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陶爱历史_彭德怀的第五次战役作战方案，遭洪学智顶撞，怒道：这仗还打不打

彭德怀元帅在晚年时，回顾自己的戎马一生，曾总结出四大败仗。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却被赫然列入这四大败仗之一。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中朝联军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线维持于三八线。在第四次战役中，美军在名将李奇微的指挥下，初次破解了我军的穿插迂回战术，并发明了恼人的“磁性战术”以及“火海战术”。由于我军补给线过长，敌人轰炸又太过频繁，因此我军主动放弃了在第三次战役中攻占的汉城。

就当李奇微与美军紧锣密鼓，决定发动新一轮攻势之时，毛泽东和彭德怀却高瞻远瞩，决定以攻对攻，力求成建制地歼灭美军部队，争取将敌人赶下海。

为了准备这次战役，大量生力军加入了志愿军，众多先进的苏制装备也开始武装我军，志愿军的实力变得空前强大。志愿军总人数达到95万人之多，加上朝鲜人民军，就有130万，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百万大军。

不仅如此，我军序列中还加入了四个地面炮兵师，三个高炮师。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军各师都成立了炮兵团、高炮营，各团又增设了无后坐力炮连、高射机枪连和美国人最害怕的一二零迫击炮连，其中大口径火炮接近一千门，火力大大增强，再也不是那支用血肉之躯以及劣质装备与敌人飞机坦克对拼的“寒酸部队”。

第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说：

“美国佬有多少兵，加上李承晚的伪军，还抵不上咱们一个军区，不够咱们一个淮海战役打的。我看把美国鬼子赶下海不成问题，朝鲜有多大个地方？在三八线撒泡尿就能滋到釜山去。”

听了王近山的话，彭德怀也打趣道：

“敌人说自己是联合国军，我看咱们才是联合国军，二野的，三野的，四野的，一野的也很快要上来了，我们一个省比欧洲的一些国家加起来还要大嘛！”

在此之前，我军用劣质装备，照样打得美军屁股尿流，从鸭绿江边一直退到了汉城。如今我军实力大大增强，在很多人看来将美军赶下海，并没有什么困难，甚至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在这种浮躁气氛的感染下，某些部队开始盛行一瓶牙膏主义，也就是只需要用完从国内带来的牙膏，就能唱着得胜歌，班师回国。就如那句小调唱的：从北到南，一推就完。

就当志愿军上下沉浸在盲目乐观情绪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却用他冷静的双眼审视着敌我的一切……

在第五次战役的作战会议上，彭德怀向众将提出了自己的作战计划：

“现在敌人在朝鲜前线兵力有14个师，3个旅，24万人左右，另有伪军二、八、十一师等三万多人分布在春田、大邱、大田、马山等地……从各方面情报判断，敌军进占三八线以后还要继续北进……”

在分析完敌人的兵力以及企图后，彭德怀坚定地布置起了作战任务：

“我们必须在4月20日左右，至迟5月上旬，举行战术方剂，消灭敌人几个师，粉碎敌计划，夺回主动权。在打法上，由于这次敌人比较靠拢，我们必须实行战役分割和战术分割相结合，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东西割裂，而后各个包围歼灭之。”

按照彭德怀的预想，他将用第三兵团从正面突击，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从两翼突入。王近山的第三兵团突破敌人防线后，兵分为二，配合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卷击敌人的后方与侧翼歼灭伪一师、英二十九旅、美三师、土耳其旅、伪第六师等五个师，然后集中力量歼灭美军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

在这次战役中，志愿军将投入数十万兵力，要将“联合国军”的主力彻底消灭。后来军史学家评论：“确实打大了一些。”

说完自己的计划后，彭德怀便询问众人：

“今天讨论第五次战役怎么个打法，你们发表一下意见吧！”

