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山狙击战 谁是真正的决策人？——揭秘塔山阻击战（一）

塔山阻击战（或称锦西阻击战），是辽沈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1纵队等部队在辽西塔山地区进行的一次野战阵地防御战斗。在准备时间仓促的情况下，各部队依托野战工事，与进攻的国民党军反复争夺，先后挫败敌十一个师的连续进攻，歼敌六千余人，胜利完成阻援任务，保障了东北野战军主力全歼锦州之敌的行动。

塔山（又称塔山堡村）是一座有200余户人家的大村庄，坐落在锦州湾的近海处。北宁铁路从村西南向东北斜伸而过，附近有一个铁路站名为塔山站。锦西通往锦州的公路也穿村而过。塔山堡村周围是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带，临近塔山堡村东面名叫东楼台的小高地，标高约海拔50余米，西面5华里处的白台山，标高也只有200多米。塔山堡就位于谷地之中，村前有一条宽度不过20米左右的沙河，名叫饮马河，从西而东泻入大海。塔山堡村东南，饮马河以北，北宁铁路要穿过两座铁桥，名为塔山桥。

集中兵力、坚守要点，这是塔山阻击战守备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东北野战军4纵在受领塔山地区阻击敌人的任务后，“认真分析了敌情地形，正确地选定了塔山桥、塔山、白台山等防守要点，并作纵深梯次配置”，[1]这一战前部署，对阻击战进程有着巨大的影响。其中，建立以塔山堡为中心的布防体系，又是这一部署中的关键点。

五十年代由第41军（原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干部集体编写的战例材料中，强调“塔山的地形，正面狭窄，不宜展开过大的兵力。我选定塔山、白台山、桥头三个阵地为防御重点。……因为利用地形和兵力部署正确，就构成不可克服的、不可破坏的防御阵地；若我们的防御阵地在塔山以北，则正面过宽，难以达成阻击任务。也就是说放弃了塔山，给敌人让开前进的‘门户’。由此足见地形选择条件在防御上的重要性”。[2]这一部署“善于控制扼守主阵地前之有利地形与要点，使敌我之前沿中间地区在我控制之下，并将诸要点组成为防御枢纽部或支撑点”，“如塔山堡组成了一个营的防御枢纽部，桥头是一个坚固的点，这即有利地保证了迫敌过早展开，暴露敌之进攻企图，使敌不能突然向我主阵地冲击，消耗杀伤敌之有生力量。这对阵地的巩固上起着重要作用。由于掌握了这一点，因而在战斗过程中形成了正面上三个要点（桥头、塔山、白台山）的作战，即节省了兵力，又巩固了阵地”。[3]

以塔山堡为核心来组织防御的设想是由谁提出的？最后的决策者是谁？目前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设想者及决策者均为当时4纵的司令员吴克华。时任第4纵队政委的莫文骅曾撰文回忆说：“司令员吴克华同志指点塔山、高桥一带，用红铅笔在地图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圆圈。我移目望去，只见锦西、锦州两座重镇南北相对，塔山堡就虎踞在中间，张着嘴巴，衔着锦西北上锦州的公路和铁路。塔山堡，好一个两锦的咽喉！”“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吴司令员做了总结，决定以十二师全部和十一师三十二团展开于正面；以部分兵力重点守备塔山堡、塔山桥和白台山等第一线的几个战术要点；以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兵力作为第二梯队，保持强大的后劲，用于支援第一梯队和反冲击”。[4]吴克华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8日上午，我和莫文骅等同志带领全纵团以上干部到前沿勘察地形，下午在塔山堡召开了会议。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和部队的任务，详细讨论了纵队决心、阵地编成、敌人特点、我军打法及兵力部署等问题。……决定以十二师全部展开于东自打鱼山西至白台山一线，十一师三十二团展开于北山之前，重点守备塔山堡、塔山桥（铁路桥）和白台山等足以支撑全线的主要阵地”。[5]

