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声音 听！全国两会上的高新声音~

导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们积极建言献策，为国为民发出铿锵之声。那么今天就和小编一起听听两会上的“高新声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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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仁贤

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仁贤建议

立即实施按照碳排放当量计征的碳税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逐年降低，节能减排成效显著，但是我国仍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目前二氧化碳年排放量还在逐年上升。为了进一步减少工业运行活动对大气的污染，5月26日，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仁贤建议，立即实施按照碳排放当量计征的碳税制度。

曹仁贤说，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的税，与碳交易市场的交易完全不同，碳税采用公平义务原则，不论排放多少，都必须征收，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目的,是对化石燃料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主要目的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目前全球已经有30多个国家开征了碳税。

2011年国家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于2017年12月正式启动全国碳交易体系。由于只覆盖发电行业，而且配额基本按照历史排放量核定，实际只起到约束增量作用。截至2019年5月底，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3.1亿吨二氧化碳，成交额约68亿元，碳交易市场减排效果极其有限。

“开征碳税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国承诺的必然要求。” 曹仁贤说，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向全世界做出承诺“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从目前来看，实现承诺还面临较大压力，另外今年气候大会希望中国能提前几年达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们需要通过税收杠杆的调节进一步加快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比例。

曹仁贤认为，对化石燃料征收碳排放税,可以抑制、减缓化石能源的消费,进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减少其他污染物排放。

曹仁贤表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特别是能源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经济发展诸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症结之一。适度开征碳税,有利于抑制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增长，有利于鼓励企业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加快淘汰耗能高、排放高的落后工艺,也可促进碳捕捉、新型减排、清洁能源和零碳生产等技术的应用，使一些新兴行业孕育而生，增加新的就业岗位，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的最佳路径，开征碳税不会对我国经济造成冲击。

曹仁贤说，开征碳税是应对“碳关税”等贸易保护的有效措施。碳关税，也称边境调节税，是对在国内没有征收碳税或能源税的出口商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主要是发达国家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等征收的一种进口关税。我国是出口贸易大国，碳关税的征收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较大。而我国开征碳税,可通过WTO禁止双重征税原则避免被征收碳关税。

因此，曹仁贤建议尽快启动征收碳税的相关工作，具体如下：

一、厘定碳税计税依据。碳税的计税依据主要有按照排放到空气中二氧化碳量和对化石燃料含碳量测算排放量二种。建议我国按对化石燃料含碳量测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并可对采用低碳技术节能减排的企业进行税收减免。

二、碳税征税环节。主要有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结合我国目前国情，建议碳税可先在生产环节进行征收，待进一步厘定碳足迹和强度后，可在消费环节进行征收。

三、碳税征收标准。参考国际碳市场价格，考虑我国国情和企业的承受能力，建议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50~150元的碳税，我国每年可征收约5000~15000亿元碳税资金，上述财政收入可以用于支持生态修复、节能减排、低碳产业发展。

四、与现有碳交易市场的衔接。由于目前国家正在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可以安排适当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企业可以参与碳市场的交易，不重复交易和计征，过渡期结束，立即实施按照碳排放当量计征的碳税制度，废除碳交易市场或大幅度降低交易价格，实现平稳过渡。

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仁贤建议

大幅度提高“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占比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落实的最后一个年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起草阶段，“十四五”规划成为本届两会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话题。为此，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仁贤向大会建议，大幅度提高“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占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国家能源发展新战略，坚持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发展理念，中国清洁能源产业持续增长，能源结构明显改善，“十三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投资总计约2.5万亿元，在过去10年中国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最大投资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也持续扩大，目前我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双双”突破2亿千瓦，均为世界第一。

同时，我国可再生能源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升，关键零部件基本实现国产化，相关新增专利数量居国际前列，并构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完整产业链；可再生能源的清洁能源替代作用日益突显，极大优化了我国的能源结构，对实现能源安全、大气污染防治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等多重目标均作出突出贡献。

“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仍存在着诸多问题，煤炭等化石能源占比还非常高，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过大，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曹仁贤说，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和迭代的加速，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已经和煤电接近，“十四五”期间，大幅度增加我国可再生能源投资，是进一步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实现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也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的必然选择。

