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需要一个例外的香港吗？10月13日，前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在港媒上发表文章称，1980年代中央领导人提出“一国两制”，当时主调是“两制”，香港得以很多“例外”，但根本问题是：今天香港凭什么可例外下去？张炳良称，香港曾是经济强人，其优势皆建基于与美欧紧密联结及高度自由开放之城市，并背靠国家发展势头，长期得益于内地劳工土地及惠港政策，及其庞大供需网络，由此巩固国际枢纽地位。内地经过40年改革开放、粗放发展、学习西方、融入世界后，经济已晋级转型，决意走大国道路，确立新时代秩序。新秩序要求特区经济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包括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政治上纳入国家全面管治框架。这跟1990年代各自发展的“井水河水”论，大相径庭。今天香港已不再是内地发展的典范，近年反处处表现为向中央讨优惠、依赖内地因素，发展新产业但成效不彰，竞争力渐为区域其他城市赶过，精力日益为政治争斗所噬。面对国家高度重视的能源、数据、科技等新经济领域，香港可怎样跟内地产生优势互补的接合？充斥反中反内地意识的政治抗争，更令内地官民反感：这还是“一国”吗？对内治理未能发挥“港人治港”优势，因循的政策思维对社会分配矛盾束手无策。所以根本问题是：今天香港凭什么可例外下去？中国崛起，美国遏中打港，以港区国安法为由，拉拢盟友乘势制裁，削弱香港的金融、航运中心等地位，“去国际化”以挫其为中国增值之能量，香港已不能再像从前中美友好下尽得左右逢源之利。世代更替，时代已变，香港如此，内地如是。定调于1980年代现状不变少变的“一国两制”构思，显然已与当今港情国情脱节。一国两制仍是香港未来的唯一选项，但须重拾基础，正视新环境和全球大局，不能一厢情愿。一国两制关乎矛盾协调的实践艺术，制度张力仍会持续，关键在于究竟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的张力。经济上要求进、政治上休养生息也得求进，不能回避转型之痛。各方持份者和年轻一代都要深思：香港前途依赖的条件何在？中国还需要一个例外的香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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