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阳老者劝诫乐清高宗武：别当汉奸

上篇讲到高宗武并非北白象镇双庙村人，他的出生地是离双庙村不远的高西村，温州图书馆退休的潘猛补研究员解释了所以地址出错，原因是高宗武的岳父是双庙村人，早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由于令尊大人名气大，高宗武的出生地也给“换”了。

高西村

年纪轻轻的高宗武担任了当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成为“中国对日本首脑人物的主要谈判对手”，他的工作不允许有任何闪失，因为，邻国正虎视眈眈着。抗战前3年里，高宗武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官方进行过各种谈判，总统蒋介石、行政院长汪精卫以及几任外交部长，都器重这个“日本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登上庐山，对全国军民宣布：“地无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此声明一出，举国同仇敌忾。委员长的讲话稿是大秘陈布雷起草的，在日寇面前，蒋显示出比中国那些旧军阀有底气。底气哪里来？十年建设有些财力了，国际上与英美关系不错，黄埔军校培养了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是，最关键是日本的军事入侵威胁到他的政权，他不战也得战。然而战与不战，即便在庐山上，他其实仍然犹豫不决。

战争开打后，中国守军在华北战场与华东战场奋起抵抗，尽管代价惨重，其抵抗烈度还是出乎日本军方意料。日本内部也有派系希望中国方面最好“不战而降 ”。于是，高宗武成为双方互相试探对方底线的中间人。

汪精卫

由于交战，尤其徐州会战特别激烈，日方拒绝与蒋政府外交接触，高宗武没事可干了。高宗武忽发奇想，选一条新途径与日方接触，看看能否走出“和平”的路。他获准离开外交部，在上海租界、香港等地秘密来往，扮演起神秘使者角色。临行前，蒋、汪都召见他，期待这个“日本通”能搞清敌方各派的真实想法，人人都打自己的算盘。

高宗武虽然年轻，按时下的标准，还处在迷恋手游的年纪，但他甚为清高，蒋总统他不叫总统，称呼其蒋先生；他的顶头上司外交部长，他直叫他的名字“岳军先生”。拿温州话说，他是把领导都当“影”了。象这般傲气的性格，蒋汪不计较，仍然寄以厚望，全赖他的真才实学，并且胆子特别大，等到后来他闹出大事了，蒋介石哭笑不得：此人荒唐。

起先，高宗武的活动是由政府秘密资金资助的，行动要向上峰汇报。高宗武这个人对钱很敏感，亏本的买卖打死不做。他在香港等地活动，向蒋、向汪提供日本的情报，同时，又把这边的资料，透露一点给对方，就像谍战片里描写的那样。到后来，他居然秘密进入日本，肆无忌惮与日本政界、军方接触，犯下大错，甚至是罪。

中国战场很辛苦，蒋介石唯有坚持才有指望，汪精卫却对抵抗悲观失望， 随着战场节节失利，他一步一步滑向叛国投敌的死路上去。

对高宗武个人而言，虽然蒋介石很重用他，但是个人感情上高与汪更合得来，而且，汪还是高的证婚人。汪精卫终于投敌了，蒋介石一怒开除了他的党籍，全民族共诛之。高宗武是汪精卫投敌的牵线人之一，牵线人中还有个温州城区的梅思平。丧失了民族气节的高宗武们，为汪伪政权的成立积极奔走，所谓要走出一条“和平路线”，并且越走越远。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一起

汪精卫的叛逆，遭到全国乃至海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声讨，嘴上没毛的高宗武猛然感受到巨大的舆论压力，他吓坏了，彷徨了。他去找昔日恩师平阳人黄老讨教。

平阳郑楼古桥

黄老，黄溯初，又名黄群，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温州民国早期名人，平阳郑楼人，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道高望重，是高宗武在日本读书期间倚重的前辈。史书有这么一段记载：高宗武私访侨居在日本长崎小滨村的乡前辈黄溯初先生，他们用温州家乡土话作一夕长谈（注，担心隔墙有耳，温州话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发挥作用了）溯老义正词严对他说：“一个干政治的人，头脑要象冰一样冷，热情要象火一般炽，唯其冷才可以沉思观变，唯其热才能够当仁不让。其实你离开武汉那一天，便已撒下了毁灭的种子”。

黄老劝高宗武回头是岸，并承诺，如果高此时能够悬崖勒马，毅然反正，蒋介石那里，由他负责解释。黄老为高宗武去了一趟重庆，蒋介石原谅了高宗武这个迷途羔羊，并嘱托杜月笙利用香港、上海的势力，掩护高宗武脱离日方与汪精卫集团的控制。在各方努力下，高宗武与搭档陶希圣在当时的香港报纸上毅然揭露了汪精卫投靠日本的秘密协定，回到蒋介石一边。这就是著名的“高陶事件”。

高宗武的反正算自我救赎，说不上是什么英雄壮举，但是，对鼓舞恶劣环境下抗日军民的持久抗战信心，至少没有负面影响，他与另外几个温州籍汉奸殷如耕（平阳）、梅思平（鹿城）等人还是有区别的。那几个汉奸战后被国民政府枪毙了，高宗武只身去了美国，蒋介石没有追他的责，放他一马从此不再用他了。

（未完，待续）

作者：丁乙（曾任教温州师院中共党史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