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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条鱼】冲上热搜!“十年禁渔”不放弃,终于等到“水上大熊猫”

“哎呀,快看,那是海豚!单击

3月23日9点左右

武汉市江夏区长江区

渔政法执行工作站

职员王明武

在长江金口段进行日常巡逻时。

惊讶地发现

“水下大熊猫”海豚成群而来

翻转跳跃,捕食和嬉戏的样子。

“这是第一次!单击

据介绍,去年在锦球队。

也有发现海豚的居民

但是没有留下影像记录

2021年5月10日,湖北省宜昌市河边,长江海豚在水中嬉戏。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在武汉城区长江段

看到江豚现身捕食实属罕见

工作人员表示

长江“十年禁渔”以来

他们在同一水域

曾两次与江豚相遇

但还是第一次赶上

“水上大熊猫”成群出现

2021年5月11日,在湖北省宜昌市江边,长江江豚在水中嬉戏。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中科院院士曹文宣

作为长江十年禁渔的首倡者

也表示

长江“十年禁渔”以来

以鱼为食的江豚

频繁现身长江武汉江面

说明长江水生生态环境

正在持续变好

2021年5月11日,在湖北省宜昌市江边,长江江豚在水中嬉戏。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十年禁渔终于等来了它们#

这一微博话题冲上热搜

网友纷纷在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感慨

“哇,好感动!”

“微笑天使们回来了!”

“真是最美微笑!”

“给它们机会,

也是给我们机会”

附上一年前的两篇报道

文中“下次来一定能看到江豚”的目标

已经实现了

昔日“捕鱼人”王明武

也很适应如今“护鱼员”的身份

“十年禁渔”未来可期——

相关报道

百年渔村禁渔后

来源:2021年1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新华关注·调查观察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李思远、王贤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五年来,沿江省市和有关部门有序推进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地,让呼吁已久的禁渔成为现实

根据中央部署,从2021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十年禁渔。这意味着,20多万渔民告别“江湖”,“转身”上岸

长江一级支流九道河,在湖北省宜都市枝城镇蜿蜒汇入长江,在入口处形成一个天然渡口,称为白水渡。历史上,白水渡口曾经商贾云集,是鄂西往湖南的重要节点。

“千斤腊子(中华鲟)万斤象(白鲟),黄排(胭脂鱼)大得不像样”,万里长江以鱼肥水美闻名。靠水吃水,240多年来,渡口所在的白水港村,以鱼为生,以舟为家,耕波犁浪。

今年1月1日起,白水港人在内的20多万渔民,正式告别他们早已习惯的“水上漂”生活,退回到岸上重新出发,这是一次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巨变。

2020年12月31日,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仪式现场,渔政执法船队从长江武汉段江面驶过。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十年禁渔,关键在渔民,难度也在渔民。

2015年3月、2019年11月,记者两次来到这个渔村采访,了解渔民们的生活状况,倾听他们的心声;

2020年12月30日,距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施历史性的十年禁渔仅30小时左右,记者再次来到这里,与渔民和基层干部拉家常、话禁渔,感受百年渔村近5年来的巨变,寻找渔民顺利上岸背后的现实逻辑。

昔日“打鱼没钱、上岸没地”

88岁的老渔民刘先向得空就会拄着拐杖,来到村里的白水渔村陈列室,静静地待上一会儿。

新落成的陈列室宽敞明亮,村民捐献的渔船渔具、捕捞工具等物件,显得斑驳沧桑。

老人满脸沟壑身形佝偻,但聊起往事,精神头儿十足。

12岁那年,刘先向开始跟着家人打鱼。父亲撒网,他划船,18岁那年,父子俩分工互换,65岁时,刘先向再也“打不动了”。

去年8月,白水港村渔船全部上岸,彻底结束了240多年的渔业捕捞史。

陈列室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条小船载着一个六口之家。刘先向回忆说,“早年间,渔民们都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一条木船一个家,船头吵架船尾拉’‘栽架子屋绑架子床,水一来就去逃荒’。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渔民生活得到根本改变,部分人在岸上建了家。”

滚钩、排刷、大缉……站在大型鱼类捕获工具展示区,刘先向说:“早些年经常有大鱼入网。一次,有人捉到一只八百多斤的鲟鱼,好几个壮劳力花了半天工夫才抬上岸。”