为此，曹仁贤建议：

一、提高可再生能源规划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十二五”期间，可再生能源装机规划目标是4.24亿千瓦，由于目标过于保守，结果大幅度超预期完成；“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为6.8亿千瓦，到2019年底装机就已达到7.94亿千瓦。前几期规划低估了行业变革进步的速度，导致规划形同虚设，随之带来配套设施跟不上、补贴矛盾突出、电网建设滞后等问题。“十四五”规划需承上启下，积极吸取过往经验教训，大胆预测，科学部署，提前谋局。建议将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规划占比提高到25%，为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2050年实现富强美丽的中国梦提供清洁可靠的动力。

二、“十四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规划的具体建议。加大发展西北可再生能源基地项目建设，在全国形成北电南送、西电东送的清洁电力生产供应格局；鼓励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推广应用，全面推动煤电灵活性改造，挖掘电网接纳可再生能源潜力；支持更多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中规划配置电化学储能系统，改善电能消纳，同时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制氢等新型能源示范应用。“十四五”期间建议光伏发电新增规模不低于3亿千瓦，风电新增规模不低于1.5亿千瓦。

2

刘庆峰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连续第十八年参会，并向全国两会提交了五份书面建议。

其中，A.I.+是关键词：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精准扶贫，既要解决“就业”，更要解决“产业”

“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稳岗就业，必须要支持扶贫产业恢复发展。”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扶贫产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具体来说，分为“技术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推普脱贫”五个方面：

“技术扶贫”——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让盲人听得见文字,让聋人看得见声音”， 科大讯飞的“三声有幸”扶贫计划，通过对特殊人群开发团队投入技术、服务等资源达2000万，免费为视障、听障等公益人群在阅读、聊天、社交等场景提供超过5,000万次/日的语音服务，累计支持1000多家开发无障碍应用的创业团队。

“就业扶贫”——就在5月20日，科大讯飞在贵州毕节市大方县设立“大方天河科大讯飞智慧扶贫车间”，将持续为大方县提供贵州方言标注、图片识别OCR标注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工作机会，让当地人通过我们的培训，就可以用一台电脑实现数据标注，正式上岗后足不出户就能有稳定收入，以当地人带动当地人就业的方式，帮助大方县更多人学习技能实现长久脱贫；未来，在国家“新基建”的整体部署下，科大讯飞还将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为当地产业升级助力，为产业发展持续“造血”。

“教育扶贫”——科大讯飞通过人工智能走进偏远山区，助力乡村教育实现“因材施教”，科大讯飞的A.I.教育公益计划至今已陆续走进云南、贵州、四川等50多所学校，而科大讯飞的智慧教育产品和服务已覆盖全国3.5万所学校超过1亿的师生。

“医疗扶贫”—— 科大讯飞通过人工智能普惠基层医疗，为基层医生提供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服务，科大讯飞的“智医助理”已在全国百余个区县，1200多个乡镇级医疗机构，12000多个村级医疗机构，累计提供辅助诊疗服务3300万人次。

“推普脱贫”——科大讯飞与教育部、国家语委、国务院扶贫办合作，通过人工智能推广普通话，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认读常用规范汉字、掌握日常生活用语。目前，“语言扶贫”APP已在云南、广西、甘肃、新疆等地使用，助力累计32.8万各民族群众快速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水平。

刘庆峰认为，精准扶贫，既要解决“就业”，更要解决“产业”，人工智能不仅是国家新基建战略的主力军，也是扶贫攻坚的生力军，帮助基层群众全面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国家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

人工智能架起科技与扶贫智慧通道

——访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科大讯飞全方位践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积极响应中央提出的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履行社会责任，在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精准就业、推普脱贫四个维度全面开展脱贫攻坚工作。5月26日，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就科技扶贫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

人工智能解决贫困地区教育刚需

“教育是国计民生大事，更是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战中的短板。”刘庆峰说，“扶贫必扶智”，贫困地区要实现长期脱贫，必须提升当地教育质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科大讯飞2017年提出“A.I.教育公益计划”，用A.I.推动欠发达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向偏远山区导入优质教育资源，通过人工智能解决教育的刚需，进而实现中国人千百年来“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

科大讯飞“A.I.教育公益计划” 通过向欠发达地区捐赠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并导入教育专业人才培训当地教育工作者，通过输入“A.I.能力”和“A.I.系统”的方式帮助欠发达地区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让留守儿童也能及时获得更优的教育质量和教育资源。

