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比例 中国近1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 “男多女少”剩男普遍

　　[摘要]这是一定时期内严格生育控制的社会代价。更值得担忧的是，在中国低生育水平中，自愿性的因素占得越来越大，尤其到了80后、90后一代，即便放开生育政策，很多人也不愿生更多孩子。

　　“剩男”将成严重社会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坚决打击采血送香港鉴定胎儿性别，并透露已完成禁止“两非”修订草案

　　7月26日，国家卫计委召开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会议，要求坚决打击采血送香港鉴定胎儿性别的蔓延势头。话音刚落，8月7日深圳罗湖海关截获96份试图携带出境的疑似孕妇血液样本。

　　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居高难下的直接原因。尽管综合治理多年，但却没有扭转我国面临着男女比例失衡的严峻形势。种种因素看来，未来可能出现的大批“剩男”将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定时期内出生男婴总数和女婴总数的比值，通常用每100名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曾提出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至115以下的目标。根据目前最新的官方数据，2013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 .6.也就是说，要达到“十二五”的目标，就是要在两年时间，将出生性别比下降2 .6.

　　距离“十二五”期末倒计时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出生人口性别比要降至115的目标，恐难如期完成。

　　7月26日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会议指出，要完成115以下的硬指标“难度较大”。会议用“更为复杂严峻”来形容目前的形势。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会上表示，明年，国家将对各地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十二五”规划完成情况实施终期评估，对没有完成目标任务的省份进行通报。

　　据国家卫计委透露，《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修订草案已经完成。

　　出生性别比目标首入国家规划

　　国际上通常认为的正常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应保持在103- 107之间。也就是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对应出生男婴为103-107名。这一指标，在中国已经持续30多年超出正常水平，约从1982年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为107.2，之后一路飙升，1994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在115以上，2004年达到最高峰121.2，其中一些省份还长期维持在130.

　　2009年被看作是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一个拐点，从这年起开始了持续5年的下降，但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当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45，2013年为117.6.也就是说，五年的降幅仅为1.85，下降幅度不明显。

　　《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下降至115以下的目标，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将性别比的明确目标纳入国家规划。此前“十一五”规划中，只提出“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当时已经预计到了难度，”曾参与多次人口政策调整的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告诉南都记者，尽管按照“十二五”所制定的目标，出生人口性别比仍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但从中国持续多年的现实情况看，要实现“115”这一目标已属不易。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国家卫计委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专家组组长原新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是按“分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遏制继续攀升，第二步是逐步恢复正常水平。

　　原新告诉南都记者，全世界约有近20个国家和地区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但中国最为严重，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其次是持续时间最长，超过了30年，同时波及的人口最多。

　　少生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催化剂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一直被认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主要有传统的生育观念，如“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尤其在农村地区，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生育率下降，造成一部分出生性别比不平衡，同时，B超、D N A等检测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人为选择生育性别从意愿变成现实。

　　原新指出，大家少生了，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一个催化剂。在全世界的共同规律中，有男孩偏好文化的国家，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往往都会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可以看作是一定时期内严格生育控制的一项社会代价。

　　翟振武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只要男孩的偏见存在，只要生育率下降，性别比偏高就会更明显。多名学者指出，更值得担忧的是，社会发展到现在，少生已经不再单纯是计划生育的结果，随着生育政策的完善调整，在中国低生育水平中，自愿性的因素占得越来越大，尤其到了80后、90后一代，即便放开生育政策，很多人也不愿生更多孩子。

　　虽然持续5年下降，但仍在高位运行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以后，中国人口性别比问题就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最初，政府部门曾出台文件禁止胎儿性别鉴定，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

　　为了消除性别歧视，“男女平等”这一观点也逐步成为基本国策，但在当时，很少有人会将“男女平等”直接与控制性别比例画等号。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 .2.两年后，中国政府正式拉开了治理男女性别失衡问题的战役。

　　“以前大家觉得性别比偏高是个别现象、暂时现象，而后来才发现这是长期趋势”，翟振武表示，但当时比例之高已经难以控制。

　　2002年11月，原国家计生委、原卫生部、原国家药监局共同发布《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对胎儿性别鉴定予以明确规范禁止。

　　2003年4月，“关爱女孩行动”启动，旨在通过倡导男女平等思想，扭转中国、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存在的新生儿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卫生、公安、司法、检察等多个部门也会同在一起，严厉查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引产的违法案件。然而200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历史最高纪录121.20.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人口出生性别比的问题，作为未来十年一个重要任务。

　　通过综合治理，2009年，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开始出现拐点，持续5年下降，但至今仍在高位运行。

　　“硬指标”和“问责制”是否有效?