那时,上缴完国家的配额任务,渔民相对闲钱多,日子过得还算有滋有味,娶媳妇也容易一些。

土地联产承包后,虽然渔船从扁舟演变为木船、铁船,拉纤划桨的号子声被发动机的轰鸣声取代,麻线编织的渔网变成了三层刺网,但渔业发展速度已经比不过农业。

在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渔船拆解现场,一名渔民注视着渔船的拆解工作(2019年1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白水港村原党支部书记刘泽奎说,2000年以后,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长江渔业逐渐枯竭。“我记得从2003年开始,每年春季禁渔休养,但长江里的鱼还是越来越少,常常忙活一天打不到几斤鱼。打鱼没钱、上岸没地,渔民成为当地最穷、最弱势的群体之一。”

2015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访白水港发现,许多村民在江边防洪区的空地上,违规建了两层楼房,但家里普遍没什么新电器。

当时,村民鲁必华向记者反映,尽管村里让渔民在防洪区内建房,但办不到房产证。有的已成了危房,也领不了改造补贴款。自己40多岁了,一年打鱼和打零工的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上有年逾古稀的父母,下有读小学的孩子,每月生活费至少上千元,这点收入勉强温饱。

不少基层干部也反映,由于渔民的非农身份,他们往往成为农村低保、医保、养老保险以及其他保障政策较难覆盖的地带。

不少渔民则希望,借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东风,国家能一次性买断他们的渔船、渔具,同时出台合理的社会保障措施,让渔民能够转产转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上岸安居乐业,再也不要“水上漂”

白水渔村陈列室隔壁是新修的渔民驿站,几位退休和灵活就业的渔民听说记者朋友来了,相约到这里来叙旧。

大家围坐在一起,很快打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地谈论小渔村这5年的变化。

2020年1月2日拍摄的湖北省宜都市枝城镇白水港村一处“上岸”的渔船堆放点(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资料图片

“禁渔,是国家大计,是为了保护中华鲟,保护我们的母亲河。现在整个长江流域都禁渔,我们肯定要响应国家号召。你看墙上挂着我们的祖训呢。”刘泽奎威望高,率先发言。一面墙上,张贴着“以国事为先”5个红色大字。

“大伙说说,禁渔了你们的生活有啥变化,是打鱼好还是禁渔好?”记者问。

“禁了好,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两年前我老伴还在江上打鱼,一起风我就心跳加快。”66岁的李启英曾和丈夫一起打鱼,1985年在长江宜昌城区江段,1岁半的儿子不小心掉进江里夭折,自此她回到岸上照顾家里。

这并非李启英第一次承受亲人被江水吞噬的痛苦。1978年10月,哥哥一家三口在打鱼时翻船身亡。一提起这些,她的眼角噙满泪水。

“还是禁渔好!如果不禁渔,这么冷的天,别人扎在被子里,我们却在水里‘扎猛子’。”58岁的渔民刘成志接过话头,“打鱼太苦了,三面朝水一面朝天,江里的船又多又大,起风起浪很危险。”

“以前一坐下来就要织网补网,现在有空了,到江边走走,打打牌,生活好多了。”渔民江代香插话道。

“以前都说渔民是捕活的(捕鱼)、捞死的(捞尸)、捡漂的(捡漂在水面上塑料瓶)、吸沉的(用磁铁收集沉在水底的废铁),现在我们是吃好的,穿好的。”村民刘义风趣地说。

“大伙儿适应岸上的生活吗?生活有没有保障?”记者又问。

“我和爱人在镇上开了水果店,收入和打鱼差不多,在岸上安全多了。”村民刘泽刚抢先说。

“我还有两年才能拿退休金,就在附近的水泥厂打零工。去年受疫情影响,只赚了两万多元,不过基本生活没问题。”刘成志说。

“枝城这几年发展得不错,工厂比较多,政府也进行了多轮培训、组织招工,只要自己想工作,没有找不到活的。”年近七旬的刘泽奎说。

“上岸”后的徐保安(中)在一家鞋业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作。

2015年见到记者时,这位老书记正在为自己的养老问题发愁;而今,老两口每月能拿到3000多元的养老金。

“年纪大的有新农保、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或者最低生活补贴,现在大家更关心自己的健康,在江边绿道散散步、广场上跳跳舞。”刘泽奎笑着说。

“村里现在环境好得很,推开窗就是鸟语花香,还能看见一江清水、一片蓝天,飞机、轮船看得清清楚楚。”坐在一个角落的63岁渔民刘泽维抢着说,除了感恩国家的好政策,村民凝聚力也更强了,邻里之间有矛盾,村里就能化解。

“你看他天天笑着合不拢嘴,自己有退休金,两个儿子一个北京大学毕业,一个在外面当老板,别说多滋润了。”几位渔民笑着冲刘泽维说,“下一代再也不用当渔民了。”

白水港村党支部书记李春梅说,全村三百多名退捕渔民中,达到退休年龄的有105人,在企业单位就业的108人,灵活就业的143人。“以前渔民没有固定的收入,隔三岔五有渔民找到我反映困难,现在生活有了保障,安居乐业了,村里的矛盾少多了。”