至今，A.I.教育公益计划已陆续走进云南、贵州、四川等50多所学校。而科大讯飞的智慧教育产品和服务已覆盖全国3.5万所学校超过1亿的师生。科大讯飞希望通过智慧教育产品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三颗种子：科技的种子，相信科技的力量；奋斗的种子，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快乐的种子，让孩子们开心学习、快乐成长。

刘庆峰说，人工智能技术将优质的教学资源输送到偏远地区，从而促进教育均衡。以“双师课堂”为例，在城市的“特级老师”通过人工智能智慧教育系统就能将精彩的课堂带到乡村，并和孩子们互动，远在城市的老师也能及时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情况，通过终端让远隔千里的师生在“同一堂课”上实现优质的教与学，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帮助农村孩子获得更加优质的教育机会。

“智医助理”覆盖全国近百区县

刘庆峰说，在中国农村流传一句顺口溜，“救护车一响，一头牲畜白养；致富十年功，大病一日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也成为中国农村脱贫的难点。

2017年，科大讯飞“智医助理”机器人在原国家卫计委、安徽省卫计委的指导下，以456分的成绩通过了国家临床执业医师笔试测试，使得机器人具备了成为全科医生的潜质。在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后，科大讯飞研发了面向基层医疗的“智医助理”产品，为基层医生提供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服务，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紧迫难题。通过规范基层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行为，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努力使城乡居民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享有同质化、规范化的卫生健康服务。

目前，“智医助理”已在全国近百区县，1200多个乡镇级医疗机构，12000多个村级医疗机构，累计提供辅助诊疗服务3300万人次，平均每天给出30余万次的辅助诊断建议。

“智医助理”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及效率。

人工智能帮助贫困区域持续脱贫

2020年是国家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陆续摘去“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欠发达地区必须通过稳定就业，才能永久脱贫。科大讯飞积极响应中央提出的“精准扶贫”精神，携手毕节市大方县政府共筑公益扶贫项目“听见A.I.的声音”,在大方县成立科大讯飞扶贫站，为当地提供“语音标注员”的工作岗位，并派出语音标注师对当地就业人员进行培训，希望以当地人带动当地人就业的方式，帮助大方县更多人学习技能实现长久脱贫。

向偏远山区导入人工智能业态，导入A.I.生态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刘庆峰说，讯飞开放平台有124万的开发者，未来，我们希望导入这些开发者团队带动大方县当地职校学生创业，帮助他们实现更高收入，同时为下一步乡村振兴工作进行探索，响应中央“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的精神，通过人工智能赋能乡村振兴，导入A.I.生态激活欠发达地区在经济上的持续发展。

携手多部委，通过人工智能推广普通话

2019 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暨推普脱贫攻坚中期推进会在云南昆明召开，会上，科大讯飞与教育部、国家语委、国务院扶贫办以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共同签订了“推普脱贫攻坚”战略合作框架。

根据合作协议，科大讯飞作为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的教育信息化战略合作伙伴，未来将依托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丰富的教育信息化行业经验，本着凝聚共识、精诚合作的原则，鼓励支持 APP 及人工智能+教育产品在全国贫困地区落地，力争帮扶全国建档立卡的贫困群众学会说普通话，助力脱贫攻坚。

作为边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云南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如今，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群众打开科大讯飞推出的“语言扶贫”APP，就可以随时学习普通话。目前，语言扶贫APP已在云南、广西、甘肃、新疆等地使用，累计用户32.8万人，其中云南省用户22.1万人。

刘庆峰说，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依托“语言扶贫APP”打响推普扶贫攻坚战，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也是科大讯飞对“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愿景与使命的有力践行。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自主学习环境，实现目标人群学习普通话、识字全覆盖，科大讯飞将携手教育部与国家语委、国务院扶贫办，为打好素质提升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积极力量。

3

魏臻

全国人大代表、工大高科董事长魏臻建议

制订“铁路专用线和专用铁路”建设设计国家标准

铁路专用线和专用铁路对支撑国民经济的作用巨大，发展前景远大。但是，现有的的设计、建设标准不能适应或支撑我国铁路专用线和专用铁路发展要求。针对这一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工大高科董事长魏臻建议，制订“铁路专用线和专用铁路”建设设计国家标准。

近年来，中国货运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公转铁”政策持续推进将促进铁路专用线和专用铁路实现巨大发展，目前，我国铁路专用线与专用铁路总线路长度约6万公里左右，仅次于国铁正线，规模庞大。

