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杰讲历史_中国古代从家族意识到国家意识的形成是怎样的

自秦汉在越南地区设置行政机构以后，适宜地采取羁縻政策，通过建立一整套的封建统治机器，对整合各部落社会起了一定的作用。建设起一个有序的封建社会。在中原的封建行政机器辅助下，越南地区的基层管理，从部落时代的雒将制度向以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管理转化。刘统认为，唐朝“边州都督府的开置……利用招抚和征讨的方式，将地方豪族大姓控制下的领地纳入唐朝政府的管辖下，设置正州和羁縻府州。”台湾学者廖幼华、王德权、耿慧玲合作研究的论文《唐贞元安南(青梅社钟)铭文考释》，从姓氏家族的比率与官阶的层次，对安南青梅社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拥有各类官衔者总计有65人，结果大致与姓氏分布相似，以杜郭二氏最盛，超过半数(29人)。

官职之屉级观察

若再以所任官职之屉级观察，刺史及剌史以上职务，杜氏3人，他姓皆无；其下较重要之职位为左厢兵马使，则为姓氏排序甚低的杨氏。至于各级中下级文武官职，大致与姓氏分布相当，以杜、郭、黄三姓居多。毛汉光的《中晚唐南疆安南羁縻关系之研究》谈及个别豪强的统辖区域时称：沿海自爱州、长州、郡州等地区，杜氏是当时大首领；亦因此之故，当安南都护李琢杀杜诚时，引起很大的骚动。杜氏不仅补任命为爱州、长州等地方官，还出任位于沿海的羁縻州长官，如郡州，西平州、思陵州等：隳州大首领则为杨氏，此在上丈陈述元和十四年时，指出鹾州剌史为南方首豪可资证明。

黄氏在安南北邻邕州颇具势力，是否其支脉延续至安南沿海，或海南岛崖州，未能确定；《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一《李象古传》有“邕管黄家贼叛”之语，黄家在长州沿海一带亦可能是地方领袖．在越南家族集团形成过程中，由于中原王朝的遣派的行政官吏素质参差，衍生出中原王朝的政经利益与当地豪强利益之间的矛盾。当双方利益处于协调状态时，社会则呈现相对平稳；当中原王朝代表的行为严重危及当地豪强的利益时，动乱则时有发生。从《安南志略》所列举的四起“叛逆”典型，可以说明这点。如：征则，交陛麓冷县雒将女也。

其夫诗索，朱鸢县雒将男也。后汉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怒，与妹征贰反，攻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赵妪，九真军宁县女子。少不家。乳长三尺，置于背外；着金褐齿履，乘象头，与敌战，居山中，聚党为盗，交州剌史陆胤诛之。李贲，交州土豪。粱大同初，武林侯萧谘为剌史，严刻失和。贵反。谘奔广州。贲僭号、置官，建万春台居之。扬清，交州人，唐开元间为聩州剌史。都护李象古忌之，召为牙将，郁郁思乱。会黄家洞叛，象古授清兵助讨。

以上四人，征则、李贲明确标明乃地方豪强家族成员。其实赵妪、杨清亦是如此。越南史学家经考证发现，赵妪原名叫赵氏贞，其兄叫赵国达，是九真郡军县有势力的首领。关于杨清的身份，《大越史记全书·本纪》载：“其将杨清，世为蛮酋，唐开元间为麟州剌史。”上述四起抗争运动，实质是四个家族与中原官吏之间权力与利益分配失衡，致使矛盾激化而引起的，是属封建体制内的矛盾。而从起义将领的角度来看，其目的主要是复仇，或争取家族的利益，所代表的观念意识主要也只是家族意识，或者本土意识。陈霸先在出征李贲前对将士说：“交趾叛换，罪由宗室，遂僭乱数州，弥历年稔。”‘可见边境不靖多由豪强家族引起。至于梁大同十年(544)李贲起兵称帝，建国号万春，建元天德，立国意识开始萌芽。但是，这只是因中国内乱所激发出来的点滴星光，随着隋唐时期，中国恢复大一统政权，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在安南有所加强，这些星火并没有呈现燎原之势。

