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园区 什么是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标准、模式与策略

朱常海 上海中创研究

2006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动方案》，将中关村科技园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深圳高新区、武汉东湖高新区、西安高新区和成都高新区6家国家高新区作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试点园区。此后，在2015年和2018年，又分批增加杭州高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合肥高新区和广州高新区进入试点，形成了10家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园区的格局。

近几年，试点园区显著加快了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步伐。合肥高新区、杭州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区先后发布了推进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的规划纲要或行动计划。老牌试点园区，如西安高新区、成都高新区等也正在积极谋划制定方案，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步伐。

图 2 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硅谷模式

首先是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结合解决了高科技产业的创新源和创新效率的问题。在硅谷之前，大学以教学为主，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缺少联系，企业的研发主要依靠自己的研发机构。随着高科技产业的范围、投入强度和市场不确定越来越高，仅仅依靠自身研发机构的创新模式越来越力不从心。贝尔实验室虽然创造了辉煌的科研成就，但最终也难以持续。

而硅谷在世界上第一次打破了大学与产业相互隔绝的状态，构建了大学和产业的创新联合体。正如“硅谷先驱”电子工程教授弗里德里克·特曼所言“大学和产业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斯坦福大学将成为科技产业思想库”。

特曼创立的“一系三机构”，即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系、斯坦福大学研究院、斯坦福工业园和公司工程师进入大学学习的“荣誉合作项目”，更是将这种联系制度化。采用开放创新模式，借助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构建创新共同体，很好的解决了高科技产业创新源和创新效率的问题，相对于原来企业单打独斗的模式，显然更具优势。

风险投资解决了高科技产业资本投入的问题。由于高科技产业是高风险产业，传统银行机构不愿为其投资。风险资本就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和高科技产业一同壮大起来。风险投资在硅谷发展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仙童、苹果、英特尔等公司的发展早期都得了风险投资的助力。

而今硅谷的风险投资仍占到全美的三分之一左右。需要注意的是，风险投资机构或投资者不仅扮演出资人的角色，还会利用手中的资源帮助创业公司成长，发挥孵化的功能。因此，这种制度创新不仅解决了高科技产业的资金投入问题，还通过基于资本联系的非资本的技术、生产、渠道和营销等资源整合，发展出针对科技创业的孵化功能，这一制度创新，显著提升了科技创业公司的成功率。

创新文化解决了创新动力的问题。创新创业的高风险，决定了仅靠市场激励和利润驱动，是难以激发大规模的群体性科技创业行为的。理性人在权衡风险和收益之后，多半会选择直接就业。硅谷在发展过程中则形成了独特的创新创业文化，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梦想改变世界等。硅谷的技术文化和创客文化，就源自嬉皮士的自由和反叛精神。知名畅销书作家吴军在其《硅谷之谜》书作中，就把硅谷成功的奥秘首先归结为叛逆精神和对叛逆的宽容和支持。

“产学研结合+风险投资+创业文化”的硅谷模式而今成了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流模式，这种模式很好的解决了高科技产业的创新源、资金投入和创新动力的问题，当前还没有出现比这种模式更先进的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后发国家，基于不同的国情，形成了与硅谷有差异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产学研结合+政府资本+政治驱动”。其中产学研结合解决的也是创新源的问题，但由于后发国家缺少有足够实力的大企业群体，科研院所和大学不仅作为技术源头，也在技术产业化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这是“我国大学不像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抢市场”等对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诟病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政府资本解决的是高科技产业的资本投入的问题。由于后发国家普遍缺少足够的市场化的产业资本和风险资本，政府资本或者国家资本就充当了投入的角色，我国京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就先后得到北京、合肥、成都、重庆等地方政府国有资本共计上千亿的资金投入，形成了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举国体制。政治驱动解决的也是创新动力的问题。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除了高科技产业本身的进入壁垒，还要面临发达国家的打压围剿，更别提薄弱的技术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激励就更不可能导致创业行为。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家安全、强盛的追求、民族尊严和自豪感、还有地方官员的政绩追求等一系列非市场、非个人的因素，这里统一概括为政治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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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快建成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除了从标准和模式上对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进行刻画和探讨。一个更加重要，也更被科技园区主政者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加快建成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找出是哪些关键因素和变量，决定了高科技园区的发展绩效？这些关键因素和变量，自然就是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切入点和抓手。

首先，高科技园区内的主体和要素的质量，一定是决定高科技园区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一流的要素不一定能造就一流的园区，但一流的园区一定是由一流的要素聚集而成的。如果把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换成某某职业技术学院，想必就不会有科大讯飞，也不会有全球领先的量子通讯产业。合肥高新区也就很难成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园区。所以，吸引一流人才、一流科研机构、一流企业聚集，对于加快建成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是最直接，也最快见效的办法。然而，好东西数量有限，大家也都在抢。靠外引一流实现一流，对于绝大多数高科技园区而言，不仅实现成本过高，也难以持续。