2018年4月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公转铁”，要求调整运输结构，减少公路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量；2018年9月18日，“公转铁”举措开始提速，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5部委联合印发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的指导意见》，目的是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打赢蓝天保卫战，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和绿色低碳优势，推进铁路进港口、大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园区，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为主攻方向，解决好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问题。指导意见提出2019-2020年先行实施127个铁路专用线重点项目，线路里程1586公里。

意见还提出，在保障运输安全顺畅的前提下，合理确定新建及改扩建铁路专用线建设等级和技术标准，经济适用配置站后设施设备。

魏臻表示，我国专用铁路与铁路专用线目前是由企业为主管理，尚无全国统一技术标准，最新的《铁路专用线设计规范》Q/CR9156-2019是中国国铁集团的企业标准，该规范对于一般企业建设铁路专用线和专用铁路不完全适合，有些地方要求过高，不利于推进和鼓励企业建设铁路专用线和专用铁路的积极性。比如，不管专用线年通过总质量为多少，要求钢轨最小也得采用50kg/m轨或60kg/m轨及以上；要求道口间的距离不小于2km；在道口处要求火车司机最小瞭望视距不小于150m，机动车驾驶员侧向最小瞭望视距不小于100m……等等，其实这些要求与列车速度、载重、环境条件均有关联，对国铁是适用的，但对于许多企业必要性不大，也很难做到，建设成本也大幅提高。

魏臻说，冶金、矿山、石化、电力、港口等众多行业的专用铁路基本参照国铁集团标准建设，少数行业自行制订了国家标准，如《煤矿井下机车车辆运输信号设计规范》GB50388-2016 与《冶金露天矿准轨铁路设计规范》GB50512-2009等，这些行业制订的标准大多数是重点关注本行业的运输特点，比如煤矿井下机车运输与冶金矿山井下机车运输普遍采用窄轨，与地面标准轨运输特点差别很大，因此这些现有标准对其他行业没有普适意义。

魏臻认为，大多数现行标准对于铁路信息化、智能化、少人化操作的规范较少，不能反映国家发展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的战略要求，也严重落后于最新科技发展成果,不利于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降本增效。

为此，魏臻建议：

1建议由国家铁路局联合冶金、煤矿、港口与电力等各大行业协会，发起成立“专用线与专用铁路国家标准”工作组，下设若干专业小组，组织制定“铁路专用线和专用铁路”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完整标准体系。

2“铁路专用线和专用铁路”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应在确定企业铁路运输的安全等级前提下，注重考虑效率与成本因素，也要充分考虑建设企业及使用企业的实际情况，设定的建设标准等级应适中，不宜过分参照国铁现行标准。对只在企业内部驾驶的专用铁路专职司机，应因地制宜，形成相应专用铁路司机职业标准，做到持证上岗。

3鉴于铁路专用线与专用铁路作业环境相对固定，服务范围也是局部区域，影响面较小，应鼓励在运输信息化、智能化等方面提出更高的建设要求，并给出建设指导规范。同时可以作为新技术的试验场，优先采用国家提倡的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各项新技术，如实现作业计划自动生成、无人驾驶与自动编解，推进铁路站场无人化作业。进而推广到国家铁路的建设中，加快新技术在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中的落地应用，促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技术升级，响应《中国制造2025》、《“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国家战略。

全国人大代表、工大高科董事长魏臻建议

统筹大科学装置带动本土科研仪器产业发展

“大科学装置是高端科研仪器发展的重要牵引之一，大科学装置的顺利运转更是离不开众多高端科研仪器的‘保驾护航’。”5月26日，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工大高科董事长魏臻建议，要统筹大科学装置集群，带动本土科研仪器产业快速发展。

安徽合肥，是一座以科技创新为灵魂的城市，是集“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国家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五大国字号创新品牌”于一身的城市，是我国大科学装置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已在建成“人造太阳”、同步辐射光源、稳态强磁场的基础上，再谋划建设合肥先进光源、聚变工程实验堆、大气环境综合探测与实验模拟设施、超导质子医学加速器等一批大科学装置，高度集聚的大科学装置集群正在加快形成。

