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茫茫顾,困我成楚囚。感伤从中起,悲泪哽在喉。慈母方病重,欲将名医投。车接今在急,天竟情不留!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

这首名为《送母回乡》的诗歌,在各大网站和诗词读本中被署名为李商隐所作。3月18日,在豆瓣网友的考证下,发现其真实作者竟是当代诗人寓真。

如果仅仅止于张冠李戴的讹传倒也无伤大雅,所牵涉的仅是一古一今两人而已。然而,讹传带来的影响是,这首诗不仅入选了大量少年儿童诗词读本,甚至被冠以“小学必背”进入各种音视频课程加以贩售。考证发帖者“余鹧鸪”直呼:“被灌输这样的‘诗’,将它当作优秀的作品来背诵,小朋友何其可怜!”

3月18日晚,网友“余鹧鸪”在豆瓣广播中发布了三张图片:两张视频课程截图和一张课程介绍截图。

网友“余鹧鸪”最初的豆瓣广播。

截图中,广东电视台主持人孙愈拿着一本《少年说诗词》在讲解署名作者为李商隐的“古诗”《送母回乡》,还被冠以“小学语文必背古诗”的亮点介绍。

署名作者为李商隐的《送母回乡》被冠以“小学必背”贩售。

余鹧鸪对这组截图并没有做太多说明,只写了“我服了”三个字,但有网友立刻就评论道“李商隐的棺材板要压不住了”。余鹧鸪在与网友的讨论中表示,“这个很明显是现代人写的”,而且“李商隐的集子里没有这诗”。

澎湃新闻记者查阅崇文书局本《李商隐全集》以及中华书局本《李商隐诗歌集解》均未发现收录该诗。而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著者余恕诚、刘学锴考证,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计594首,其中确定具体写作时间的有381首,无法归入具体年份的有213首。此外,还有15首疑似李商隐诗作但欠缺充分证据的。但是,无论是已经确定的还是疑似的,均没有这首《送母回乡》。

如此,则不免让人疑惑,这首《送母回乡》究竟是如何与李商隐产生联系的,其究竟是不是李商隐所作,如果不是,又是何人所作呢?

余鹧鸪检索发现,早在2005年“就有人把这诗安在李商隐名下,题目都作‘送母回乡’”。

早在2005年《送母回乡》一诗就被安在了李商隐头上。

另一豆瓣网友杨成堉考证,指出该诗“作者是李玉臻,原诗题为《暴雨途中二十韵》,图中截取的是临近结尾的几句”,“原诗在《寓真诗词选评》里有,《送母回乡》原本是另一首五言古诗的标题。”

根据这一信息,余鹧鸪找到了署名为何西来的作者于2002年2月2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豪华落尽见真淳——读寓真诗词》,事情的原委逐渐清晰。

这篇刊载于《人民日报》的评论,成为讹传的源头,具体如何发生已经不可考。

资料显示,寓真,1942年生,本名李玉臻,山西武乡县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曾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笔名“寓真”发表诗歌作品,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远行集》,诗词《草缕集》《漂萍集》《霜木集》《秋粟集》《寓真词选 寓真新诗》等,以及《聂绀弩刑事档案》、《六十年史诗笔记》《体味写诗》《张伯驹身世钩沉》《碧落碑考 金石偶谈》等多种体裁作品。

中国作家网《寓真诗词选评》目录中的《送母回乡》。

在《豪华落尽见真淳——读寓真诗词》这篇评论文章中,作者认为雨是寓真诗歌中非常重要的意象,而李商隐也非常喜欢写雨,“不知道寓真是不是受了李商隐的影响,有没有维特根斯坦所讲的‘家族相似’,他的许多诗情诗思确是由雨而引发。”紧接着就举了“五言古诗《送母回乡》、《暴雨途中二十韵》”两个例子。

之后在流传当中则不知如何出现了讹误,而逐渐定型为李商隐所写的《送母回乡》。

正如前文所言,如果这个讹误只是一古一今两位诗人的事,倒也罢了。毕竟寓真本人未见发声,似乎并不了解自己的诗被安在了唐代大诗人的名头下。而李商隐虽无心掠美,但也没法抗议。但此诗通俗易懂,情感颇为真切,于是流传相当广泛,影响巨大,误人子弟也就愈深。