时任第4纵队副司令员的胡奇才则坚称他才是塔山堡要点的最早发现者。胡奇才回忆说：“部队到达阵地那天，我们即到塔山村附近观察地形，发现塔山村地势很低，处在敌人火力控制之下，部队白天几乎难以活动，当时十二师只放了一个连的兵力，而想把主力置于塔山村后面的小山头上。当晚我们回到纵队指挥所，又看到林总的电报，上面清楚指明要我们防守白台山、塔山村、打鱼山岛和西海口之线。于是，与吴司令、莫政委研究之后，次日（9日）天明前，我和李福泽参谋长再到塔山村后面小山头上查看地形，随即发现守塔山村，比守村后这个小山头有利。因为村后这个小山头很孤单，如果塔山村失守，敌人就会从小山头旁边绕过去，我们就会犯‘失街亭’的错误。……而守塔山村却有很大的好处：从地形上看，敌人盘踞在村前一带小山上，而塔山村地势较低，好像是敌人脚下的一个阵地，但它与敌隔有一条约二十米宽的小河，便于我发扬火力，迟滞敌人进攻；同时，它又控制了公路（公路从村中穿过），并直接威胁着铁路。敌人不打下塔山村，大部队就无法通过，无法展开。因此，塔山村在整个防御阵地中，像门闩一样锁住敌人，成为防御的核心，这是敌人救援锦州道路上的眼中钉”。“于是，我们当即在阵地上找到了三十四团焦玉山团长、江明（民）风政委，要他们立即派一个营到塔山村，抓紧当天晚上的时间抢修工事，并立即把这个部署报告了纵队。十二师长、潘政委、芦副师长来到现场看地形时，我当面和他们商量，他们也同意这个部署”。[6]按照胡奇才的说法，是他首先认识到塔山堡的重要性，并提前作出了适当的部署。纵队领导和师、团干部则是同意了他的想法和部署。

以上诸人的回忆均未提及时任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在这一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根据当时东总的阵中日记记载，10月8日“二兵团程司令已到四纵”[7]，10月9日“二兵团程司令已返回本部”。 [8] 仅仅一天的时间，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往返于4纵和兵团部之间，显然是为执行东总10月4日下达的“四纵应即转至塔山、高桥地区布防”及“程（子华）黄（志勇）即返锦西地区指挥作战” [9]的命令。既然程子华在布防的关键时间点来到了塔山，作为4纵的上级领导，他在以塔山堡为核心这一关键决策中的角色和作用，究竟是怎样的呢？

程子华本人在回忆录中仅称“我在受领任务后，就组织各部队团以上指挥员到白台山现地侦察，我们站在白台山上，可以鸟瞰敌我纵深和前沿阵地”，“我们分析了敌人可能集中的兵力，兵器和主要进攻方向，进行了讨论”，[10]对他个人所起的作用毫未涉及。[11]

程子华逝世以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悼念文章中，有老同志回忆提及在塔山阻击战中，“子华亲临阵地观察后，果断地决定将原来部署在制高点白台山的主要防御阵地，调整为以塔山村为主要防御阵地”，“子华同志所指挥的野战阵地坚守防御，正确地选择了防御要点，重点设防，重点守备和积极防御作战的塔山阻击战，成为我军战史上最著名的战例之一”。[12]

值得重视的是，曾担任塔山堡防御的原第4纵队第12师第34团副团长兼参谋长的江雪山在“塔山阻击战追述”一文中提到：“塔山阻击战过去10年以后，也就是建国后50年代末的时候，江师长（按：指原第4纵队第12师师长江燮元）已经被任命为41军军长。那时部队驻防在潮汕地区。在组织一次海防作战演习中，有的干部提起塔山阻击战，把主防御阵地放在塔山村这件事时，江军长说：‘这一功，要归程子华司令员。’江军长所说的这句话，道出了一个历史事实。那是1948年10月8日的事。西线打援兵团程子华司令员，偕同4纵队吴克华司令员、胡奇才副司令员、李福泽参谋长，以及各师首长，视察塔山战场各处阵地。当他们走到塔山西北侧，站在纵队炮兵阵地上，俯览塔山堡、饮马河，在最后确定防御阵地时，程子华司令对吴克华司令、江师长等首长说：‘老吴，把你们12师34团的主阵地，从村后丘陵推到下面村里去。这个村作为该团防御主阵地，兵力最少要放一个营。后边丘陵上放不得，是吃炮弹的地方。’首长们决定后，遂于9日晚，34团放弃了东丘陵的主阵地，1营主力冒着敌弹雨进入村庄。村庄里从原先仅放一个前哨连，改为一个营。第一线阵地伸展到村庄前沿饮马河一线。后来事实证明，这一着棋可十分重要！主阵地处在地形低下的塔山堡，它显示的威力无法估量，成为一座傲然屹立的铁的壁垒，成为一颗为敌拔不掉的钢钉。这散落的村庄，低平的地势，仿佛是诸葛亮的八阵图，里面埋伏着十万神兵哩！这里也可来一个反问：若是把主阵地放在村后丘陵一线明显暴露的目标上，村庄为敌占领，作为向我进攻的出发地，那会是个什么样子？这在战役第一天便显示出来了——这天敌进攻开始的一二小时内，从陆上海上及空中，倾泻的炮弹炸弹便有一两万发，这个狭小的丘陵山头，成为敌显示陆海空军联合威力的理想的目标。为此江燮元军长才感慨说这一功要归程司令。程子华司令是红军时代的老将领，这种画龙点睛的部署，显示他的军事造诣与真知灼见。他安的这个钉子确是厉害的一着，使来犯之敌叫苦不迭”。[13]