下次来一定能看到江豚

2019年,记者第二次到访白水港村,该村所处的长江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已开始禁捕,村民退捕上岸正在进行,百余艘被收缴征收的渔船堆成一片。

当时在村委会,记者看到一张张渔民领取上岸补助的申请表。186户渔民每户补助10万元至17万元不等,兼业渔民、专业渔民,渔船网具价值大小,也有细致评估和分类。在村委会,记者还看到10多年前下发的《关于确认被征地农民基本社会保障对象的通知》,已经被翻得又破又旧。

渔民转产上岸被认为是难中之难的“硬骨头”,白水港村为什么这么顺利?

“首先是渔民们对长江大保护的认识很到位,这里的渔民都很淳朴、素质高,心理上很支持。”宜都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施春燕说。

她接着说:“此外就是党委政府政策充分保障,除了各项补助落实到位,还将渔民纳入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现在每家基本都有一人买了保险,到龄后每月能领1000多元。当地经济发展不错,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解决了渔民的养老、生计问题,禁渔就轻松了。”

“我们正在组织成立一个18人的护鱼队,纳入公益性岗位,帮助部分没有生活保障和就业的渔民。”施春燕补充道。

渔民上岸了,但根不能丢。在白水港村,“渔民陈列室”“渔民驿站”等独具特色的渔民文化场所,丹阳渔歌,展现渔文化的舞蹈、龙灯队,让乡愁有了寄托。

记者边走边看边听,天色渐晚。临走前,渔民热情地邀请记者过段时间再来白水港。

“前几天,10多头江豚在江面上追赶鱼群。你们下次来这应该是常态了,一定能看到江豚。”一位渔民信心满满地说。

天完全黑了,江边小楼房里亮起点点灯光,不时飘出阵阵饭菜香味。村口江滩公园里,只有几艘当作景观的老渔船,似乎还在诉说这个百年小渔村的沧海桑田。

四位长江渔民“转身”记

来源:2021年1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新华关注·调查观察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侯文坤

心有怀念,脚步向前。随着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为期十年的禁捕,长江沿岸世代以渔为业的渔民们向着新生活,“转身”上岸。


转行:

“我们很幸运,还能维系与长江的感情”

32.6公里的长江湖北武汉江夏段水面上,58岁的王明武“漂”了几十年。如今,他已开始新的生活——身着工作服,再次登船,昔日“捕鱼人”成为“护鱼员”。

王明武是江夏区金口街花园社区地地道道的渔民,15岁便在长江上捕鱼。

“捕鱼讲究两头‘摸黑’,过去几十年,几乎每天凌晨4点起床,6点放渔网,中午就在船上做饭吃……”靠着打鱼,王明武后来在岸边有了房,但多数时间还是在船上。

“运气好点,一年下来一家人卖鱼能收入10多万元,但太苦太累。”回忆过去的生活,王明武有不少辛酸与无奈。

由于从小捕鱼,王明武成了当地数一数二的捕鱼能手,对江里的变化感受深刻。

“小时候和父母一起捕鱼,鱼的个头比现在大多了,产量也更大。水也干净,直接捧江水喝。”王明武回忆说,以前家里一条小木筏,就能养活一大家子人;后来换上了大机船,一年下来却挣不了多少。“近些年,长江里的鱼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想捕条大鱼都不容易了。”

金口街是长江初进武汉的地方,打鱼、卖鱼、吃鱼曾是这里每家每户生活的常态。如今,走在金口街的街巷,不少过去以江鱼为特色的餐馆已改换招牌,抹去了“江鱼”字样。

如同王明武告别渔民身份一样,这里“靠水吃水”的人们,都开始了新的营生。

“渔船、网具、船证都被收了,共补偿了11.7万元。我和老伴的医保、社保解决了,每月有几百块退捕生活补贴。”告别了赖以生存的打鱼活计,王明武生活依旧有保障。

不再当渔民,王明武也没离开长江,他与渔政部门签订了劳动合同,成为一名护鱼员。

去年7月1日以来,他每天在岸上徒步巡查,不定时随渔政执法人员一起巡江,一旦接到违规捕捞的举报,即使是在晚上,也会到江上去配合相关部门执法。

“有行船经验,又熟悉长江航道,干这活,我在行。”王明武说,“我们很幸运,还能维系与长江的感情。”

转业:

