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多次对外宣示其友好政策,南海诸国并没有立即作出回应。迟至顺治七年(1650)12月19日,澳门葡萄牙当局才正式向清军前山参将杨汝柏献“投诚状”,次年1月31日,靖南王耿精忠代表清政府接受了澳葡当局的归顺,并承诺保证澳门及其市民的安全。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遇罗国请求换给敕印勘合以便入贡。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清廷准许荷兰“八年一次来朝”。安南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素有密切的经贸交往,周边国家向清朝的归顺,对安南执政者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而郑桃之所以迟迟没有行动,多半是他得永历的恩惠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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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柞则接受新主
郑榭之子郑柞则没有这个包袱,当他承继父权之时,永历已退缩到西南,可以肯定,永历复兴断无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郑柞不得不为接受新主作准备。顺治十六年(1659年)六月,永历帝及其少量随从逃入缅甸,而大部分南明残部则逃散于安南与缅甸等地。八月,安南西部割据政权武氏率先向清廷投诚。九月,莫敬耀差杜文簪、阮维新等人向驻守广西太平府的清朝官员何起龙递交了“投诚谒”,在表文中,奠敬耀自称安南都统使司都统使,希望清朝“使本司得以恢复旧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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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清兵将领并没有即时接纳,而是提出两个纳降的条件:一是交出南明德阳王、太监黄应麟、总兵阎永德、郭崇正、谭佐明、水师张仕朝、李联芳、副将饶仁素、户部庄应琚、锦衣卫张进忠等;二是归还所侵占的归顺、镇安、龙州、下雷、湖润、上、下冻等地。并威胁说:“你看云南、贵州李定国俱已平定,你高平宁有多大地方,徒自取灭亡无益”。十月三十日,莫敬耀再次呈文“申前事”,十二月,两广总督李栖凤将莫氏投诚状上报清廷。广西巡抚于时跃建议:“安南都统使荚敬耀向化投诚,请给印敕,应如所请。”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清顺治皇帝认为:授都统使、给予印敕,系故明之例,本朝不宜沿习.安南远方一国,莫敬耀倾心向化,自当另授官职,以示鼓励。应照何国归附例,授何官衔,给何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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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兵部与袍部等拟出一个办法。五月,清廷兵、礼等部议定:安南国都统使其皴耀带领高平等处地方效顺,应增本秩封为归化将军,以示鼓励.印信敕书,俟进贡到京之日给发。但莫敬耀未授封而卒,十一月清廷将封号“归化将军”恢复为明朝的旧例“都统使”,并授予莫敬耀之子莫元清。在武氏、莫氏相继向满清政权投诚之后,中兴黎朝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为稳固其在安南的地位而作出抉择,顺治十七年(1660)九月,由安南国都将、太傅、 宗国公武公恣遣日吏玉川伯邓福绥、朝阳伯阮光华“赍启赴信阳郡王军前,撼忱 纳款”。这是安南对清朝试探性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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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对安南黎氏的归顺,同样强调缴印与协助剿抚南明残余。同年,南明败将邓耀逃入安南,清兵将领谕知黎氏,请求协助剿抚。黎氏出兵协助围剿,“杀溺贼众无算,邓耀削发,窜匿粤西。”最后被清兵擒获。十八年(1661),又将南明光泽王朱俨铁等人交出。对于安南的配合,清廷给予很高的评介,曰:尔安南国王某,克殚厥猷,乃心王室,摅诚向化,贡使频采,列爵衔恩,勤劳茂著。近者禀我方略,益抒忠悃,擒俘伪王朱某归之,边吏以实上闻,朕甚嘉焉。夫功莫高于歼逆,而治有贵于销萌,维尔之勋于斯为最,是用赐敕奖励,兼赐王某某诸物。尔其永此忠猷,祗承罔皲策勋之典,朕无靳于便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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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在原则问题没有让步
并谕令大加封赏以示勉励,礼部拟定赏银100两,锦4端,芝丝12表里。康熙帝继位后,认为安南国王“倾心向化,复协助剿贼,深可嘉尚,尔部以故明卑视外国之礼议复,殊不合礼,著另议。”随后议定,赏银500两,大蟒缎、妆缎、锦各2匹,彩缎表里各12匹。同时在敕文中赞扬黎维祺“古称识时俊杰,王庶几有之”。同年闰七月,黎维祺正式向清廷投诚,但对清廷要求缴印则表示“前代旧制,原不缴换敕印,惟待奉准贡例,依限上进。”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清廷并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虽然此后五年间,安南与清朝的使臣往来频繁,甚至于在两国关系不明朗的情况下,清廷还派使臣前往吊祭黎维祺,但清廷始终没有册封黎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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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康熙五年(1666)二月,礼部向安南黎氏发出了最后通牒,表明了如果再不缴印,有可能断绝交往,曰:今岁安南国黎维禧例当进贡,所受永历敕印,屡谕缴送,迟久未至。始称无缴送之例,今复欲委官临关,当面销毁,殊非尊奉天朝之礼.请敕广西督抚移文再行晓谕,速将伪敕印送京,准其入贡,否则绝其来使。追于清廷的压力,五月,安南国主黎维禧不得不将南明永历朝的“敕命一道,金印一颗”缴送两广总督,此时,清朝才谕令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六年(1667),清朝派遣内国史院侍读学士程芳朝、礼部郎中张易贲前往安南举行册封大典。这就标志着安南与清朝建立起传统的宗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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