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者死 “杀人偿命”过时了？“杀人者”凭什么可以不死？刑法专家这样说……

川师大杀人案，凶手被判死缓

2016年3月27日晚上11点50分， 正在宿舍玩电脑的大一学生芦海清被室友滕飞叫到了旁边的学习室，当人们再次见到芦海清的时候，他已经身首异处。

2017年9月6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宣判，判处被告人滕某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江歌案，凶手被判入狱20年

东京时间12月20日下午3点，备受关注的中国女留学生江歌被杀一案，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当庭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

有人提出质疑：

手段残忍、民愤极大

凶手为何难获死刑？

罪犯“免死”

是不是对守法者的不公？

是不是在纵容犯罪？

法律专家这样说

从去年至今，川师大杀人案、江歌案乃至近期的河北大学生遭情敌杀害案，对于凶手能否判处死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而同时，社会舆论对拐卖人口、奸淫幼女等案件的审判，又往往将死刑作为期待的目标。

然而现实情况是，“杀人者死”这个从刘邦时代流传至今的社会规则，正在被现代法治的“少杀慎杀”所逐渐改变，究竟为什么如此？为什么要提倡“少杀慎杀”？是否会纵容犯罪？

近日北京时间《对谈》栏目对话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学研究中心主任左坚卫，请法学专家为我们做出解答。

“杀人者死”规则

随人类进步被改变

对谈：杀人者死，这是刘邦那时候传下来的约法三章之一，属于一个很古老的一个规则，那为什么说近几年现代法律开始说，往少杀慎杀方向开始发展这是什么原因？

左坚卫：应该要回顾一下死刑它为什么存在？为什么存在这么长的时期它仍然被大家广泛的支持？它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它其实主要表现在两个会认为能够发挥的作用，一个是能够通过适用死刑伸张正义，还有一个它是能够预防犯罪。

但是随着人类的进步，人类的这种宽容心，人类这样一些对于犯罪本身认识的深入，认为犯罪可能不仅仅是犯罪者个人的责任，可能社会、家庭，我们国家的教育等等，这方面都有一定责任在里边。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认为杀人者死这种观念可能就不一定合理。

实证研究证明

盗窃罪废死未至犯罪增加

对谈：现在有一种观念认为说，如果我们去废除死刑，或者我们少杀慎杀减少死刑的适用，那么实际上对坏人是一种放纵？

左坚卫：其实我们在废除盗窃犯罪的死刑的时候，其实进行过这种实证研究，其实盗窃犯罪的死刑废除以后，盗窃犯罪并没有因此大幅度的增加，死刑它的这样预防犯罪的价值，它是根据不同的犯罪会有不同作用。对于有些犯罪来说，它可能起不到真正的明显的预防作用。

对谈：您刚刚说的这个例子是盗窃的例子，现在很多现实中的情况是，对杀人，奸淫幼女，包括拐卖人口，这都是死刑呼声比较。

左坚卫：预防犯罪是它的一个功能，或者说它的我们追求适用死刑的一个目标，但是你在适用死刑的同时，你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你这个适用死刑到底是不是具有正当性，是不是符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正义观的要求，比如说他罪不至于应当判处死刑，你把他判处死刑，这就是适用死刑不当的，就是说你就缺乏一个正当的基础。

对谈：我很好奇您对于死刑的基本标准，您认为比如说杀人罪，它达到什么样的情况你认为应该判死刑？

左坚卫：我现在认为，通常情况下我自己个人观点是这样，死刑如果你是杀死一人，你又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同情这样一些从宽的情节的话，我是认为应当判处死刑。

死者家属呼吁死刑

完全可以理解

对谈：去年曾经发生的江歌案，包括河北大学生被杀案，这几个案子都是家属强烈要求，判处犯罪分子死刑，后来江歌案在日本并没有判死刑，大学生这个案子还没有判，您对家属这种强烈诉求您是怎么看？

左坚卫：这种诉求应当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是在本土受中国这种法律文化的、影响，受中国死刑观念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自己的家属、自己的亲人，受到这样一种加害的话，你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那么我可能直观的本能的基于我现在对死刑的这种理解，我当然希望判处凶手死刑，这个是很正常的。

民众和法律

很难说是谁错了

对谈：我们认为这个人民愤极大，不死不足以平民愤，实际上他有自首或者他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比如四川庐州的这个砍头案，一些其他的或者孕期的妇女或者他是未成年，导致他这个轻判没有被判死刑，民众的期待和法律最后的结果实际上是矛盾的，那很多人有这个疑问了，是民众错了还是法律错了？

左坚卫：其实也不好说，是民众的这个想法错了，还是法律错了。是这样的，现在法律制度在变化，法律我们适用死刑的标准在变化，这个变化它使得我们法院在适用死刑的时候它控制得会越来越严格，但是民众你说他就完全错了吗？他其实也不好这样去对他们进行这样一种指责。

什么原因呢？他们并没有受到这种系统的教育，没有受到这种系统的引导，他们还停留在原来的观念上，就是您刚才说的杀人者死。甚至杀了一个人可以判处两个人，甚至三个人死刑，他希望把这些所有参与杀人的这些人全部杀光，这种观念还在影响他们。

这种观念曾经在一定的时期里面它是完全合理的、正当的，并且事实上也判过这种死刑，杀一个人判处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甚至五个人死刑的这种判决都存在过。

我们去查一查这种案例到现在都还存在，而且也就可能十来年前，那么这样一种判决的存在，原来那么大幅度地适用死刑的这一种司法实践，他使得民众就建立在现在还停留在那样一个观念之下，还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他们现在按照以前的标准衡量我们现在发生的案件，他也是完全合理的。

社会矛盾不解决

判决和民众期待就有落差

对谈：现实中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这个人按法律上说没有从轻减轻的情节，他可能就是杀人了，但是民众因为一些原因同情他，比如说曾经发生的这个夏俊峰杀死城管的这个案子，包括是前年，有一个拆迁户贾敬龙杀害他这个村干部这么一个事情，最后他们都被判了死刑，但是民众会认为说应该刀下留人。

左坚卫：其实在这两起案件里面，我对这两起案件也有所了解，我其实内心也是倾向不要判这两人死刑。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观念冲突的问题，这种社会观念或者说这里存在一些，社会群体冲突的问题。

比如说那些民众他可能对城管会有一些成见，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他们对这个案件的态度可能就会不同，他就希望刀下留人，那为什么会出现说民众的诉求和法院判决结果存在落差。

存在这么大的差距实际上可能原因就更加深层次，它涉及到社会矛盾的问题，如果你不能把这个矛盾化解好，这个矛盾继续存在，这些群体之间的这种对立还存在，那么这种对于死刑适用的不满的情绪，他也继续会存在。

文/视频：北京时间 梁千里 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