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十万个为什么》

艾琪周大象公会

用问答体写成的读物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要用这种格式写科普读物？这种写法是否合理？

文｜艾琪周

在中国大陆，“十万个为什么”类图书家喻户晓。1961 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后，这种以一问一答的格式写成的书籍，逐渐成为了中国最普及的青少年科普读物。

▍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

“十万个为什么”作为问答体读物代名词的地位，受到过商标部门的承认。80 年代后，市面上出现各种“新版”、“少儿版”和“21 世纪版”，甚至英美国家的问答体科普读物，被引进中国市场时也要宣传为《十万个为什么》的“英文原版”，结果，少年儿童出版社在 2000 年申请注册“十万个为什么”的商标，却因为“十万个为什么”已成为常用的科普书名、且“直接表示了商品的内容特点”而遭到驳回。

▍电商平台上英文科普读物 I Wonder Why的展示页

问答式的文体有什么功能？为什么会以这种文体编写科普类作品？这样做是否合理？

问答体的传播功能

《十万个为什么》的文体特征非常鲜明，提问者的身份、特征既不明确也不重要，而回答者则处于权威地位，对每个问题给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解释。

因此，虽然人类历史上早有以对话和问答形式为主的文体，如古希腊哲学著作中描写的苏格拉底反诘法和《论语》所反映的孔子“启发”式教学，但它们与《十万个为什么》都有较大的区别。

苏格拉底式反诘法的要领，是向谈话对象不断提问，并试图用对方的立论进行逻辑推衍，继而找出对方思想中的矛盾，从而能够继续发问来启发对方得出更为明确和严谨的结论。

▍相比于问答，这类对话更接近于“对谈”或“辩论”，问者进入谈话的逻辑存在门槛

《论语》中以问答形式写成的内容更强调解答者的权威属性，相对更接近《十万个为什么》。但是，“子曰”的并非普世真理，当不同的人提出相同的问题时，孔子往往彰显“因材施教”的原则，给出不尽相同的答案。这与《十万》脱离具体人物和情境、对每一个问题给出普世性的标准答案的做法有很大不同。

真正有《十万个为什么》色彩的“问答体”书面作品，是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基督教要理（Catechism），即用来教导学生学习基本教义和圣礼的纲要性文件。1529 年，马丁·路德发表《大要理》和《小要理》，前者是针对牧师、教师和成人信众的教学手册，后者则面向被他们教导的群众，用问答形式宣传教义。

▍《小要理》英译文本。在每一部分的问答之前都示有“家长应按以下（问答）方法向家人呈示（教理）”，可见马丁·路德十分重视教义问答的家庭教学实践（来源：Internet Christian Library）

事实上，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会在教授圣礼以及背诵信经、祷文的教学过程中，便采取了能高效灌输宗教意识形态和思维方法的问答形式，但要中世纪晚期才出现这样的教义手册，而且还没有完全采用问答体。

而有了简明适用的问答体，路德的《小要理》发表后便迅速流行起来，不仅成为基督新教教育的典范形式，且在路德宗等新教宗派中成为了教会公认并遵守的信条。

改革宗亦订制了体裁类似，信息量更大的纲领性文件，如 1563 年颁行、包含 129 个问题和解说的《海德堡要理》，以及 1647 年西敏会议后随《西敏信条》一同颁发的大、小两种要理。英语世界的新教宗派，如苏格兰长老会、美国福音派、浸信会等，多以这两种要理为信条，或参考它们来修订自己的信条。

东正教和天主教也出版过形形色色的问答式教理手册，以供教学使用。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包括 19 世纪的莫斯科都主教圣菲拉热编写的大要理，和天主教教皇庇护十世用意大利语写就的《基督教义要学》。不过，这些问答手册都未能像新教中的教义问答一样，取得核心位置。

▍根据教皇若望·保禄二世颁行的论述体《天主教教理》改编简化而来的《天主教青年教理》，其标题“YOUCAT”是“Youth Catechism”的缩写，封面也颇“青春风”

在宗教劝奉和灌输中，这种问答文体的优势非常明显：面对“民智未开”的大众，它能够简单粗暴地传授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并限制他们思考的范围。

