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态度 苏东坡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他用四首诗告诉我们人生为什么一定要乐观

中国人说起苏轼（1037-1101），都会自然地会心一笑。苏轼才华横溢，幽默旷达，走遍大半个中国，36岁时就自称“身行万里半天下”。东西南北中，北宋首都在开封。我们跟着苏轼来看看宋朝是怎么样的。要展开的问题就是，第一，苏轼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二，宋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第三，苏轼和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关系？最后，我们从苏轼和时代的关系当中，能得到哪些启示？我希望借助一种文学、历史和地理三结合的方法，来给大家展现一个丰富多彩的东坡人生。

“散为百东坡”：苏轼的自我认识和人生思考

苏轼是谁？55岁时，厌倦了政治斗争的他主动请求离京外任，到颍州（今安徽阜阳）任知州。有一天，泛舟河上，他曾自问我是谁：“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随后河水泛起涟漪：“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涟漪过了之后，一个东坡的头像，就到处散发开去，变成许许多多、成百上千个东坡，顷刻间水波散尽，又恢复成一个。日本现代有个著名画家叫富冈铁斋，特别喜爱苏轼，根据“散为百东坡”这句话，真的就画了一百幅苏东坡的画像，总名为《百东坡图》。苏轼在诸多领域皆成就非凡，各色人等皆有心目中的东坡形象，倒确实是一个东坡化身百位东坡。

认识自我、认识人生具有根本性意义，苏轼一生都在这样的思考中行走，不管得意还是失意，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高中进士，三年后又在制科考试中共获佳绩。随后，苏轼出任凤翔府（今属陕西）签判，可谓春风得意、前程似锦。然而，26岁的苏轼已经把人生看得很透彻。请看此时的诗《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人很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所留下的痕迹也很短暂。人生是偶然的、短暂的和虚幻的。苏轼看得透彻，但并不消沉。结尾两句，他提醒弟弟，你还记得咱们当日一起进京赶考的崎岖历程吗？道路漫长，人困驴瘸又嘶叫。尽管人生偶然、短暂、虚幻，但只要我们的记忆还在，只要保存这份记忆的人还在，人生就有意义，就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坚定乐观地活下去。

由此看来，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 是记忆。记忆界定了人性，建构起我们是谁。

“乌台诗案”结案后，苏轼被贬到湖北黄州任闲职。深受打击的苏轼悲观彷徨过，但依然珍惜当下，尽力过好每一天。他有一首诗的题目是“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诗句云“走马还寻去岁村”，共同说明出郊外寻春是为了寻找失去的时间。“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所有的事情就像是春天里做的梦一样，很轻、很淡，转瞬就没有了。而只有人，像候鸟鸿雁一样， 年复一年，去了又来，如此周而复始，时间就变成了循环的圆。

我们知道，时间本来是线性的、始终往前的，一去不复返。而这个时候他认识到，人生有一种往事重温的可能。记忆可以帮助人生循环，这是一种圆形的时间观念。当时有朋友在京城活动，希望能让苏轼重返朝廷。能成功固然好，但苏轼觉得不能为此而错过眼前的生活：“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人当然需要有理想有目标，但是否要为了将来的一个遥远的目标，就忽略了当下？回答是不能。人生不管在哪里，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都应该过好每一天，珍藏记忆，珍惜当下，珍视生命。

苏轼36岁时，赴杭州任通判，途经江苏盱眙县的龟山镇，作诗《龟山》：

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

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

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东游。

元嘉旧事无人记，故垒摧颓今在不？

我这一生到处飘来荡去，到底要追求什么？当我再次经过此地，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年。五年来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龟山这座庙里的那位和尚已经开始长出白发。我整天东奔西跑，他始终安静修行。无论动抑或静，都在各自的追求中消逝了年华。无所谓谁的人生更有意义，只不过各有各的初心，各有各的坚持，如此而已。历史遗迹几经倒塌崩坏，宏大叙事无人记得，唯有各人在各自的坚持中带着切己的记忆和体验，抵达各自的人生境界。

元祐更化时期，苏轼在短期内连续破格升级。随后的绍圣绍述时期，他在河北定州任上再次被贬，五改谪命，到达广东惠州贬所。在惠州，他觉得此地也不错。《纵笔》诗云：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传达出晚年苏轼随遇而安、与当地三教九流打成一片的生活状态。据说他的政敌读到后非常不满，要置他于死地，又把他贬到海南儋州去。“白头萧散满霜风”，苏轼似乎对自己的这个形象很满意，到了海南还是同样的自画像：“白须萧散满霜风。”

海南在当时是中原人士闻之色变的蛮荒之地，历尽宦海浮沉的苏轼则从容面对。他觉得让他去海南，是“天其以我为箕子”。我到海南就像是箕子去朝鲜半岛一样，是去开化一个蛮荒之地，而且是天让我去的，并不是皇帝或者谁让我去，这是上天的旨意。这是苏轼对“我是谁”的更深层次的认识。