“今后的生活能不能更有滋味,

那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

又一年春节临近,湖北洪湖“上岸”渔民王贵宝至今还记得头几年第一次在岸上过年时,一家人高兴、激动,又不自在的情景。

“坐不惯软沙发,觉得蹲在板凳上更舒坦;吃不惯超市里买的鱼,总觉得湖里的鱼更鲜;用不惯方便的天然气,会怀念柴火煮出来的米饭。”王贵宝说,为适应岸上的生活,一家人花了不少时间去磨合。

长江禁渔对于长江生态而言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依靠长江生活的渔民而言,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渔民的甘苦,说不完道不尽。王贵宝黝黑的皮肤,便是最好的见证。

他说,当渔民时,风吹日晒雨淋,挣三四年也抵不上一年亏的。“就是靠天吃饭,2011年遇到大旱灾,家里围网养殖的鱼和螃蟹,绝大部分干死了,损失近20万元。2016年又遭特大暴雨,同样损失巨大。”以前在湖里的生活状态,王贵宝用“摇摇晃晃”来形容。

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下,洪湖生态治理也强力推进,王贵宝一成不变的生活迎来巨变——上岸。

一家人搬进洪湖市区一处现代化居民小区,三室两厅的房子窗明几净,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吊顶白墙取代了渔船的漏风顶棚和桐油木板,铝合金门窗替代了渔船上的透气小窗……

这样一套113平方米新房子,王贵宝用父亲和自己的购房补贴、扶贫搬迁补偿和政府收购渔船的钱凑足了房款,没有欠债。

渔民们较少接受过正规教育,部分还是文盲,许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上岸之后,如何生活?

“真要感谢好政策。”王贵宝说,当地政府为像他一样的渔民对接安置小区,联系工作岗位,通过争取相关政策帮扶。借这次机会,王贵宝开始了新营生——小区附近一家鞋厂的工人,月入3000多元、一天包三顿饭。“今后的生活能不能更有滋味,那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在工厂几年,王贵宝很珍惜自己的工作,并且对未来有了更多期待。

当初,由于家里穷,王贵宝小学没毕业就上船帮忙养鱼,他希望儿子通过上学改变命运。

“他们‘上岸’比我们早,未来的生活肯定也比我们会更好。”王贵宝深信这一点。

这是养殖围网拆除前,“渔二代”王贵宝一家在湖北洪湖上的住所(王贵宝提供)。当时王贵宝和家人住在船上,常遭风吹日晒雨淋。下图:2018年,在湖北洪湖市,41岁的王贵宝(右)与父母坐在新家的沙发上(新华社记者熊琦摄)。新华社发

转产:

“换条道,换个思路,更有奔头了”

汉江,长江最大支流,承载着无数渔民生计。

在湖北襄阳老河口市王甫洲晨光村,刚满40岁的郑鹏成与哥哥郑鹏展,自出生便住在汉江边。郑鹏展14岁、郑鹏成15岁先后登上船开始捕鱼捞虾。

郑鹏成说,一家人一度发展到四条渔船,而那时汉江梨花湖段,捕鱼的有几百家。渔船往来如梭,开始时用大眼网,后来鱼小了就改用小眼网,到最后发展到满河的地笼子、迷魂阵,甚至用电打鱼,汉江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有时一天能捕20元钱的鱼,都要高兴得不得了。

“汉江的鱼越来越少,我们只好一边捕鱼,一边养鱼,一边收鱼虾加工,增加收入。”郑鹏成说,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深刻感受到,过度捕捞,吃子孙饭、断子孙路,严重破坏了汉江的生态环境,而且这么多年风里来雨里去,捕鱼捞虾,也只能勉强地维持最低的生活,应该早些着手在别的行道寻找出路。

2019年,在地方政府支持下,郑鹏成拉上哥哥,以22万元上岸补偿款为本钱,创办了一家小型环保公司,主要承接河道清污除草等业务。

“从靠水吃水,到靠水养水,换条道,换个思路,更有奔头了。”郑鹏成说,随着汉江生态修复工程推进,他手上的业务也越来越多,公司越办越红火。“比如王甫洲水电站清污除草的订单,除了本身的劳务费收入外,我们还将打捞上来的水草,一部分出售给养殖户养鱼养虾养螃蟹用,另一部分就烘干加工成饲料出售,这又能增收好几万元。”

上岸后,兄弟二人变成了河道“清污人”,成为大伙儿眼中转产创业的“先锋”。

如今,郑鹏成的公司用工12人,其中7个都是原来和他们一起捕鱼的渔民。他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接纳上岸渔民就业,一方面希望替政府分忧,一方面这些渔民兄弟水性好、愿做事、靠得住。

“他们月工资平均4500元到5000多元,收入比捕鱼时稳定多了。”郑鹏成说。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综合整理自@新华网、@武汉发布等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众号

编辑 王琼

流程编辑 严圣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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