因此，近现代以来的政治家也偏爱“教义问答”的形式。在美国，许多人都尝试编写过这样的“意识形态问答”，以使学生能快速理解美国政体的特征，并形成国家认同。

▍“美国宪法问答”其中一种的封面，该书初版于 19 世纪，其作者是一位居住于纽约的编辑

较早有意识地用问答体来宣传爱国主义的中国政治人物，则是信奉基督教、曾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他出版的《不忘国仇问答》、《抗日游击战术问答》、《民众训练问答》、《建国问答》等著作，都采用了一问一答的形式，旨在让基层官兵和政治活动者能够借以动员士兵和群众，“易懂易记易温习”。

▍收录于《民众动员问题》的《民众训练问答》

共产主义运动也差点使用问答的形式来编写运动纲领。1847 年，成立于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决定，要使用问答的形式拟定纲领文件。莫泽斯·赫斯起草包含 72 个问题和回答的《共产主义信条问答》后，恩格斯除予以猛烈批判外，还提交了他亲自撰写的、包含 22 个问题和回答的《共产主义原理》。在这张问答体之战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获得了撰写纲领的权力。

最后，因为纲领宣言“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问答体难以适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改用宣叙式的文体写成《共产党宣言》。

当然，对于现实中的宣传教育工作，问答体实在太过方便实用，无论如何都让共产主义运动难以割舍。直到今天，“意识形态问答”仍是基层党员和爱国群众政治学习的法宝。

▍《十八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封面及目录。党建读物出版社下属的“学习出版社”，在每次党代会后都要出版“学习辅导百问”，作为中央精神的“权威教科书”

然而，“意识形态问答”的强传播效果，在灌输危险思想时也有同样出色的表现。纳粹德国学校广泛流行的手册《德国国家问答》，就充满了“日耳曼人的独有特征是什么”、“纳粹主义的民族必须与哪个民族作斗争？为什么？”、“犹太人是用什么买通民众的？”这样的问题，其答案的取向可想而知。

▍《德国国家问答》

为什么要写为什么

完全以问答体写成的《十万个为什么》，其功能不会仅仅限于科学问题上的答疑解惑。事实上，科普写作在当时本就具有特殊功能：1949 年中共建政后仅一个月，文化部下即专门设立科学普及局，将科普工作视为“破除封建迷信、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的重要手段”，“当然更有现实的需要”。

《十万个为什么》的书名，源自 1929 年苏联作家米·伊林的短篇科普作品《十万个为什么：室内旅行记》。到 1934 年时，该书有三种中文译本出版，其中董纯才题为《十万个为什么》的译本流传最广，成为中国《十万个为什么》的先祖。

▍建国后再版印刷的《十万个为什么》董纯才译本扉页

高士其、叶永烈、张景中等不同代际的中国科普作家，都常将这本小书挂在嘴边，叶永烈等还参与了中国《十万》的编纂。

不过，与长篇大论的中国《十万》不同，《室内旅行记》篇幅短小，完整的中译本只有 100 多页，总字数不到 5 万字。内容上，该书主要围绕与家居生活相关的问题，如“穿三件衬衣还是穿一件三倍厚的衬衣更暖和”、“为什么放陈了的面包会发硬”等科学知识，以及“古时候的人吃什么”、“人类喝茶和咖啡有多久了”的文明史问题，提问方式也不限于“为什么”。

除中国外，《室内旅行记》在苏联国内外的影响力也不算高，即使在伊林自己的作品中，地位也远不如《人怎样变成巨人》和《五年计划的故事》这样的大部头。

就连该书标题中的“十万个为什么”都是一句不准确的翻译。伊林引用的是他的哥哥萨穆伊尔·马尔沙克翻译的吉卜林童话集《原来如此的故事》中赞扬儿童好奇心的诗句，但吉卜林的原句应为“七百万个为什么”，马尔沙克却错将其译为“十万个为什么”。

▍“室内旅行记”

与米·伊林这部个人色彩浓厚的小册子相比，中国版《十万个为什么》的生产过程复杂得多，完全不是来自科普作家的个人创意。

1956 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科普和技术类书籍一时颇为时髦。由于面向儿童的科普著作大多依赖译介，上海少儿出版社于 1959 年开始筹备一套自然科学领域的“百科全书”式读物。

由于米·伊林的著作在编辑中的影响颇广，“十万个为什么”的名字从“你知道吗？”、“知识的海洋”等待选书名中脱颖而出。

1961 至 1962 年，《十万个为什么》陆续出版。全书共八册，分别为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地质矿物、动物、数学分册，共收录问题 1484 个，总计 105 万字。