　　2011年，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涉及男女性别比例。胡锦涛部署工作时强调，要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切实促进社会性别平等。

　　“高层非常重视，讨论非常热烈，提出了很多建议”，翟振武当时应邀授课，令他印象最深的是，胡锦涛抛开稿子讲了很多内容，反复强调加强任务落实。

　　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下降至115以下的目标。“地方政府达不到目标，就要接受问责”，翟振武表示。

　　2012年，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原卫生部与原国家计生委整合，组建国家卫生计生委。一位此前国家计生委的官员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合并后对降低性别比更有利，“联合检查更方便”。

　　此后，卫计委联合公安等部门进行了多次专项行动，力度之大也超乎以往。

　　最近一次大动作就在一个多月前。6月30日，国家卫计委下发《关于印发全国查处“两非”案件区域协作工作规范的通知》，通知要求“两非”案件查处区域协作联席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遇重大案件或者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召开。就在一个月前的5月21日，国家卫计委家庭司在浙江召开全国整治“两非”区域协作工作会议，为通知出台打下基础。

　　“通常在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复杂，牵涉面大时，就会采用联席会议的方式，来通气协商，互相配合处理。”在强化部门联动机制方面，北京市、海南、浙江、湖南省都有了明确动作。

　　不少地方出台相关措施力控性别失调，河南、陕西、吉林、上海等地甚至将性别比例直接挂钩官员“乌纱帽”。比如陕西2006年就规定，将对连续两年以上出生人口性别比非正常升高的市、县主要领导将暂时不予提拔;河南2009年规定，性别比例过高的地方，政府领导将被“一票否决”。

　　“这难以改变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翟振武坦言，如果纯粹依靠经济社会发展去改变中国社会的性别观念，需要很长时间。

　　建议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入刑

　　如何扭转性别比失调?多位学者均将矛头指向立法。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久以来都居高难下，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流产、引产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而造成偏高的原因，是对“两非”的行为缺少相应的法律打击和惩处。

　　尽管现行刑法第336条规定对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终止妊娠手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但这明显存在不足：一是对非医学需要的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没有列入惩处。二是上述法条只限定没有执业资格的人，但实际上一些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或医疗机构从事“两非”就无法惩处。从2005年起，几乎每年都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应修改刑法明确规定惩处实施“两非”的行为，

　　借鉴国际经验，韩国10年前也与中国一样面临严重性别失衡的问题，但1997年已恢复正常。其中重要原因是1994年通过立法，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入刑。在韩国，医生若透露胎儿性别，最高面临三年有期徒刑，1000万韩元罚款。

　　湖北省一直是我国出生人口性别严重失衡的省份，湖北省卫生计生委主任杨云彦在7月10日国家卫计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直言，尽管加大打击“两非”力度，“费了很大的劲”，但效果并不理想。

　　从2012年起，杨云彦曾多次在全国两会呼吁对“两非”入刑。今年3月的两会，杨云彦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应该修改刑法第336条，取消犯罪主体的资格限制，并明确对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像酒驾入刑出台之后马上产生效果”。

　　“单独二孩”有利于缓解性别失衡

　　从去年底开始，全面放开“单独二孩”政策，这对出生人口性别比会产生哪些影响?浙江是全国第一个放开单独二孩的省份，从目前公布的数据看，从今年1月17日实施单独二孩，男孩出生1309人，女孩是1135人，依然没有扭转“男多女少”的局面。

　　多名学者指出，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的手段，多生有利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下降。穆光宗指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选择空间的拓宽对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会有一定帮助。

　　不过，并不能寄望通过单独二孩实施，能促使严重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翟振武指出，尽管单独二孩放开后，一部分第一胎是男孩的家庭，第二胎更愿意生女孩，或者对孩子的性别已不那么在意，相对而言，更多女孩子就能被生下来，“但不要期望此政策就能完全扭转我们性别比的失调”。

　　相比之下，“治本”更为重要。多位学者均建议，要把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把男女平等从口号变成现实行为和理念。这对于中国的现实而言，任重道远。

　　南都记者 龙玉琴 葛倩 万蜜 实习生 文亿 吕净蔓 古晓彤

　　事实+

　　“剩男”堆积易引发社会问题

　　按照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中指出，到2020年，预计20岁—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

　　学者指出，过去30多年持续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导致先天性的、原发性的性别结构的失衡，必然会影响到未来整个中国人口的婚配、就业方面的性别结构。

　　首先面临的是“男多女少”造成的“婚姻挤压”。当90后进入婚育年龄，大约从2015年开始，这种堆积效应就会放大。

　　除了年龄挤压外，地域挤压也将越来越明显。比如通过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在大城市找不到老婆，很可能就往农村找，农村男性就只能往更贫穷的地区找，最后很可能导致最贫困最落后的边远山区出现“光棍村”。

　　此外，性别失衡也会对就业造成影响，传统女性占优势的岗位可能会被男性挤压，对妇女就业地位的提升造成影响。此外，没有婚配对象还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导致性暴力、拐卖人口、买卖婚姻、儿童失踪等案件的上升。

　　“剩男”的增加进一步降低了婚内的生育率，加剧了低生育率的问题，形成一个“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