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后婆媳矛盾怎么办

文：赵某很诚实

“要下雨了，妈妈要嫁人了”是我们很熟悉的谚语。

针对这句话中的“娘”字，有人认为是“姑娘”，有人认为是“母亲”，各有道理。

其中认为“娘”指的是“母亲”的说法，依据的是一个民间故事。

古时候有个名叫朱耀宗的书生，父亲早亡。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朱书生刻苦读书，终于有一天中了状元。皇上见他不仅文章写得好，还长得一表人才，便将他招为驸马。朱书生顺便将母亲怎么守寡、怎么培养他成才的事情禀告了皇上。皇帝很高兴啊，母亲守节、儿子行孝，这是非常值得表彰的事情。于是就下旨，要给朱母立贞节牌坊。

敲锣打鼓，红花大马，状元回到家。他喜滋滋地向母亲述说了树立贞节牌坊一事。原本欢天喜地的母亲却面露难色，这令状元大惑不解。在追问之下，朱母才道出原委。原来她早已和状元的私塾教师有了私情，只等状元高中之后，再和盘托出。

状元大惊：且不说寡母改嫁有多么丢脸，这“欺君之罪”就是万万承担不起。怎么办呢？

朱母长叹一声，顺手拿起床边的一件外衣，对状元说：“儿且将这件衣服洗了，挂于庭院中晾晒，一天一夜之后，若衣服晒干，我就答应不嫁；如果衣服没干，那便是天意，谁也无法阻拦了。”

当下晴空万里，一天一夜晒干衣服又有何难？状元便照母亲话做了。谁知不一会儿，晴天中打了一个霹雳，下起大雨来。状元心中暗暗叫苦，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将事情如实告诉皇帝，心想着这下不仅状元没得做，甚至连命都要丢掉了。

没曾想，皇帝听到整件事啧啧称奇，称此事为“天作之合”，不可违抗天意。于是就让朱母改嫁了。

中国妇女在礼教与人性之间挣扎，是古代戏曲中常见的母题，在地方戏曲中多有表现，只不过围绕着人伦与人性，产生了不同的变化。其中，一出莆仙地方戏《施天文》的故事流传甚广。在新中国戏改的时候，这出戏被改编成了新戏《团圆之后》。

在新戏中，施状元，为母亲叶氏请赐了贞节牌坊；叶氏被迫和相好郑司成断绝私情；孰料两人相会的情景被媳妇柳氏发现，叶氏含羞悬梁自尽，柳氏也被告上法堂；状元从柳氏口中得知真相，求爱妻暂时认罪；不料审案官员杜国忠再次展开调查；为了避免真相泄露，状元携毒酒骗郑司成喝下，却在郑的忏悔中得知他是自己的生父。原来当年包办婚姻拆散了私定终身、已经怀孕的叶氏与郑司成，才造成现在的悲剧；状元摆脱不了出身的“诅咒”，饮毒酒自尽；柳氏无罪获释，官员们表示：柳氏肯遵循丈夫的意志，宁死也要为婆婆隐瞒，是“至孝”，要为她设贞节牌坊。柳氏却选择撞坊而死，全剧在电闪雷鸣的悲剧氛围中告终。这部戏，1960年被邵氏改编为电影《同命鸳鸯》，儿媳妇柳氏的扮演者，正是大名鼎鼎的夏梦。

这个故事虽然简单，却揭示了中国传统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天地人伦”的传统观念。传统中国文化讲究“天人之际”，天在人间的总代表是帝王，帝王奉天意行统治。而每个家庭都可以看成一个小的国家，在家庭中，夫（父）是绝对的统治者，“一家之中，男子本也”，妇、儿则居于从属地位。夫死，则妻守节，在宋明逐渐成为家庭中自然而然的事情。

也许有很多现代人对戏中柳氏的思想挣扎颇为不解，何以一个新嫁妇会为“完全不相干”的一家人去死？这并不是简单的“愚昧”可以解释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现代社会非常不同的是，夫妻关系并不仅仅是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作为整个大家族中的一部分存在着。在古人的家庭观念中，小家庭不可以有经济自由，《礼记·曲礼》中说：“父母存，不有私财”，吕留良说：“凡货财产业，一进一出，必禀命与尊长，不得擅自主张。若有欺父母、瞒公婆……此是第一不孝”。

丈夫过分爱护妻子也为人所鄙薄，知书守礼的丈夫不会在白天走进卧房，即便是进卧房也不可脱去外衣，必须保持恭谨。一旦婆媳之间发生矛盾，儿子必须站在母亲一方。明代浦江郑家号称“义门”，其中郑绮最孝，他先娶了丁氏，非常疼爱。可就因为有一次丁氏给婆婆送饭的时候礼节稍稍差池，就被郑绮给休了。而后娶了阮氏，妯娌间有矛盾，也被休了。郑绮说：“以一妇人故使一家乖戾，绮义不为。”（因为一个女人让一家人不和睦，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

而作为女方的家庭，也会从小教育女儿守妇节。这是古代家族中必须被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的秩序。

【女儿要被处死了，父亲惦记着依然是“门风”和“面子”】

于是在“天道”包装下的人伦，就变成了具有强制束缚力的社会关系。这种理想化的“各安其位、各尽其责”，是排除了人性的静态秩序，一旦其中的某个链条错位（母亲有私情），自然而然地迅速滑向全家人的灾难深渊。除非，有谁也不知道何时会来的“天意”现身搭救，才能为这场浩大的悲剧抹上一层浪漫主义的喜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