魏臻表示，重大科学突破，科研仪器先行。现代科技发展实践表明，重大科学研究成果的取得，往往是以科研仪器和技术手段上的突破来驱动。著名科学家王大珩院士曾指出，仪器是认识世界的工具，机器是改造世界的工具，改造世界往往是从认识世界开始的。科研仪器拓展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被称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引领者”和“奠基石”，经济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的“倍增器”和“助推器”，同时也是大国博弈的一个有效的“政治筹码”。作为科学研究的“先行官”，强大先进的科研仪器，越来越成为大科学装置建设中的必要条件，已成为科技界的共识。如果科研仪器受制于人，不掌握核心技术、打破国际垄断，好比“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房子，楼越高风险越大”，容易动摇发展的根基。

魏臻说，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依赖于国际最前沿技术，对制造工艺有着极严苛的要求，对培育提供配套支撑的科研仪器企业也是一个难得的提高技术水平的契机。依据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大科学装置建设带来的人才集聚、技术溢出等效应，能够大大提升地区整体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对本地高端制造业和仪器产业的发展会产生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例如：日本散裂中子源建成后，引领了筑波科学城的崛起。目前，全日本40%的国家级研究所聚集于此，汇聚了2万多名顶尖科研人才，成为日本最大的科学中心、知识中心和人才聚集地，是日本在先进科技方面敢于向美国等大国挑战的重要砝码，吸引了大批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企业。

上海光源自2009年5月试运行以来，截至2016年底，已执行通过专家评审的课题申请8638个，累计为用户提供实验机时超过22.9万小时，吸引了全国422家高校、研究所、医院、公司2111个研究组的15245名科学家开展研究和实验，涵盖结构生物学、凝聚态物理、化学等十几个学科领域，支撑产出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且在2016年承担的项目中，超过50%的项目都是由上海地区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其联合开展的，极大地提升了当地科技人员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如今，上海光源已成为世界级光子科学中心，并被作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实验室的核心部分。

魏臻认为，大科学装置，是吸引和凝聚多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大平台，是科学家们开展性重大科学研究的载体。作为发展的追赶者、创新的领先者，合肥要充分将大科学装置集聚优势和成果转化能力优势进行高度融合，积极发挥大科学装置建设带动本地科研仪器企业转型升级的强大作用，为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更多的源头技术供给，提升并奠定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仪器在国际市场的地位。

为此，魏臻建议：

1、重点培育具有解决卡脖子能力和具有特色的本土中小科研仪器企业，鼓励并支持其为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提供专业化服务。

以大科学装置建设为契机，从配套仪器、关键零部件抓起，推动本土科研仪器产业的发展。按照国家“培育一批高端科研仪器制造企业”发展战略要求，营造创新环境、制定创新政策、加大资金投入，重点培育具有特色的本土中小科研仪器企业，支持其为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提供专业化服务，打造行业高端仪器品牌；并鼓励产学研合作，支持具有解决卡脖子能力的本土仪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大科学装置建设单位共建“联合实验室”或“联合研究院”，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做好高端仪器产业链的打造，形成产业与科研平台的良性互动。

2、制定解决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仪器设备目录，在大科学装置建设项目采购中，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合作权或采购权。

科研仪器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对振兴科研仪器制造业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很多可应用于大科学装置上的科学仪器，尤其是高端仪器，在推向市场之初很难获得证明自己的机会，需要被给予更多‘容错’‘试错’的机会，如果国产仪器制造单位得不到反馈，很难继续改进和完善，更别说研制高端仪器。建议相关部门从政策层面上给予引导和倾斜支持，针对解决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仪器设备建立目录，设置配套仪器和零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专区，在大科学装置建设项目采购中，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合作权或采购权，扶植本土高端仪器企业提升能力、做大做强，助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仪器制造集群，推动“安徽制造”向高精尖迈进。

3、建立协力建设机制，在大科学装置建设筹划中，统筹本土仪器企业共同参与，构建紧凑机构提升装置的建设质量和速度。

国际上，全球科研仪器市场上基本是由少数几个国家的企业主导，美国化学会旗下《化学与工程新闻》杂志公布的2018年度全球仪器公司TOP20排位榜中，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入选。由于科研仪器研制周期长、难度大、投入高，科研仪器依赖进口，尤其是高端科研器，已成为制约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要充分发挥我省大科学装置的区位优势、规模优势，引导和支持本土仪器企业共同参与大科学装置建设，建立协力建设机制，促进多主体融通创新，通过碰撞、切磋、融合，形成合力，与本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研发实力的仪器企业联合，更便于沟通协调和服务支持，以保证大科学装置的建设质量和建设速度。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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