宋徽宗登基，苏轼遇赦北归。渡过琼州海峡，船行到广西合浦附近的海上，赶上涨水，船不能走了，就在海中央，周围海天一色水茫茫。一般人会非常害怕。苏轼不怕。他觉得，自己撰写的解释儒家经典《易经》、《尚书》、《论语》的著作都随身携带着，手稿还在身边，世间尚未有传本，大家都未读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天不会让中华文化灭绝，我肯定会顺利渡海。随后果然成功登陆。从海南北归的苏轼已经把自身看作是中华文化托命之人，堪称最高境界的文化自许。

他一路北归，到了江苏镇江金山寺，应寺僧之请，在别人所画的苏轼画像上题了一首短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我现在身心皆是自由自在，已经完全不受任何外在东西的束缚，我这一生在哪里建立了功业？三个地方：黄州、惠州、儋州。读者看了觉得奇怪，从政治仕途、世俗人生来说，这是最惨的三个地方，一次比一次惨。但是，对苏轼而言，从个人思想境界的历练和文化创造来说，这是他人生当中收获最为丰富的三个地方。这是他文学事业、文化创作和人生思想的自豪总结。“百东坡”浓缩为“三东坡”。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在江苏常州病逝，享年66岁。临终前他给前来探视的高僧写了一首偈语，最后四句说道：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苏轼的临终体会是，人之所以害怕，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想没病是不可能的，没有身体，才不会有病，只要你有身体，就会得病。活着，生老病死，都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不用悲，也不用喜。那些高僧临终时让大家来念经，希望帮助他继续活下去，是违抗天命和自然规律的，徒劳无功，毫不可取。苏轼走了，“百东坡”、“三东坡”最终归结为“千秋一东坡”。他有了一个很好的自我完成。

“祖宗之法”：宋朝的政治制度与苏轼的人生际遇

“祖宗之法”是对北宋逐步发展成熟的政治制度的概括，其立意是为防止弊端、矫正疏失，具体体现为科举取士制度的扩大及完善；各级各部门权力的分割与制衡；鼓励并保障士大夫的自由争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等等。苏轼与时代的关系自然深受“祖宗之法”的影响。

前面说到，嘉祐六年（1061），已经进士及第的苏轼苏辙兄弟又应制科考试，双双中选，本该各得官职。结果苏轼离京赴凤翔府任签判，苏辙却等不来任命。原因在于，按照宋朝的制度，官员的任命并非由皇帝、宰相决定了就能生效，还需由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起草一份任命书，叫“制”，才能生效；如果负责起草的人不认可该任命，有权拒绝起草，则该任命作废。苏辙本来被委任为商州推官，当时负责起草者是知制诰王安石，王安石拒绝起草任命书，把委任状还给了朝廷。这事就此搁置。拖到第二年秋天，才由另一位知制诰沈遘写好了任命书，朝廷正式下达任命。此时父亲苏洵在京城修撰礼书，苏辙索性以养亲为由，辞去官职。苏轼也感受到一股无来由的敌意。眉山苏家与临川王家从此交恶。宋朝的权力分割和制衡制度于此可见一斑。

宋朝官员的外任制度也促成了苏轼的四海为家。根据宋制，在朝任职的官员如果跟执政者的意见不同，可以自愿申请或被指派到地方上任职，简称“外任”，这样既不影响国家大局，也不会对持不同政见的官员形成太大打击，随着形势变化，几年后还有机会起复重用。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全面推行“新法”。政治力量由此分化成两大派别，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形成“新党”，反对者则形成“旧党”，新旧党争自此倾轧不断。苏轼本来是要求变法的，但对新法的多数措施均表示反对，遂被视为旧党人物。他因此被王安石压制，也受到新党人士的挟私报复，无奈请求外任。神宗皇帝惜才，命他出任知州，遭到中书省压制，改派颍州通判（通判是知州的副手），神宗再批示“通判杭州”。苏轼由此第一次到杭州任职。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继位的哲宗年幼，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执政，废弃新法，驱逐新党，重用旧党，史称“元祐更化”。刚刚履新登州知州才五日的苏轼被急召进京，20天内连升数级。在“乌台诗案”中被新党几乎置于死地的苏轼却并不赞成司马光的做法，他主张保留某些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新法措施，以利国利民。司马光去世后，旧党失去了权威的领袖，朝廷大臣迅速分裂为蜀党、洛党和朔党。蜀党的权威是苏轼，洛党的领袖是著名理学家程颐，其兄长程颢与苏轼是同年进士。两党互相攻击，苏轼深感不宜在朝，便接连上奏章请求外任，于元祐四年（1089）获准出知杭州。这是他第二次到杭州任职。