抛开构成主体和要素的质量差异，决定高科技园区发展绩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发挥连接、整合和促进这些主体和要素作用的机制，即高科技园区内部生态的构造和运行机制。在这些运行机制中，有三个机制最为关键。同样资源禀赋的园区，经过多年发展，在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绩效上大相径庭，往往是在这三个机制的构建和运行水平上形成了差距。这三个机制包括：

图3 高科技产业生态运行的三大关键机制

第一，资本的再投入机制。关于科研与产业的关系，有一个通俗的说法，那就是科研就是把钱变成技术，而产业就是把技术变成钱。科技园区内部存在资本到技术，技术再到资本的循环，即资本的再投入机制。

这种机制有两种实现模式：一种是企业保持一定强度的研发投入，本质上是研发创造的商业价值再投入研发；一种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保持一定比例的科技财政支出，本质上是用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再投入形成创新资本。

当然，企业研发投入和国家科技投入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和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但考察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园区，不仅内部存在这两种机制，而且普遍保持远高于其他地区和平均水平的投入强度。美国研发投入最高的公司都集中在硅谷。小国寡民，资源匮乏的韩国，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高达4.3%，位居全球第一，远高于韩国的GDP世界排名。在我国，10家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园区的企业平均投资强度为3.51%，而政府平均科技财政支出占比达到25.6%，这都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考虑科研和产业化的周期，科研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一样，要适度超前。如果科技园区内的企业都能像华为那样每年拿出15%的收入做研发，哪怕缺少清晰的产业化前景，只为圈养科学家、储备技术，政府也能保持高比例的稳定的财政科技投入，创新发展也会进入一种自增进式的正循环。

第二，产学研的互动机制。前面提到，建立大学与产业的共生关系，是硅谷首创。自硅谷之后，强调大学的“第三使命”，以及建立产业技术研究机构，深化产学研的制度联系，就成为谋求高科技产业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共通选择。

能不能有效激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活力，实现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高效协同，就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绩效的关键变量。据统计，硅谷至少有超过5000家公司，追根溯源，其创业者都和斯坦福有千丝万缕联系，硅谷产值的50%到60%都来自与斯坦福大学有关的企业。硅谷、特拉维夫、中关村这些全球创新高地都形成了高效的产学研互动机制，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技术、人才、资金互动不仅频繁，而且形成了深厚的历史传统，各种“高校系”十分活跃。

需要强调的是，产学研的互动机制不仅是指学研界的技术成果向产业界流动，也包含产业界的情报、资金和人才向科研界流动。这种互动一定是双向的。这样才会形成共生关系，形成另一个自增进的循环。我国现在的政策重点是加大科学家激励，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却忽视了另一种产业向科研的流动。这或许是我国现在科技创新体系效率不高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三，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共生机制。现代高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相比，在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上有显著的不同。传统产业之间，企业之间只是基于产品交付的买卖关系，而现代高科技产业，尤其是复杂系统集成产品，为了保持最高的创新效率，产业链上的大企业会深度参与其它企业的创新过程，从而形成基于创新的共生关系。

在互联网产业领域，企业更是会采用平台战略或生态战略，以企业风险投资的形式，扶持自己平台上或生态内的创业公司，成为产业生态的建构者。为什么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共生机制非常重要？除了具有更高的创新效率，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大企业和其他企业形成了共生联系，企业优势才会通过形成生态壁垒转换成竞争优势。如果将硅谷所有企业在资本、人脉、技术和产品上联系勾勒出来，那将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络图，这张密集的网络图后面，是1+1远大于2的创新和集群竞争力。

在这方面，我国的科技产业园区就显著存在劣势。一方面是高科技产业园区在产业发展上，过分注重招商引资，什么好引什么，导致引进来的企业天然缺少联系。另一方面，我国缺少拥有行业统治力的头部企业，缺少整合产业链，培育自己供应商的能力。这种状况在比亚迪、华为等民族企业出现之后，才有较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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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高科技产业和高科技园区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进入21世纪国家发展的竞争仍将集中表现为高科技产业和高科技园区的竞争。尤其是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将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实力的最高代表，创新发展的核心依托和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国家高新区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不仅意味着追求自身更高的发展水平，更意味着承担实现民族高科技产业自主强大的国家使命。

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拥有高科技产业领域的头部公司或称龙头企业。由硅谷首创的“产学研结合+风险投资+创业文化”的模式，很好的解决了现代高科技产业创新源和创新效率、创新投入和转化以及创新动力三大问题，是当前高科技园区发展的主流范式。

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在硅谷模式上有基于国情的调整，但同样较好的解决了这三大问题。决定高科技园区发展绩效的，除了要素和主体的规模和质量，其内部生态的构造和运行机制也至关重要。其中，资本向研发的再投入机制、产学研的互动机制和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共生机制，是最为关键的三个机制。

当这三大机制得到良好构建，且在投入强度、协同效率和融合深度上不断提升的条件下，一旦出现新的技术和产业机会空间，以及有利的竞争条件，园区跻身世界一流的大业就有可能实现。

数据来自《硅谷指数2019》、火炬统计2018，西安创新发展研究助理研究员 郎文平对

以上文章来源于三思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