▍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

由于当时科普读物十分缺乏，初版《十万个为什么》在出版后被迅速推广开来。到 1964 年 4 月，《十万》共发行了 73 万套，单册发行量总和为 584 万册，此外有 19 个省的人民出版社借印 260 多万册，以及各少数民族文字版、盲文版、越南文版等版本印量不计。

此后，《十万个为什么》成为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金字招牌”，先在 1964 至 1965 年出版“修订版”（14 册），又于 1970 至 1978 年出版“工农兵版”（21 册）。80 至 90 年代，该书又根据“修订版”重新出版为第四版（14 册）及续编本（10 册），1999 年出版“新世纪版”（12 册），2013 年出版“第六版”（18 册）。

▍工农兵版《十万个为什么》

正如问答体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应用，《十万个为什么》不但要对各种问题作出解答，而且还要启发读者提出“正确”的问题。因此，早期的《十万个为什么》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特色。

当然，为强调趣味性，前两版《十万》中的选题大都比较贴近生活，而且是极为具体的应用指导，或者从具体现象中产生的疑惑，但仍有很多问题明显不是“真问真答”。

▍第一版《十万》第二册（物理分册）的目录第一页。其中如“用什么方法拉车子最省力”“为什么针容易刺进别的物体里去”或许是征集自读者的问题，但像“时间能放大吗”、“一吨木头和一吨铁，哪一个重”则明显是借发问讲道理的“钓鱼”问答

在写作上，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也最强调读者的接受程度，甚至因为由上海某师范学校的 7 位老师撰写的 6 万字初稿“晦涩”、“枯燥”而予以推翻，并在中小学、少年宫等单位分发 1 万份问卷来征集问题，以确保成书的趣味性。

也因为强调趣味性、编著者水平以及成书年代的限制，书中的科普内容今天看来并不都靠谱。

在解答“恐龙为什么会从地球上突然绝灭的”的问题时，《十万个为什么》只讲了中生代环境气候改变这一种理论；在“为什么人睡着了以后还会磨牙齿”中，作者也只提到磨牙和做梦一样是大脑皮质抑制程度浅的结果，并未真正解答磨牙的问题。

文革期间出版的“工农兵版”《十万个为什么》，则真正凸显出了意识形态宣教的功能。文革初期，早期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被定性为“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内容遭到批判。例如其中用“武松打虎”讲解肾上腺素的作用，被认为是诬蔑欧阳海、刘英俊的英雄事迹，攻击“力量来自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文革初期一部抨击《十万》的连环画封面

在这一背景下，1970 年起出版的“工农兵版”将大多数问题指向了农业、军事等实践领域，提纲挈领的问题都变成了政治宣传。例如体育分册中的问题“为什么说体育运动来源于三大革命实践？”和人类史分册中的问题“为什么说《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是指导性的革命文献？”等。

▍受国内学界时况影响，“工农兵版”《十万》收录了问题“为什么说‘宇宙膨胀’论是错误的”，正文首句即下结论称宇宙膨胀论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宇宙观的一个代表”，并批评了六十年代以来在国际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大爆炸理论”

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问题，“问答体”的局限性一般还要明显得多。在难于定论的问题上，“权威解答”式的回答即使不属于宣教范畴，也难免行文偏颇。而文化领域的知识如“文学常识”，写成一问一答的问题本已牵强，很多时候又很难给出鲜明的定论。

在这些领域，“问答体”早已流于形式，在解答“为什么”之前，先把问题作为预设的结论灌输给读者。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十万个为什么》，所以其中每个“为什么”读者都很难在生活中遇到

因为这些问题，《十万个为什么》尽管 80 年代后还不断再版，但也常被讨论为“过时”。在国内科普书刊市场上，一些国外的科普著作被陆续引进，其中一些内容较成系统的书目，体裁多为按词条分目的“百科全书”，如《剑桥少儿百科全书》、《阶梯新世纪百科全书》等。

中国出版界也借鉴过这种形式，如 1991 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影响和发行量都相当大，其行文已完全摒弃了《十万》中的问答形式。

21 世纪后，这种科普文体的转向更加明显。2010 年底中文网络上建立的某网络问答社区，因被认为具有理性、学术、精英等特征而饱获好评，而这一社区内就出现了堪与《十万个为什么》针锋相对的流行语：“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