在搜索引擎输入“送母回乡”则自动联想“送母回乡 李商隐”,甚至被古诗文网收录。

古诗文网检索“母爱”,仅《送母回乡》一首“唐诗”。

在亲子、幼教、诗词国学等各类公众号上,不仅单纯署上了李商隐的大名,还煞有介事的增加了赏析、背景介绍,诸如“武宗会昌二年,李商隐重入秘书省不到一年,母亲去世,遵循管理,李商隐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首诗抒发了李商隐对逝母的怀念和懊悔”,愈发显得可信。每当母亲节之时,“李商隐的《送母回乡》”就频频出现于各种文章和网友文案当中。

很多人为这首诗真切的情感所打动,选择它作为母亲节这天的文案。

随着李商隐这首“新作”声名日显,其进入各种选本也就水到渠成了。澎湃新闻记者随便利用手边阅读工具检索,就发现《给孩子讲点中华句典》、《中华圣贤经大全集》、《百善孝为先》、《中华圣贤经》等不少面向少年儿童的选本、读本中都收入了这首作品,其中还不乏入选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优秀青少年读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教育部新编语文教材推荐阅读图书。

一些不加辨别即选入该诗的古典诗文选本,其中不乏学者参与。

在由河北电视台品牌节目《中华好诗词》相关图书《中华好诗词》,也将其作为“模拟自测题”的题目编入其中。该书“诗词注释、题解部分由河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董文武执笔,河北大学田玉琪教授负责文学编审”。

《中华好诗词》相关介绍

在这种情况下,音频朗读来了,视频课程也来了,也难怪家长放心的让孩子学起来、背起来。按2005年算起,这个错误竟然传播流布了十五年,直到今天才被网友发现。回顾整个过程,层层加码,恐怕不能简单归因为误会。

如果编选者、传播者能够稍微检索比对下李商隐诗集的权威版本,稍微本着对孩子负责的态度,只要稍有诗文常识,恐怕不难发现其中的不对劲,至少多少会有所怀疑——李商隐的风格是这样的吗?唐诗中有“母爱”这个词吗?实际上,记者通过多个古典文献数据库检索发现,在所有古典诗词当中,“母爱”作为名词几乎没有出现过,而在唐诗中,则更是可以确信:一次都没有,除了这首“李商隐的《送母回乡》”。

包括《全唐诗》在内的古典诗词文全文检索系统几乎检索不到作为名词的“母爱”,唐诗中更是一个也没有。

众所周知,准确严谨是教材的生命。根据我国出版物质量管理的有关规定,包括教材在内的图书必须经过“三校一读”才能付印,经过了如此严格的流程,教科书还是留下了这么多“遗憾”,有读者甚至调侃“无错不成书”。把关者出版社为何对疏漏“熟视无睹”,反而让读者和媒体成了“质检员”?

目前,随着教材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往由一家出版社垄断全国中小学教材市场的局面已被打破,教材的多元化趋势,让各地同类教材之间出现了竞争。竞争的法则从来都是汰劣留良,漏洞百出的教材,显然是不可能站稳市场、赢得读者的。

市场之手纵然会遴选出经得起考验的教材和出版社,但是目前教材出版所呈现的“重利轻质”的苗头,仍要警惕。

出版社应认识到,教材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载体,更是培育科学精神的平台。所有不符合科学精神的东西,都不应出现在教材里。

就拿插图来说,在照相术发明以前,古人的画像除少数帝王之外很少有流传下来的,谁能知道李白、杜甫究竟长什么样呢?既然如此,就应该在教材配图上注明图片来源——是今人合理想象,还是确有历史依据,都应一一说明,做到“无一字无来源,无一句无根据”。只有这样,当学子们捧读着一本本编校精细的教材时才会受到科学精神的熏染,培养起严谨求实的态度。

对于已经出现的错误,教材出版社不能采取沉默是金的“鸵鸟政策”,应及早澄清或解释,并争取在再版时修改过来。这既体现了对读者和学生负责的态度,也可避免丢失人们对教材的信心。毕竟,在读者心目中,教材是最权威的工具书,不能有“硬伤”。

曾长期服务中华书局的左舜生在回顾编辑经历时曾说:“一本书经过七次校对才付印……刊物的每篇文章至少也要经过三个人过目。”即使抗战时期,他们对教科书,“检查甚严,抽查发现有不合规格者,即全部退厂复查”。前辈们在艰苦卓绝之下能做到的,我们今天没有理由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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