彭德怀话音刚落，洪学智便站了起来：

“我主张将敌人让到铁原、金化地区再打，如果在铁原、金化南面打，我们一出击，敌人一缩，不容易达到毛主席说得成建制消灭敌人的目的。把敌人放进来一些，我们可以拦腰一截，容易解决问题。同时，刚入朝的部队以逸待劳，应多一些准备时间。”

对于洪学智的建议，彭德怀并不十分认同。按照他的想法，李奇微的企图是继续北进，一直将战线推到鸭绿江。而彭德怀决定以攻代守，将美军的阴谋扼杀于摇篮之中。若就此退却，难道不正中美国人的下怀？

因此彭德怀马上说：

“我们不能再退了，把敌人放进来坏处很多，铁原是平原，是很大的开阔地，敌人坦克进来，对付起来很困难。另外，让敌人打进来，物开里那儿还储存着很多物资、粮食，怎么办？不行，不能把敌人放进来，还是得在金化、铁原以南打。”

事实上，彭德怀的想法不无道理。美军是机械化部队，推进很快，在平原上作战，我军确实吃亏。而且，物开里是我军的补给基地，稍有不慎就可能被美军一锅端。

对此，洪学智拍着胸脯说：

“好办，我保证两夜之内搬完。”

洪学智的意见，很快便引起了司令部众将的讨论，邓华、解方、杜平都表示，应该将美军放进来打。第二次战役，我军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就是诱敌深入，将敌人放进来打，这正好发挥我军迂回穿插的长处。况且，第三兵团、十九兵团刚进朝鲜，对敌军还不甚熟悉，应该经过整训再行作战。

彭总见众将不太赞成他的意见，心里有些不高兴，于是问道：

“这个仗，你还想不想打了？”

洪学智回答：

“老总，打还是要打的，我们做你的参谋，参谋的责任是提建议，意见是供你下决心参考的。老总是战场统帅，最后的决定还是老总来下。”

最终，彭德怀依然做出决定，还是按照原计划来打。

午饭时间，洪学智还是“不依不饶”，他端着饭碗找到彭德怀，说道：

“老总啊，当参谋的，有三次建议权，我已经向你提了两次建议，现在他们都走了，我在向你提最后一个建议，最后由你决定。……敌人坦克进来果然不好办，可是我们打出去更不好办，我们往前走，敌人就要后退，我们是靠两条腿，敌人坐着汽车炮，我们的人又疲劳、地形又不熟，追不上敌人汽车啊。另外，打远了怎么供应啊，供应线又接不上。”

洪学智的这段话，终于揭示了他的意见中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后勤。而这，也是洪学智在作战会议上，不惜触怒彭德怀，也要“顶撞”其作战计划的原因。

洪学智担任的是志愿军副司令，但并不主要指挥前线战斗，他主要兼管的是后勤。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洪学智的老本行是一名攻城拔寨、冲锋陷阵的战将。他从排长、连长，他屡立战功，一直打到了军长。与许多革命将领一样，洪学智也曾经很不喜欢干“婆婆妈妈”的后勤工作。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对于后勤一直不甚重视。我军奉行人民战争，一针一线、一水一饭，都来自于人民的帮助。我军的后勤工作下放到了基层，放手发动群众为我军运送粮食、弹药，提供住处，以及照顾伤员。例如在淮海战役中，我军的军粮和弹药，就是靠500万群众肩扛手提，最后用小推车送来的。

除了人民的帮助外，我军的后勤还有赖于打胜仗后的缴获。正如那首歌唱的一样：“没有吃没有穿，敌人自跟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跟我们造。”

在国内战争中，人民的帮助以及战胜敌人后的缴获，让我军军需无虞，最终从胜利走向了胜利。

然而在朝鲜战场上，一切都变了。首先，我军是异国作战，不熟悉当地民情，难以发动群众。此外，由于美军的狂轰滥炸，北朝鲜人民流离失所、自顾不暇，根本无法帮助我们解决后勤难题。而在南朝鲜境内，当地百姓听信李承晚和美军的反动宣传，战争一开始就逃亡一空，因此也不能为我军提供所需补给。

