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成在指认犯罪现场时,跪倒在受害人家门前。

深藏着一个秘密,29岁的宋成,近14年都活在“黑暗”里。

他不敢交朋友,怕人了解自己。他害怕白天的人群,“总觉得有人在看自己”。他不敢睡觉,怕做噩梦,学习成绩从优变成差。他频繁换工作,结婚又离婚。他想忘了自己的家乡,希望孩子不要叫他爸爸。

因为15岁时,他杀了人。

“那是我从人到鬼的分界线。”当宋成的秘密最终曝光时,他对警察说。

不久前,在家乡江苏泰兴公安局的审讯室里,这个男人一口气交代了当年杀害一位无辜女性的经过。随后,在看守所里,他14年来第一次体会到了一觉睡到天亮的滋味。

宋成并不知道,他的秘密在那座他出生长大的小城里轰动一时。在初中老师眼里,他是从来不惹事的优等生。在父母记忆中,他没顶过半句嘴。在更多同乡看来,名校“泰兴中学”与“杀人凶手”联系在一起,就足以令人震惊。

4月的南方,阴雨连绵,有些湿冷,宋成弓着背坐在看守所的审讯椅上。与外面灰暗的天色不同,他皮肤白皙,剃过的脑袋刚刚长出新发,黑得发亮。

谈话时,他会正视对方的目光,并不躲闪,有时会扯动嘴角尴尬地笑笑。

他的手指细长,像一双弹钢琴的手。因为戴着手铐,大部分时间他的两手都扣在一起,时不时张开,再用力握紧。

这个看起来非常干净的男人,冷静地说起自己的杀人动机:“让她闭嘴,我怕我爸知道”。

王伯官在端详妻子遗像。

快14年了,如今已81岁高龄的报案人还记得脚下那种黏黏的感觉。

2003年5月26日晚上7点过,天刚黑,她推开邻居家的门,喊了几声却没人答应。走进院子时,她觉得有东西黏脚。在微弱的光线下,她隐约看到一片黑色的液体。

客厅敞着门,亮着灯,朱梅英立即看到,邻居家的“奶奶”躺在地板上。走近一点,她吓得怔住了,随即开始大喊。

受害人浑身是血,已经看不清面孔,身下大片的血迹一直延伸到室外。院子里黏脚的液体,正是血液。

警笛声很快响起。赵宏林记得自己到达现场时,狭窄的巷子里已经挤满围观的人,“足足有三四百”。这个当年刚刚32岁的刑警挤开一条通道,弯腰穿过警戒线。

进入客厅后,已经干了5年刑侦的赵宏林倒吸了一口凉气——死者双臂僵直,腹部、胸部、颈部、面部和四肢全都布满刀口。

根据后来的验尸报告,受害者一共中了74刀,致命伤在肺部和颈部,属于“气血性休克”。

当时正值“非典”时期,泰兴市大大小小的街道比往常冷清。偶尔有人走过,也行色匆匆。很多民警都去了车站和码头配合防疫工作。

案发的那片小区建在泰兴城郊,隔着窄窄的巷子,独门独院的别墅依次排开。一条小河从中流过,涨潮时,河水几乎与桥面平齐。在这座依傍长江的小城里,初夏的晚上总有江风吹来,夹杂着鱼腥味穿过街道。

城郊别墅命案发生后,本来就为疫情而陷入恐慌的小城更加紧张起来,有人被捅几十刀的说法在坊间流传。在人们的想象中,凶手是躲在暗处的一头凶残猛兽,不知何时就会再次扑向毫无防备的人。

赵宏林记得,为了这起案子,全市600名左右警察,出动了将近400人。他们调查了凶案现场附近几乎全部有前科的人,随后把调查重点转向了与现场一路之隔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

“那时我们都觉得‘中职’学生素质相对比较低,坏孩子多一点。”赵宏林回忆说,“17岁以上的男生全部要见面问话,15岁以上的也要查阅档案。”

泰兴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江苏省公安厅也派遣专家协助调查。赵宏林一直牢牢地记得,那段时间,在公安大楼三层的刑警大队,灯光整夜地亮着,烟灰缸里塞满烟头,他和同事在烟雾缭绕中忙着分析线索,推演案情。

一边是大面积排查,另一边,在泰兴一家破旧的招待所里,死者的丈夫王伯官正在接受警方的讯问和调查。他是当地一位小有声望的民企老板,因为有外遇,泰兴警方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怀疑的罪名是:雇凶杀人。

整座小城都被这起凶残的杀人案搅动着。根据警方多年后对凶手同学的走访,就连在泰兴最好的高中泰兴中学里,学生也惊恐又兴奋地讨论着各种凶案版本。

高一年级的男生宋成从不参与讨论。他稳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起来没什么异常。他上课盯着黑板看,下课拿出小说读,就像一个普通的高中生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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