江燮元本人的回忆亦可以与此相印证。江燮元在一篇文章中谈到：“10月8日上午，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同志及纵队首长，亲自登上了白台山以东的120高地察看地形，了解我师的兵力部署和阵地的设置。程司令员完全同意我们阵地前沿尽量前伸，扩大阵地纵深范围和掌握强大预备队的设想。他特别指出塔山堡是要害，这里至少要塞进一个营去，把塔山堡村变成一个钢铁堡垒，只要这里突不破，敌人就无法长驱直入增援锦州，我们整个阵地也就稳固了。程司令员这一指示明确了塔山阻击战的重点”。[14]

程子华视察阵地的确切时间虽然存在不同的说法，[15]但是各种史料均表明程子华与第4纵队及各师首长一起视察了阵地并作出过指示和决策。显然，以塔山堡为核心的防御部署是以程子华为主导确立的，至少也是经过程子华确认后才得以成为纵队防御决心的。正如炮兵“塔山战斗总结”中所提到的，是“上下各级指挥员艰苦负责，确定塔山之防御体系”，“二兵团程司令员，纵队吴司令员，及各师师长炮团干部，攀登最高的白台山研究部署后，又接近我步兵前沿二千米，反复研究地形，决定了防御重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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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12师塔山地区防御战斗（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至二十日）”，《团师防御战例选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教育学院训练部编，1989年6月，第43页。

[2] 李景昌、王觉、鞠文义、江海、许和、杨文祥：“塔山阻击战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例汇集》（第一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出版，1951年10月，第33-34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司令部编印，1956年10月，第150页。

[4] 莫文骅：“英雄塔山”，《红旗飘飘（18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79-185页。另参见：《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478-484页。

[5] 吴克华：“塔山奋战六昼夜”，《塔山名将吴克华》，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43页。

[6] 胡奇才：“毛主席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忆塔山阻击战”，《红旗飘飘（14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6月，第29-30页。另参见：《坎坷的路》，白山出版社，1995年9月，第382-383页。胡奇才后来还撰写过“回顾塔山阻击战”、“历史的奉献”等文，分别发表在《军事历史》、《锦州党史通讯》等刊物上，与之前的回忆大同小异，参见：《风雨六十年——胡奇才将军史料选编》，天津市出版局，1992年7月。

[7] 《阵中日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024页。

[8] 《阵中日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026页。

[9] 《阵中日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017页。

[10]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12-313页。

[11] 这很可能是出于一种长期养成的谦抑谨慎的习惯。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在红25军历史问题上，程子华一贯强调吴焕先和徐海东的贡献，不提或少提自己之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涉及塔山阻击战的回忆文章中，程子华为照顾统战对象的情绪，只提作战对手的番号，而不提及某学长（按：指黄埔军校的学长侯镜如）的姓名。参见程元：“悼念敬爱的程子华同志”，《纪念程子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第360页。

[12] 黄火青、李运昌、赵毅敏、刘道生、段苏权、王国权：“程子华同志战斗在冀察热辽”，原载于1992年10月4日《人民日报》，转引自：《纪念程子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第41-42页。

[13] 江雪山“塔山阻击战追述”，《戎马文稿》，广州军区老干部大学，1998年，第184-185页。

[14] 江燮元、杨堃（按：原第4纵队第12师作战科长）：“模范的防御战例是怎样创造的——谈塔山阻击战的战术思想”，《铁血春秋——缅怀江燮元同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417页。

[15] 有些说法明显与阵中日记不符，如原第34团政委江民风回忆中认为是10月7日拂晓，这很可能记错了，参见江民风：“良将一策百万兵”，《纪念程子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第201页。除江燮元等的回忆之外，第4纵队炮兵团的战史亦支持10月8日上午的说法，参见：《威震敌胆——炮兵第九团团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九团编，1993年10月，第101页。另一种说法则是10月9日上午。如按照吴克华回忆，10月8日“入夜以后，2兵团程子华司令员赶来纵队驻地九户屯，了解备战工作”，并在第二天一早，视察了阵地。参见吴克华：“塔山奋战六昼夜”，《塔山名将吴克华》，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44页。莫文骅在回忆中也持类似的说法，可参见：《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485页。第12师第34团团长焦玉山在回忆中也称程子华等视察阵地的时间是10月9日，参见焦玉山：“坚守塔山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2月，第474页。这种说法也有部队史的支持，可参见：《塔山雄狮——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二三师师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二三师政治部编，2004年6月，第113页。

[16] “锦州战役炮兵战斗总结——解放战争战史参考资料（其十）”，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翻印，1959年3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