至于缴获，那就更不可能了。美军在撤退前，一定会将来不及运走的补给全部摧毁。即使夜里没有摧毁，翌日白天也会派飞机来轰炸。虽然我们有所缴获，但始终不能满足我军的所需。

因此，我军的补给必须依靠后方运送。然而由于美军拥有绝对的空军优势，导致我军补给线经常被轰炸，粮食、弹药、衣被经常被敌军燃烧弹所摧毁，导致前方吃不饱、穿不暖，也没有子弹可打。

同时，在我军补给线附近，到处都是南朝鲜特务。他们不是打黑枪，就是利用镜子反光给美军飞机指路，导致我军仓库、火车屡屡被摧毁。因此，我军之所以没能将美军赶下海，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后勤不足。

一开始，彭德怀要洪学智兼管后勤，其实他是不干的。他还是希望能从事自己所熟悉的军事干部工作。因此他屡次请求鹏湖，请求千万别让他改行干后勤。

但当他真正干起了后勤工作，却发现我军后勤问题很多，已经成为我军进一步作战的瓶颈。甚至可以说，后勤部队的重要性和一线部队的重要性是对等的。

因此在第五次战争打响前，洪学智才会以后勤的眼光入手，建议在金化、铁原以北作战。

在金化、铁原以南作战，补给线必然会拉长。数十万志愿军每天的消耗，简直犹如天文数字一样，我军脆弱的补给线根本无法承受其重。况且狡猾的敌人会不断后退，将我军补给线拉长，从而将我军拖垮乃至于拖死。

但如果放在金化、铁原以北打，补给线被缩短，说不定反而能包了敌人的饺子，最后实现成建制歼灭美军的战术目标。

但是，洪学智最终还是没能说服彭德怀。这是因为彭德怀并没有明确说出，自己一定要进行攻势作战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他担心美军会在朝鲜半岛东西两面实行登陆作战。

根据解方的情报，美军加强了对元山、新浦、青津等港口的炮击和封锁。同时，美军还从日本调集了两个师的兵力，南韩也有三万士兵正在日本基地紧急整训。另外还有谣言，蒋介石的三万部队已经运抵了济州岛。一切迹象都表明，美军很可能在策划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

为了粉碎美军的登陆作战，志愿军一定要在正面战场给美军带来极大的压力，从而以攻代守，扼杀美军包抄我军后路的企图。因此绝不能说彭德怀的意见没有道理，彭、洪两人的分歧乃是视角使然。彭德怀更着眼于全局，而洪学智更着眼于后勤。

话虽如此，但这并不代表彭德怀不理解后勤的重要性。他下达指令：加强囤积弹药物资，保证参加这次战役的每个战士能带五天的干粮随部队前行，要克服三八线一带150公里无粮区的困难，不允许战士挨饿的情况发生。同时，卫生部门要做好四万至五万伤员的收容治疗准备。

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正式打响，数十万志愿军冲出隐蔽处，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敌人发动了排山倒海一般的攻势。

然而到了战场上，后勤问题果然出现了。首先，我军在三登里的后勤基地被美军战机发现，九十节车皮的军用物资全部被毁。对此，彭德怀痛心疾首：

“暴露目标和直接责任人要军法处置。”

到了战场上，志愿军的粮食、炮弹以及大炮都在补给线上苦苦挣扎，遭受美军战机的狂轰展览。例如在汉江北岸，由于我军大炮和弹药迟迟运不上去，导致我军进攻受阻。在20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5个师的部队被困在其中，遭到敌军火炮和航空兵的反复轰击，损失极大。

而“联合国军”呢？面对我军的攻势，狡猾地选择了后撤。经过四天的作战，我军虽然在加平方向打开了战役缺口，对美军侧翼造成了严重威胁，但战场总体仍基本上处于平推态势。别说歼灭敌人一个师，甚至连一个团也没能歼灭。

