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刘禹锡互相拜年时写了什么诗

白居易与刘禹锡互相拜年时写了什么诗

摘要：“诗魔”白居易和“诗豪”刘禹锡，他们过春节不给所谓有知遇之恩的官僚拜年，而是给彼此有神交的文友拜年，共同谱写了一段中唐文坛佳话

公元八三八年一月三十日，是唐文宗开成三年的元日，也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一。这天的河南洛阳，有一桩中国文学史上颇有意义佳话，中唐两位最伟大的诗人——“诗魔”白居易和“诗豪”刘禹锡只给一个人拜年，并留下了两首优美的诗章。

洛阳在唐朝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而且还几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洛阳本是隋朝的东都，唐武德二年（六一九）四月，王世充废皇泰主杨侗（dòng），称帝即位，国号郑，洛阳便成为王郑政权的都城。武德四年（六二一）五月唐灭郑之后废除了东都，洛阳成为李世民的秦王府所在地。唐太宗时，改名洛阳宫，朝廷曾三次迁到洛阳办公。唐高宗显庆二年（六五七），洛阳被定为永久性的东都，朝廷各部都在洛阳设置了分支机构。

此后，皇帝和朝廷就像跳探戈似的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摆来摆去。高宗统治的二十六年中，主要居住在洛阳，朝廷也多次迁往洛阳。高宗死后，武后把朝廷永久性地迁到洛阳，并称洛阳为“神都”，直到长安元年（七〇一）十月，朝廷才迁到长安。长安三年（七〇三），朝廷又迁回洛阳。神龙二年（七〇六）十一月，唐中宗再次把朝廷迁到长安。开元五年（七一七）初，唐玄宗又将朝廷迁回洛阳。玄宗在后来的二十年中，有一半的时间呆在洛阳，朝廷的迁移不下十次。广德元年（七六三）十一月，朝廷又迁到长安，洛阳仍是东都。天佑元年（九〇四），朝廷又迁回洛阳，直至九〇七年唐朝灭亡。

白居易小隐入丘樊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原因，洛阳便成了官员的缓冲“中隐”之地。唐文宗大（太）和三年（八二九），白居易看到国家政局混乱，便急流勇退，称病归洛阳，主动要求做分司东都的闲官。三月末，白居易除太子宾客分司，到任后便作《中隐》一诗，表达了自己乐天知命的思想情趣：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大和四年（八三〇）十二月，白居易调任河南府尹。大和九年（八三五）十月，白居易又回到东都，任太子少傅分司。虽说“洛中多君子”，但真正“可以恣欢言”者却寥寥无几，白居易在《老夫》一诗中就曾感叹道：

七八年来游洛都，三分游伴二分无。

风前月下花园里，处处唯残个老夫。

世事劳心非富贵，人间实事是欢娱。

谁能逐我来闲坐，时共酣歌倾一壶。

想找个有共同语言的朋友一块“闲坐”聊天、“酣歌”共饮都成了一种奢望，其百无聊赖的寂寞不言而喻。

刘禹锡与裴度

开成元年（八三六）秋，刘禹锡因患足疾迁任太子宾客分司。听到刘禹锡来洛阳消息，白居易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了，他和刘禹锡堪称“文友诗敌”，两人自宝历二年（八二七）秋冬在扬州“初逢”之后，便酬唱不断。白居易急忙去见洛阳的最高行政长官东都留守裴度，要为刘禹锡接风。到了晋国公的绿野堂才知道，裴度早已经准备好了。

裴度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数度拜相，封为晋国公。“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旧唐书》卷一百七十《裴度传》）。裴度非常赏识刘禹锡的才能，刘禹锡的升迁转职，大多仰仗裴度。元和十年（八一五），被贬谪了十年的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刘禹锡回到京师，等候新的任用。但由于去长安玄都观作了一首看桃花的诗而得罪了权贵，被改任播州（今属贵州省遵义市）刺史，“官虽进而地愈远”。官职名义上是升了，但任职的地方更加偏远，条件更其艰苦。当时，刘禹锡老母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这简直就是生离死别。时任御史中丞的裴度便向宪宗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