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政教育 五七中学

五七中学

话说五七中学，除了亲身经历过的那些人，世界上恐怕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它。

一九七五年，我初中毕业后，被分派到东头读高中。那个时候，三门中学只有干部子女才可以上，平头百姓是没法上的。到了东头，迎接我们的，不是什么学校，而是一座破旧的祠堂，报名签到后，我们自己动手去东头小学搬课桌，然后在祠堂的正厅排好课桌后，上午第三节课就算正式上课了，这样的学校，这样的开学，在现在看来是太简单了。

五七中学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每周有两个下午的劳动课，如果需要，也可随时增加。比如遇到农忙季节，可能要连续几天做农活。头一学期，我们劳动课的主要内容是垦荒，只要不下雨，每天下午都是劳动课。经过一个学期的辛苦劳动，草木丛生的老鼠山，被我们这六十几个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开垦出了上百亩山地，种上了小麦和橘子。接着，我们给小麦除草施肥，我们看着整个山包绿油油的麦苗，深为感叹，想不到我们的小嫩手，力量可不小，一个荆棘丛生的荒山，一锄头一锄头挖成了可种庄稼的山地，了不起。当然，也有一些怕苦的同学，没有坚持下来，就退学了。

除了我们学生仔，还有从各大队抽派来的七个工农兵代表，他们是指导我们劳动的，是我们劳动课的技术员和教导员，也是我们的农业老师，其中一个还成了我们的政治课老师。他们不但和我们一起劳动，我们在上文化课的时候，他们也要出工。

祠堂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生产大队农业生产的大仓库，不仅存放各种农具、种子，也是收获季节，谷物脱粒、筛选、分户，种子晒收的集散地。为了不影响东头大队的农业生产，后来又将祠堂东面山咀头的一个小庙加以修缮，翻盖成一个教室和一个办公室，第二学期我们就搬到了小庙上课。想不到，我与小庙那么有缘，我的小学是在自己村的小庙里读完的，如今高中又在东头村的小庙里读书，真是太有意思了。

不管是在祠堂，还是在小庙，我们这个“五七中学”的校名，始终没有在墙壁上堂而皇之的炫耀过，也没有做过牌子在教室门口挂过，这并不是我们这个五七中学不合法，不敢声张，而是我们没有在乎，加上校舍太小，实在没地儿写。但是，我们每个同学的每一本书上，每一本作业本，都会写着“五七中学”四个字。当然也写在了我们的毕业证书和毕业照上，更是深深地写在了我们的心里。

到了来年春季，我们又到大周大队东面的海涂上去开垦滩涂，养殖缢蛏。清明前后，寒气尚未退尽，我们的双脚插进海涂那是刺骨的疼，我们的小脚梗冻得像红萝卜，有的小女生还冻得哭起来。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大片大片的海涂被我们的脚踩成了蛏田，播下了蛏苗。

到了初夏，我们收了山坡上麦子，又种上花生、玉米、红薯还有黄豆。

暑假过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在我们种地这个山包的东面，起造新校舍。挖墙基，我们自己动手；爆山石，工农兵们干。凡盖校舍用到的砖、瓦、桁条、椽子等等，用船运到岸边，卸货时，我们排长队传送。还有砌墙脚的石块、基础墙的石条，都是我们的肩膀，一块一块抬来的，还有水泥、黄沙、石子、石灰、五孔板都离不开我们的小肩膀。还有泥瓦匠的帮工，都是我们自己和工农兵叔叔一起干的。

同时我们还要收获花生、玉米、黄豆、红薯。

收蛏子的时候，是转年春夏之交时候了，天气还没有完全暖和，有时候还很冷，我们的小脚梗一次又一次被冻成红萝卜。但是我们却是快乐的，人人都乐意，没有人故意逃避，蛏子收完，将近六月了。我们将自己取来的蛏子，一大锅一大锅煮着吃，那时候的蛏子真好吃。

除了我们学校自己的劳动内容，我们还经常帮东头大队收割早、晚稻，小麦，掏红薯、挖土豆、收黄豆、摘棉花、拔棉花杆、拔岸青、割甘蔗等等。为了犒劳我们，东头生产队请我们吃大锅饭，食堂里两口大锅煮满粳米饭，任我们撑着肚皮吃，又香又好吃，我至今还觉得那时的粳米饭特别好吃。

虽然我们的劳动科目很多，但是文化课却只有四门，除了语文、数学，就是机电和读读报纸的政治课。什么是机电？现在的学生，恐怕有所不知了，其实就是农机和电工。农业的机械化是离不开农机手和电工的。五七中学的教育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当时农村极为需要的，又红又专的实用人才。这样的教育目的，与当时“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后来，我们的好多同学，毕业后就走上了农机手和电工员的岗位。这就是教育要为生产劳动服务的直接体现。

那个时候，正是全国粮食连年丰收的时候，倪昌武老师有句口头禅：全国粮食超双纲，大家学习争取超绍光。那时候倪绍光读书班里最好，尤其是作业写得特清楚。

两年时间一晃而过，临近毕业的时候，我们的新校舍已经完工。我们毕业后，又招了一班学生，在我们造好的校舍里上课，这一班过去之后，五七中学也就在历史上画上了句号。

按理说，我们这样的学校，能够培养几个农机手和电工员，就已经很不错了。可是，我们这一班不仅仅培养了农机手和电工员，也培养出了不少大学生、工程师、艺术家。

七七年我们毕业，七八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记得，七八年高考，由于报名人数太多，我们三门在高考前进行了一次预考，淘汰了三分之一，留下三分之二的考生参加高考，高考结果是平均一百十二个考生，只有一个大学生，加上预考淘汰的应该是一百八十分之一。我自然没有考上。说实在的，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什么也不懂，却又偏偏志高气傲。其实，在高考之前，我在台州农大当校长的叔叔，叫我志愿填台州农大，可我就是不听，偏偏填了浙江大学。否则，也许我也可以圆一圆大学梦。由于我们学校所学科目不全，考不上大学，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事后我并不怎么后悔，从此就安心务农，倒也泰然。

就是在这样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年代，我们的同学，竟然有十个考上大学，先后考上大学、大专有倪君政、郑仲馗、王伯成、王玲娇、俞玲玲、倪忠福、倪忠颖、叶继良、王端培、祁高龙，其中王伯成还是全国重点大学，我们的老师倪昌武考上浙江水产大学，后来历任三门县水产局局长；倪时金老师考上浙江医科大学，后来为医学博士；还有倪治云老师也考上大学。我为他们而骄傲。

如今再看老同学，郑仲馗已是全国著名的诗人、作家，倪忠颖是台州市教委的处级干部，陈国平、叶继良是县局级干部，王端义是资产上亿的房地产商，周忠富是资产过亿的汽车老板，王忠培、倪忠福做过小学校长，章根明是名震一方的书画家，王未祥是海游镇干部。只可惜我的挚友倪绍光，他二十岁时就写得一手好字，且善书能画，闻名乡里，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到如今，肯定是书坛上一颗闪耀的明星。

无论是从政为官者，还是从商创业者，抑或从军、从艺，就是做农民，到如今都已是硕果累累，腰肥体粗，头白眼花，脸上坑坑洼洼的人了，走了的也有七八个了，我们活着的，不要太辛苦了，应该好好的享受享受阳光了。

往事依稀，拙笔钩沉，错漏处自不待言，有待老同学补正。

2017年3月14日上午初稿

倪忠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