十二使君之乱

三、从家族意识到国家意识的形成到唐末五代时期，中国内部再度出现政治混乱，中央集权受到严重的削弱甚至于出现了割据分裂的局面。此时安南的局势，原本在中国政治力搏合下的地方家族集团，在失去中央集权的强力控制后，开始尝试争取独立的地方行政权力，这种离心的潮涌，使得安南地区逐渐地游离出中原王朝的统治圈。唐天奉占三年(906年)，安南当地豪强曲承裕割据交州，自封节度使(静海节度使)。这是越南人首次担任这一地区的晟高行政官。但曲氏家族并未真正统辖整个安南，在经过30年的反复后，这个地区出现群雄并起的局面，十二使君各自雄踞一方，展开了地方的争夺。这就是越南历史上的“十二使君之乱”。

但是“每一个地方势力都没有明确的国家意识，仅在维持本身的地方势力及利益。”宋乾德五年(967年)，丁部领平息了各个使君之争，重新统一了安南地区。次年，丁部领称帝，取国号“大瞿越”，年号“太平”。《大越史记全书》载：帝(丁部领)即位，建国号大瞿越，徙京邑于华阎洞，肇新都，筑城凿池，起宫殿，制朝仪，群臣上尊号，日大胜明皇帝。丁氏王朝虽然很快就消失了，但“大瞿越”国的建立，并建构了自主的行政体系，标志着安南开始摆脱其作为地方政权的地位，逐步走向独立自主的国家形态。安南史学家黎文休评述称：丁部领“开国建都，改称皇帝，置百官，设六军，制度略备，殆天意为我越复生圣哲，以接赵王之统也欤。丁氏之后，历经黎、李、陈诸朝，在与中原王朝的互动中，国家意识臼益明确与成熟。其主要表现：首先，国家意志日趋明显。

丁琏曾修建了一百余根佛经石幢，在题识中有载：弟子推诚顺化功臣、静海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食邑一万户、南越王丁匡琏，所为亡弟大德顶帑僧帑，不为忠孝，伏事上父及长兄，却行恶心，违背若爱宽容。兄虚著造次，所以损害大德顶帑僧帑性命。要成家国，永霸门风。古言争官不让位，先下手良，致以斯。今愿造宝幢一百座，荐拔亡弟及先亡后殁，一时下脱，免更执讼，先祝大胜明皇帝永霸天南，恒安宝位。”‘题识中所谓“要成家国，永霸门风”、“永霸南天，恒安宝位”，表明了丁琏在安南地区要争脱中原王朝的束缚、建立丁氏王朝的决心，此时，独立自主的国家意识已经显露无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李公蕴登上皇帝宝座后不久，即从华闾迁都大罗城，并改名为升龙。

《迁都诏书》记述

其《迁都诏书》曰：昔商家至盘庚五迁，周宣迨成王三徙，岂三代之数君，徇于己私，妄自迁徙，以其图大宅，中为亿万世子孙之计，上谨天命，下因民志，苟有便辄改，故国祚延长，风俗富阜，而丁、黎二家，乃绚己私，忽天命，罔蹈商周之迹，常安厥邑于兹，致世代弗长，算数短促，百姓耗损，万物失宜，朕甚痛之，不得不徙，况高王故都大罗城，宅天地区域之中，得龙蟠虎踞之势，正南北东西之位，便江山向背之宜，其地广而坦平，厥土高而爽垲，民居蔑昏垫之困，万物极蕃阜之丰，遍览越邦，斯为胜地，诚四方辐辏之要会。为万世京师之上都，朕欲因此地利，以定厥居。《迁都诏书》阐述了李氏王朝立国的意志，其以“天命”“民志”为基础，迁都于四方辐辏之胜地，可以有效控制安南全境，使国祚延长。

最后

可见国家意识已经明显增强。宋熙宁五年(1072)，安南入侵宋朝边境，宋朝出兵征伐，时任安南辅国太尉的李常杰组织抵抗，在与宋朝的战斗过程中，流传一首神话般的诗篇：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分定在天书；如何逆虏来侵犯，汝等行看取败虚。这首诗，志气激昂，有不屈不挠的气势，饱含国家与民族的感情，安南人第一次向中原王朝发出要求自主与独立的呐喊。郑永常认为“诗的价值不在于那平实古朴的诗风，而在于它照亮了安南人自主立国的爱国心与民族情。”越南史学家更认为：这首诗就象在外国统治一千多年后的第一个独立宣言那样被栽入史册．这个宣言不是在我们民族刚取得独立后就立即宣布的，而是在我们民族已经成长壮大、经历了许多考验，并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具有独立生活和气势轩昂的堂堂正正的国家的情况下宣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