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这样想。社会为什么对女人这么刻薄,我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往往很多事我自己都不知道,人们好像真的一样那么传奇。(莎士比亚)。
在这种待遇之下,可真不容易过。要是置诸不闻不问,会使得讥嘲之上又加了讥嘲,要是去辩正呢,我一千个事实似乎还抵不上人家半句谣言。好像什么不应该做的事,全应该由女子做出来。就是你不曾做,硬说你做了,还不由你辩正。—— 胡 蝶
撰写《胡蝶回忆录》
文 | 刘慧琴
大凡对于出名人物,人们对于他们的一切,姓名、出身,乃至生活琐事都有种种传说、猜测、推理,久而久之,竟成了“事实”,以致当事人百口莫辩。对于胡蝶更不例外。
为完成朱先生生前的嘱托,1985年,我开始撰写《胡蝶回忆录》。那时,胡蝶尚健在,所以有很多传言,我都尽我所能,和她一一核对。我看到报纸杂志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的报道,甚至同一时期的报纸都互相矛盾,在惊讶之余,甚感不平。她总笑着劝我:“我向来不太在乎这些空穴来风,如果我对每个流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全心全意地从事电影演员的工作了。”她就是这样一个小事随和、大节不含糊的人。
少女胡蝶,投考电影学校时的装扮
一、有传言说胡蝶是满族、东北人。
胡蝶是地地道道的广东女子,但她的庶母高秀贞(胡蝶父亲的妾,胡蝶亲生母亲是汉人)却是前清皇族旗人,庶母的母亲,胡蝶也尊称为姥姥。胡蝶从影后,很多时候她都跟在胡蝶身边,照料胡蝶的生活。胡蝶一口几可乱真的京白也是跟姥姥学的。也许这是她被误解为满族的原因吧!
1915 年,胡蝶(坐左1)7 岁在东北沟帮子与父胡少贡(立左1)、姑母(立左3)、母吕氏(左4),表姊(立左2)、堂妹胡珊(坐左2)
二、和张学良跳舞,当年也曾传得沸沸扬扬,事后证明这完全是子虚乌有,是日本通讯社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恨,转移目标。
当时胡蝶正在北平拍外景,由于拍摄时间紧迫,外景队吃住都在一起,根本没有个人活动的时间。后来明星影片公司及演职员曾联名登报声明。此事现在早已澄清,而受舆论伤害的张学良和胡蝶,虽然也曾在同一个城市住过,却是终其一生从未谋面。
三、关于她和戴笠,这是谣传最多的一则绯闻,时至今日,这样的谣传不但在各种已出版的传记、回忆文章乃至影视片中出现,虽然有学者做了深入的探讨,以历史佐证,但以讹传讹,真相竟无以大白。
如果说,在我未认识胡蝶前,对这个谣言还有所怀疑的话,在和胡蝶交往十多年后,综观她的个性和为人,我认为这是莫须有的造谣中伤,但我还是亲自向胡蝶求证。胡蝶承认和戴笠认识,也有一般的交往,但并没有如谣传所说的种种情事。谣言止于智者,我撰写《胡蝶回忆录》时,重在胡蝶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清者自清,这是我没有将这段谣言的辩诬写入的原因。
胡蝶(饰沈丽琼)主演的第一部影片《秋扇怨》剧照
这次再版,我就胡蝶生前和她访谈的笔录,对已出版的《胡蝶回忆录》作了补充,将胡蝶所谈到的各个时期的活动和有关历史的记载对照,并摘列出有关人士的文章作参考,排列出“胡蝶年表”。希望能引起读者、关心爱护胡蝶的观众和电影史研究者的重视,作出公正的判断,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以下是根据《胡蝶回忆录》梳理出胡蝶从1941年到1945年间的行踪:
1944年5、6月份之前,胡蝶与全家人在一起,一直处于奔波状态。
胡蝶少女时代和同为电影演员的堂妹胡珊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英对日宣战,中国在经历了四年多的抗日战争后,于12月9日正式对日宣战,澳大利亚等二十多个国家也相继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2月25日香港沦陷,其时胡蝶、梅兰芳等名人均居香港。据胡蝶在写书时回忆,香港沦陷后,他们一家又在香港住了将近一年。
当年负责监视在港文化名人的日本人和久田幸助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上有篇文章谈到1942年将近旧历年底的某一天(胡蝶自己的记忆是该年的深秋),胡蝶上街被街上岗哨的日军无理盘问,言语粗暴。本来胡蝶已在考虑去大后方,这一次人格的伤害和侮辱,加速也加强了胡蝶求去的决心。
《啼笑因缘》剧照之二,右起:郑小秋、胡蝶、龚稼农、严月娴在北京拍外景
据胡蝶回忆,她和全家离港是由女童军杨惠敏安排的。胡蝶在上海时就和杜月笙相识,杨惠敏带了杜月笙的信找到胡蝶联系安排,由东江游击队负责将胡蝶全家送到惠阳。在惠阳胡蝶还因身体过度劳累住进医院,胡蝶说当时还有谣传她去世,出院后继续出发到曲江,在船上住了两个月,才在曲江电信局长李大超帮助下盖了一所简易房子取名“蝶声小筑”。胡蝶一家在曲江住了一年多,其间,胡蝶参与了当地体育运动会的剪彩仪式等诸多活动,报纸都有报道。
之后,因战火逼近曲江,胡蝶全家决定取道桂林前往重庆。抵达桂林后,本以为“可以住些日子”,因陋就简盖了房子,潘有声也与朋友组织公司,“经营药品、日用品维持家庭生计”。但日军即将入侵的消息日紧,全家又决定再向重庆方向逃亡。据胡蝶回忆,当时去重庆须经贵州,他们是取道贵州独山前往重庆,到达重庆约是1944年五六月份,天气已是开始热了。她回忆说,一路上是被日本鬼子追着逃难。抵达重庆后,就住在南岸杨虎家。她的这段经历在回忆录中都有描述。
1935年11月23日胡蝶与潘有声举行结婚典礼
又据1986年3月8日北京《团结报》记者韩宗燕在《吕恩谈胡蝶》一文中提到,吕恩说:“我第一次和胡蝶见面是1945年春天,在重庆。当时我们话剧团上演《小人物狂想曲》,我扮演一个从香港来的小姐。那时剧团的条件差,没有特别的演出服装。演员一般是穿自己的衣服或者是四处去借服装。演出前夕,导演沈浮写了张字条,介绍我去找胡蝶借衣服。要去找一位大明星借东西,我还真有点胆怯。胡蝶是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沦陷以后,在国际红十字会帮助下由香港辗转到重庆的,住在南岸玄坛庙山坡上杨虎家里。我就是在那里见到她的。”
1944年8月,胡蝶应邀参加电影《建国之路》的拍摄,却在桂林拍摄外景时,遭遇日军最猛烈的湘桂总攻击,外景队器材尽失,外景队人员夹杂在逃难的百姓人群中,历尽艰辛,于年底才回到重庆。
最后一部影片《塔里的女人》,胡蝶(饰黎薇的母亲)与汪玲(饰黎薇)剧照
1945年暂时息影的胡蝶成了台下观众,出入各种文艺活动场合,和影剧界人士都有交往。同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宣告结束。
谣言汹汹。但胡蝶晚年已然看淡,唯云:
“关于(在重庆)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得上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胡蝶去世快30年了。这场谣言,也该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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