苏轼无疑超越了他的时代，但他首先受制于所处时代的政治制度。

“江山何幸”：苏轼对地方的书写及形塑

中国古代有个文学批评术语叫“江山之助”，意谓某个地方的地理山川帮助作家写出好作品。现代文化地理学则认为，文字书写有助于地方特点的塑造，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地方。苏轼的作品就形塑了宋代的许多地方，直到今天仍是我们“穿越”宋朝的绝佳指南。

苏轼是一个美食家，行踪又广，各地的美食，我们都能从他的笔下体味到。

首先看他的老家四川。苏轼爱回忆老家的美食：白水鱼、紫笋，美味又便宜；即使在冬天，也有很多蔬菜，“霜叶露芽寒更茁”。

苏轼在陕西凤翔吃什么？吃春笋和荠菜：“新春阶下笋芽生，厨里霜虀倒旧罂。时绕麦田求野荠，强为僧舍煮山羹。”

苏轼在杭州吃什么？“只将菱角与鸡头。”鸡头，即鸡头米，就是芡实。“乌菱白芡不论钱，乱系青菰裹绿盘。”菱角老了以后是黑色的，叫乌菱。白芡，芡实有两种，一种是白的，一种是红的。菰，是茭白。菱角、芡实、茭白，今天江南一带的美食还有这些，苏轼品尝的，我们今天还在吃。

苏轼的确爱吃。他被贬谪到湖北黄州，看到长江，首先联想到的还是美食：“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看到长江绕城郭而过，就想到江里的鱼一定很美味；看到山上满山翠竹，就感觉到竹笋的鲜香。真是爱美食，爱生活。

到了广东，自然少不了甜美的荔枝，甚至为了荔枝都甘愿长住瘴疠之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远及天涯海角，善于发现美食的苏轼也犯难了。当地蛮荒落后，苏轼生活异常艰苦。他给朋友写信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真是要什么没什么。当地人吃什么呢？他告诉弟弟：“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太恶心了，别说苏轼听到就呕吐，我们今天读到也受不了。幸好儿子苏过用山芋做羹，苏轼觉得“色香味皆奇绝”，命名为“玉糁羹”，可谓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之典型。

苏轼足迹所及，一方面造福一方，另一方面书写地方，所到之处，都因为苏轼的到来，而千古留名。在黄州贬所，他“三咏赤壁成绝唱”。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不在黄州，而是发生在湖北咸宁。但黄州这个地方有一个河岸，叫“赤鼻矶”，当地以讹传讹，传为赤壁，苏轼也联系这一点引申开去，所谓“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由于是苏东坡让这个地方闻名天下，所以叫“东坡赤壁”，又名“文赤壁”，以区别于“武赤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创造地方。

杭州在苏轼书写之前已经很有名。但苏轼最终使杭州的形象定型了。现在提起杭州、提起西湖，每个人的脑海中都会想到这四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从某种程度来说，是苏轼创造了西湖，框定了我们对西湖的理解。

以往人们对安徽灵壁与苏轼的关系注意不够，其实应该引起重视。此地本是一个镇，叫零壁，随着发展壮大，升格为县，改名灵壁，后又写成今天的“灵璧”。苏轼一生先后三次经过灵壁，留下《灵壁张氏园亭记》、《留题兰皋亭》、《乞罢宿州修城状》等三篇作品，最有名的是《灵壁张氏园亭记》。他在记文中提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见解，着重以“不必仕”来自警自戒，反映出追求自适的人生理想。这篇文章后来被人告发，在“乌台诗案”中成为一大罪状。苏轼与北宋其他士人共同书写并建构起灵壁这个“地方”，他通过灵壁认识了自我、确立了身份认同，在群体的共同性中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并践行终身。以往学术界在研究苏轼与地方的关系时，多据其晚年自述而聚焦于黄州、惠州、儋州，现在看来，还应关注灵壁的奠基性作用。

几处纪念苏轼的坡公祠都有一副长联：

一生与宰相无缘。始进时魏公误抑之；中岁时荆公力扼之；即论免役，温公亦深厌其言。贤奸虽殊，同怅君门违万里；

到处有西湖作伴。通判日杭州得诗名；出守日颖州以政名；垂老投荒，惠州更寄情于佛。江山何幸，但经宦辙便千秋。

上联概括了苏轼一生的仕途遭遇。下联说的是苏轼所到之处多西湖，结尾说只要苏轼到过、书写了那些地方，那些地方随即千古扬名，何其有幸。正好道出这个文化地理学的现象：苏轼的作品形塑了宋代的许多地方。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宋朝远去了，苏轼远去了，但苏轼的文化创造至今犹自屹立不倒。他成为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典范，其作品成为中华民族和汉字文化圈的经典。他的作品多次被控告、查禁、毁板，他本人被反复诬陷、迫害、贬谪，但他的作品永远流传。他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九死一生，仍不忘初心，始终旷达乐观。他筑起了一个读书人的文化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