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起至清末,科举制度在我国延续了1200余年,期间诞生了不少状元郎、榜眼郎、探花郎。“十年寒窗苦,一卷定终身”,科举于古代读书人而言意义非凡,不过有些人却想到了弯路子,以谋求功名,那便是作弊。

尽管清朝对于科举作弊者的惩处最为严苛,但贿买考官、夹带经文等手段,却是屡见不鲜,里面的作弊门道已成不成文的规定,比如说民国大文豪周树人的祖父周介孚,一生并无多大作为,因此考虑到后人发展,便想到了科举作弊,派人送银票给老相识殷主考,虽然不凑巧的是当时有苏州地方官在,但对方也已是见怪不怪,装作没看见。

不过周介孚派过去的人却不太懂这里面的“规矩”,大声嚷嚷着,于是苏州地方官就把周家吓人给逮住了,殷主考将周介孚的来信和银票,交给苏州府衙查办,这事是越闹越大,还闹到了光绪帝那里,光绪帝不清楚下面的情况,但科举作弊是大事,皇帝钦定“斩监候”,周介孚因此坐了八年牢。

而在现今,浙江发现了一本比烟盒还小的古书,仅0.7厘米厚却有14万字。这本书的名字叫《五经全注》,分上下两册,全书厚1.5厘米,共计352页,30万字,内容包含《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五种儒家经书的全部内容及宋代儒学大师的详尽注释。

造出这么本袖珍小书,为的不是其他,就是用来科场作弊,虽然为防止作弊行为,考生在考试前要进行彻底的搜身检查,包括头上的辫子,甚至还会查看屁股有没有带作弊的东西,但晚清考场已不再那么清明,考生就把袖珍小书藏在靴子底下、袖子里,或是砚台底部,把它带入考场里。

不管尽管袖珍小书的内容十分全面,里面的字也是工工整整,但由于字实在是太小,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因此这种作弊手段只存在于部分考生。另外,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但石版印刷术则是由奥地利人施内费尔德于1798年发明。

我国最早使用石印机是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所设的土山湾印书馆,后来土山湾印书馆于同治八年(1869年)还成立了木版印刷部。《五经全注》所用技术便是手工抄录后再石刻印刷,不过该技术现已经失传。

而考虑到石印技术于19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以及石印技术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由此可见,这位携带袖珍小书《五经全注》的考生应该是出生在近代。

不过据相关史料记载,从考试诞生起,作弊行为就应运而生,因为为了防止考生作弊,历朝历代也是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唐代科举,设有兵卫;武则天时期还设立了“糊名法”,让批卷者看不到考生的名字;宋朝起,考试一律在贡院中进行,考生之间用墙壁隔开。

宋太宗起则订立了“锁院”制度,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同日进入贡院,在考试结束发榜前不得离开,不得接见宾客,十分严苛,一旦发现有行贿的行为,行贿受贿者都可能被处死。

但到了晚清,由于朝政腐败,一切就显得不那么正规了,甚至买官卖官的现象已经到达了让后世惊掉下巴的地步,清朝廷对此并不是一无所知,但由于国库空虚,卖官却也是能得到一大笔银子,所以也就默许了,大官小吏皆可买卖,和尚、道士皆可买官做。

不过吏部的官、朝中重要的官职是不能够买卖的,毫无底线肯定是不行,但据载,乾隆年间,一个道台的官明码标价是1.64万两银子,然而四品道台的年俸禄才仅仅105两白银。

大家都知道,晚清吏治腐败,但了解到这类现象的存在,也才知吏治腐败到了何种地步,官场鱼龙混杂,替百姓着想的官还是少。

《选士与科举: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则是主要讲述古代的选士制度,及由此而来的科举考试,细说历史上的选才过程。并特别指出,历代对于考试制度的推进,唐代的贡献,在于倡导自由独立的精神;宋代的贡献,则为其公允缜密的方法,对如今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改革提供参照,点击下方链接即可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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