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爱好者一定对“十三经”不陌生,但“十三经”的形成也经历了许多曲折而又有趣的过程。本文不揣谫陋,对“十三经”形成过程中的几个阶段略作述评,希望能对读者朋友们有所启发。
说起“经”,在先秦两汉时代,人们一般说“六经”,指的是《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部经典。其中《乐》没有流传下来,剩下的五部经典又被称为“五经”。到了西汉的时候,“六经”也可以说成“六艺”,所以刘歆《七略》在著录儒家经典的时候,列出“六艺略”这一类别,并且被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所继承。需要注意的是,西汉时代的“五经”跟我们现在的理解有些不同,《易》指的是《易经》,不包括《易传》;《礼》指的是《礼经》,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仪礼》,而不包括《礼记》《周礼》;《春秋》指的是《春秋经》,不包括《春秋》三传。在当时的观念里,“经”与“传”“记”有严格的区分,是不得混淆的。后世逐渐把“传”“记”等书和“经”混杂在一起,所以“五经”才会逐渐拓展到“十三经”,这就是“十三经”之所以会出现的根本原因。
到了东汉时代,出现了“七经”的说法。所谓“七经”到底是哪七部经典?历来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我认为“七经”就是“五经”再加上《论语》《孝经》,这种观点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按照西汉时期的观点,《论语》《孝经》只是“传”,还不够格称为“经”,但因为两汉统治者宣扬“以孝治天下”,逐渐尊崇孔子,所以《论语》《孝经》的地位不断攀升,最终也成了“经”。
大约到了唐朝初年,又有了“九经”的概念。一般认为所谓“九经”就是《易》《书》《诗》再加上“三礼”和“《春秋》三传”。所谓“三礼”,就是《周礼》《仪礼》《礼记》这三部经典。在汉代,只有《仪礼》才是“经”,所以被称为《礼经》,或直接说成《礼》,《礼记》只是“记”,《周礼》得到重视也很晚,它们都不是“经”。所谓“《春秋》三传”,指的是《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这三部书。顾名思义,这三者都只是“传”,并不是“经”,但到了唐朝,也都提升到了“经”的地位,并列称为“九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知道,唐代以科举取士,科举之中有“明经”一科,就是考察读书人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当时官方把儒家经典分为“三礼”“三传”《易》《书》《诗》这些科目,让读书人分而习之。由于官方分科的影响,“九经”也就这样被习惯性地叫开了。另外,唐朝初年著名学者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以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其中所谓“五经”,指的是《周易》《古文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这五部经典,这跟汉代的“五经”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汉代“五经”之《礼》,指的是《仪礼》,到唐代则变成了《礼记》;汉代《春秋》指的是《春秋经》,唐代则变成了《左传》。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变化。
唐朝晚期,“十二经”的说法又出现了。原来唐文宗开成二年下令把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史称“开成石经”。在中国古代,为了校正经书文字、方便士人对比校勘,有时会把经籍刻在石碑上,这次的“开成石经”也不例外。“开成石经”之中,除了前面所说的“九经”外,还加上了地位日益崇高的《论语》《孝经》《尔雅》三部书,一共十二部,所以称为“十二经”。到了此时,“十三经”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果然,到了宋代,“十二经”再加上一部《孟子》,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十三经”。原来北宋以来,程颐就特别重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到了南宋时期,朱熹正式把这四种文献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并作了《四书章句集注》这样一部经典注释。从此“四书”与“五经”并列,拥有了与“五经”对等的地位。我们习称“四书五经”,就始于朱熹。在整个两宋时代,《孟子》的地位稳步上升,最终也被提升到“经”的地位,所以宋代才会有“十三经”的说法,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综观先秦到两宋“十三经”形成的历史,就是一个“经”的概念不断扩大化的过程。本来只有“五经”才是正式的“经”,但《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以及《春秋》三传等“传”,还有《礼记》等“记”,都因为其内容而逐渐得到世人的重视,也慢慢获得了“经”的地位。宋代以后,“经”的概念扩大化的过程并没有结束。宋代就有人提议把《大戴礼记》也加进去,称为“十四经”。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又提出“二十一经”的说法,就是在“十四经”的基础上,再加上《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这七部书。但“十四经”“二十一经”等提法并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现在还是“十三经”的说法最为流行。
在中国古代,“经”具有神圣的意义。“经”本来是指织布过程中竖着的丝线,引申为经线、经常、天经地义等意思。具体到书,有“经典”“经书”等词。古人认为经书中蕴含着三纲五常等万世不易的大道理。但我们考察了“十三经”的形成过程,知道了从“六经”“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二十一经”的变化轨迹,也就明白了“经”的范围并不是恒常不变的,“经”的地位也不是确立不拔的,而是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而不停地变动。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必对“经”抱有迷信、盲从的态度,而是要实事求是地去研读、领会之。
如果要研读十三经,唐宋时代有“十三经注疏”,但过于繁杂,阅读起来比较困难。如果参考清代学者的著作,则相对比较容易理解。清代学者对“十三经”有浩如烟海的校释著作,其中的佼佼者,则有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孙希旦《礼记集解》、刘文淇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陈立《公羊义疏》、廖平《谷梁古义疏》、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皮锡瑞《孝经郑注疏》等。当然,以上所举只是沧海一粟,还望读者能举一反三,好学敏求,以渐窥经学门径。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栏目支持:黄帅
范云飞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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