“敌人给打狡猾了！”彭德怀不禁感叹道。

就在我军推进的同时，补给线也大大拉长了。战士们吃完了身上携带的干粮，打光了身上的弹药，不得不停止追敌，留在原地等待补给。而这也大大拖慢了我军的行军速度。

“后勤跟不上，火力又薄弱，毫无制空权，看来这仗只有打成长期的。”此时，彭德怀彻底认清了战争的长期性。

就在彭德怀准备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战斗时，洪学智紧急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志愿军在后勤方面的窘境。他说：

“志愿军没有防空力量，公路运输线长达数百公里，第三次战役时，前面兵站和后面兵站相距三四百公里，形成中间空虚，前后脱节……现在战士们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无子弹打，三怕府上抬不下来……敌军参战飞机越来越多，由普遍轰炸转向破坏我军运输线，特别是凝固汽油弹对我地面仓库设施威胁最大。敌人还派遣大量特务潜入我军后方指示目标轰炸。”

听了洪学智的汇报，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

“外国军事家说了，后勤是现代化战争的平静，志愿军的后勤必须加强！”

洪学智回到朝鲜后，也就是5月14日，彭德怀正式将洪学智任命为志愿军后勤司令。一开始，洪学智并不愿干，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不想离开军事工作；另一个原因，他晚年时才说了出来：

“朝鲜战争的后勤工作太难搞，我担心搞不好，搞砸了，没办法交代啊！”

洪学智推脱了几次，希望别人去干。然而彭德怀却不高兴了，他拍着桌子说：

“那我干吧，你去指挥战斗。”

看到彭总发火，洪学智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当上了这个后勤司令。而这在我军战史上，是里程碑式的一幕，这标志着人民军队正式走向了正规化。

当洪学智就任后勤司令的第三天，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战斗打响，这一次我军将目标转向了南朝鲜军队。在我军的攻势下，孱弱的韩国人一溃千里，在范弗利特的防线上砸开了个大口子。

然而就在这时，我军后勤的老毛病再一次作祟。前线各军的粮食、弹药都在告急，部队极度疲劳，供应难以为继，甚至中国军队的军长、师长都喝不上一口稀饭，大批士兵饿得只能啃树皮、吃野菜。就在志愿军留在原地等待补给之时，美军机械化部队十几个小时前进一百多公里，很快就堵住了缺口。彭德怀仰天长叹，部队太疲劳、补给不济，没办法再发展战役胜利了。

因此，彭德怀命各军有序撤退。然而就在这时，美军突然以机械化部队向我军后方猛插，致使我军大批部队陷入了包围。但是我军指挥官临危不惧，各军各师交替掩护，大多都杀出了包围。但是60军180师却因为指挥失误，遭到敌军毁灭性打击，遭遇了极大损失。

第五次战役先胜后败，我国军史学家认为这是一场不太圆满的胜利。但在彭德怀自己看来，第五次战役是一场败仗，而且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四场败仗之一。

战役后，彭德怀做了自我检讨：

“关于第五次战役的打法，洪学智曾向我提过意见，我没有采纳。现在看来，洪学智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要对战役失利负主要责任！”

痛定思痛，彭德怀最终放弃了运动作战，而是转向了阵地战。他不再追求成建制地歼灭敌人，而是“零敲牛皮糖”，一口口地吃掉对手。

而洪学智在阵地战阶段居功至伟，建立了一条打不烂的钢铁后勤线，前方将士吃得饱、穿得暖，有打不完的弹药。而美军空军的轰炸，作战效果在一点点地减弱。因此后来美国空军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国军队后勤系统灵活……绞杀作战未取得成就。”

1951年10月25日，朝鲜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决定给彭德怀颁发勋章。然而彭德怀却说，这个勋章应该给洪学智。

回国后，洪学智就任总后勤部部长，成为中国军队唯一一位被两次授衔上将的开国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