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地区都举行了打击“杨飞”的活动,卡尔指的是人口均衡发展。
11月下旬,贵州省罗甸县卫生健康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医疗保障局等部门开展打击“两非”( 即非法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法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专项执法检查,确保该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发展。
那么,我国各地的人口性别比如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数据显示,2019年,以罗甸县所在的贵州省为例,该地整体的性别比为107.4(女性=100),超出全国平均104.46的水平,排名全国性别比偏高的地区第6位。性别比排名1-3位的地区分别为天津、广东和上海,达到123.2、118.1和107.9。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个地区的性别比偏高,因素是很复杂的,也需要观察不同年龄结构的情况。不过,总体来说,一个地方人口相对年轻,那么这个地方的性别比,可能就会比老龄化更严重的地方性别比更高。
目前来看,我国性别比尤其是适婚年龄性别比的失衡,对婚姻的影响较为明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在抽样调查中,天津男性与女性未婚人数的比例为2:1,也排名全国第一位。
四川长期“女多男少”
2019年,我国性别比失衡现象进一步改善。2018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这一数字到2019年缩小到104.46。
性别比改善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我国严格打击“双非”的持续推进,以及老龄化的逐步加深。
打击“双非”的成果可以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看出来:截止到2019年底,我国0-4岁的性别比为113.62,明显低于5-9岁的116.85,显示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下降。
另一方面则是老龄化的加深。截止到2019年底,我国65-69岁年龄段人口已经出现男少女多的情况,这一年龄段的性别比为95.90。如果看75-79岁,男少女多的情况进一步发展,性别比为87.76。而85-89这一年龄段,男女性别比已经达到了70.37。
“总人口的性别比其实和年龄有很大的关系,根据出生和死亡的规律,一般年龄小的时候男性多,到婚龄的时候男女基本平衡,然后年龄越大女性越多,因此中国的老龄化越严重,对整个人口的性别比的影响是趋于平衡的。”杨舸表示。
不过,从各地来看,性别比的情况并不一致。2019年,31个省区市中,20地省区市的性别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四川以96.7的性别比,位列全国性别比最低的地区,也是唯一一个女多男少的地区。从数据上看,2016年到2019年的四年统计数据显示,四川有3年均出现性别比低于100,近年来女多男少的趋势明显。排名倒数第二的为重庆,性别比为100.2。
需要注意的是,四川与重庆均为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地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的抽样调查数据,四川与重庆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均超过15%,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值得关注的地区还有北京。2019年,北京的性别比为101.6,排名全国性别比倒数第6位,性别比趋向平衡。在2018年,北京还出现首次性别比跌破100的局面。
杨舸指出,影响性别比的因素还有受教育程度,因为在目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当中,性别比已经越来越平衡了,女性也更有机会接受高层次的教育。北京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是高校的数量较多,另一方面是整体也拥有受教育程度更多的人群,有可能导致了性别比更为平衡。
性别比失衡如何冲击婚姻?
“性别比偏高造成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对婚育的影响,这一块我们主要看适婚年龄人口和低龄人口的性别比。”杨舸说。
从适婚年龄人口和低龄人口的性别比来看,我国明显偏高,但正在逐步改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从年龄结构上区分,截止到2019年,我国性别比最为失衡的年龄分别为10-14岁、15-19岁,这两个年龄阶段,性别比分别为119.10、118.39,几乎出现了1名女孩对应1.2名男孩的局面。换句话说,我国“00”后的男女失衡局面最为突出。
而目前刚刚步入适婚年龄的20-24岁,男女失衡也较为严重,性别比达到了114.61,和25-29岁年龄段性别比106.65相比,出现明显上升。
目前来看,性别比和婚育的联系紧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在抽样调查的人数之中,天津、福建、广东和广西均出现未婚男性数量明显高于未婚女性,而这四地的性别比均超过或达到107。
杨舸指出,我国婚配并非局限在一个区域之内,单独某一个地方的性别比偏高,并不会产生明显的问题。但如果全国的出生性别比都偏高,就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
广东省婚姻家庭建设协会秘书长、红树林高级督导级别心理咨询师叶英扬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这几年,她到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去做调研,发现当地男性找妻子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想进一步平衡性别比和婚姻,应该从三方面解决。首先是加大宣传男女平等和对女性的关爱;其次,在对女性的就业支持上,应该出台更多的政策;第三是做好出生检查的监管。”她表示。
杨舸也表示,未来,我国还需要继续打击“两非”,避免人工选择淘汰女婴。另一方面,需要关注女性的就业问题,因为尽管教育逐步普及,但女性由于有生育、养育等方面的责任,事实上如果纯粹靠市场来选择,女性的就业失衡会更明显,因此需要政策进行一定的保障。
(作者:陈洁,实习生招海莹 编辑:周上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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