名纺织女工。

　　两位老专家从头讲起，一条一条梳理，转基因是怎么回事，Bt是什么，跟化学农药有什么区别，等等。

　　聊着聊着，那位工会主席说：“你们讲得有道理，要不什么时候请你到我们那儿，跟我们哥们儿再说说？”

　　在陈晓亚的科普工作中，常常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诸如“吃了转基因生出来的孩子会不会畸形”；也有小学生异想天开，“会不会长出翅膀”。经过解释，“大部分人对科学的信任度在交流过程中逐渐提高。”

　　让科学回归科学

　　现实中，愿意站出来直面公众的科学家并非多数。

　　2010年11月，研究“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启发，在中国农业大学就《水稻功能基因组及作物遗传改良》为题作完演讲，现场有人高喊：“张启发是卖国贼！”谴责他拿中国人当小白鼠，更有甚者直接抄起前排的瓷茶杯砸过去。

　　如今，该实验室面对各种采访请求，只是在电话那头非常客气地反复表示抱歉：“对不起，我们不发表任何言论。”

　　“一些并不懂生物技术的反转人士，在中国掀起全世界最大的反转活动，给从事转基因事业的科技人员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王大元说。

　　“我们也知道，这是无中生有的攻击。但科学家平日里辛辛苦苦忙课题，科普虽然也是一项工作，但一搞科普就挨骂，又何必呢？”他说。

　　在此背景下，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于2013年酝酿成立。一来号召科学家站出来发声；二来利用这个平台与媒体、公众交流互动，解疑释惑。

　　目前这个虚拟平台已吸引了30余位科学家，经常举办诸如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风险交流的研讨会。

　　前些天，黄大昉的一个已是研究员的学生，来找他要一些转基因资料，要去北京市东城区教师进修学校给中学生物老师讲课。这让黄大昉很欣慰。

　　不过，在他看来，证明转基因安全的科普宣传不是万能的，紧迫的还是要“往前走一步”——推动产业化。

　　“转基因作物如果能推向产业，确实能解决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否则一旦有风吹草动，粮食歉收，国际粮价飞涨，你就是被动的，大豆就是一个例子。”黄大昉说。

　　2015年中国进口大豆8169万吨，创历史新高，对国内的大豆市场价格形成巨大压制。“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出油率是19%，而国内种植的大豆是非转基因的，出油率是16%，所以国内榨油厂不太愿意买国内的非转基因大豆。”王大元说。

　　黄大昉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不断呼吁，千万不能让玉米成为大豆第二。”

　　不止一位科学家表示，严格来说，转基因技术产品是与产业高度相关的高技术产品，必须有市场拉动，链条才能运转。而进口的转基因产品，相当于花中国的钱，拉动人家的转基因技术产业，而我们自己的轮子却不转。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

　　“科学界真正做生命科学的、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人，都懂这个事情，没什么异议。但是，科学界不搞这个专业的人也是隔行如隔山。”朱作言说，“转基因到底安不安全，要让科学家、内行说了算，不能搞民意测验。”

　　“让科学回归科学。”黄大昉感叹，“这句话在当前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