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
方志敏麾下的战士
汪东兴与创建红十军的方志敏同为江西弋阳县人,当年就曾是方志敏麾下的一名战士。
长期于弋阳县从事编史修志工作的陈家鹦曾在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纵横》撰文回顾汪东兴往事。
汪东兴1916年出生于弋阳县清湖乡贫苦农民家庭。
1927年12月10日,方志敏在江西弋阳、横峰两县组织武装暴动。两年后,13岁的汪东兴在家乡投身土地革命。1931年,汪东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为共产党员,同年6月参加红十军。此后,他当过排长、干事、特派员、连政治指导员、大队政治教导员、总支书记。
1935年,红十军被国民党军队追击包围,方志敏等多位主要领导被俘、牺牲,仅有粟裕率包括汪东兴在内的少数部队突出重围。随后,汪东兴参加长征,并任红军第二野战医院政委。
抵达陕北后,汪东兴历任两延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委,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中央领导身边的警卫1947年春,汪东兴被调到中央领导身边担任警卫工作,他迎来政治生涯的一次重大转折。
解放战争开始不久,胡宗南率部进攻陕甘宁根据地腹地,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
此时,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队三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党总支部书记,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负责保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各中央直属机关安全。
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管主办的《党史博览》曾刊发汪东兴日记中关于王家湾阻击战和延安游击战的回忆。
比如1947年6月8日这一天,国民党刘戡率4个半旅扑向王家湾,午后到达离王家湾只有10公里的平桥地区。毛泽东所在的三支队紧急动员,准备转移。
周恩来催促毛泽东抓紧时间,毛泽东却表示:“不要急,不要慌。我要看到敌人才走呢。”任弼时急了,他对毛泽东说:“你别的意见我们都照办,就是这个意见不能办,你得听支队的安排,马上走。”毛主席不紧不慢地说:“敌人着急消灭我,我不着急。要走,你们先走,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
随后,毛泽东点了一支烟,走出窑洞,向远处望。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商量后建议:“主席要看到敌人再走,不让看恐怕是不行的,能不能找个人替主席看?”毛泽东听后,回头对汪东兴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汪东兴与毛泽东
“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汪东兴随即向毛泽东保证,毛泽东大笑说:“好?!选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够不够?”
汪东兴略加思索后回答说:“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毛泽东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五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
汪东兴一看毛泽东同意转移了,便立即建议:“请主席赶快出发,我不看到敌人不离开王家湾。” 而汪东兴的这支小分队也顺利完成毛泽东“替我看到敌人再走”的任务,为中央领导顺利转移赢得了时间。
此后,汪东兴率中央警卫团跟随中央领导,历时1年零5天,途经12个县、37个村,并于1948年5月27日顺利抵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毛泽东的身边人
建国后,汪东兴历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总参警卫局局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除了曾在1958年短暂担任江西省副省长,汪东兴有一项任务从未改变过,这就是承担中南海及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
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负责警卫工作的时间,前后加起来约有30年之久。
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党史文苑》的《汪东兴传奇人生》一文记叙了建国后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负责警卫工作的经历。
1949年冬,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访苏之前,他就选定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汪东兴在日记里这样记述:一九四九年8、9月份,毛主席给我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的指示。由我具体负责毛主席的保卫工作。为确保毛主席此次出访的安全,派了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我具体负责毛主席专列和他身边保卫工作……
该文章称,在汪东兴领导下,中南海没有出现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他所负责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警卫工作中也没有出现重大漏洞。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的《同舟共济》曾刊发文史学者陈立旭一篇记叙汪东兴幕后工作的文章。其中提到,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毛泽东外出视察,大都是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例如,毛泽东1963年考察黄河,1965年重上井冈山,1966年在武汉游长江,警卫工作都由汪东兴负责。
在特殊情况下,毛泽东还委派汪东兴做他与某些重要人物之间的联系人,毛泽东对这些人的保护,以及处理意见,都交由汪东兴去办理。比如“文革”初期,邓小平下放江西后,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系人,正是汪东兴。
毛泽东对某些重要人物表达意见,也是经常派汪东兴转达,他还经常派汪东兴代表自己去看望、关照受到冲击的老干部。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还体现在自身的工作安排上。毛泽东的有些工作安排,别人也许不知道,甚至连江青也不清楚,但一般汪东兴是知道的。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江青要想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需要向汪东兴打听。因为汪东兴直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会过问。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托付给了汪东兴。
陈立旭的文章还提到1972年江青迫害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把周淑英抓走后,毛泽东曾经说过:“汪东兴能对付江青。”
围捕四人帮的幕后军师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夺权活动。
汪东兴意识到,不解决“四人帮”,就会给党和国家留下极大祸患。经过多次与叶剑英元帅等人的碰头商量,一起制订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一书记载,1976年10月2日下午,叶剑英到汪东兴位于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单独会面。叶剑英一坐下来便对汪东兴说:“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接着,他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随即表明态度:“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党史文苑》文章称,方案确定后,汪东兴让秘书准备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开会通知,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是商讨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汪东兴看过通知后,立即去向华国锋汇报,除了汇报上述方案,他还汇报了抓捕“四人帮”的具体行动方案。
华国锋听得非常仔细,并询问了参加行动的人员安排,以及扣押“四人帮”的地点等,还要汪东兴再检查一遍,防止出现疏漏。
最后,华国锋表态:“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
华国锋最后问汪东兴:你有把握吗?汪回答:有把握。
华国锋当即拍板:就在10月6日晚上抓捕“四人帮”。
他把手向下一按说:就这样定了!他接过汪东兴准备好的会议通知,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
华国锋的签字已经表明,他同意汪东兴制订的方案并批准汪东兴立即组织实施。
据《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第八卷《文化大革命》记载,1976年10月6日晚6时40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带领执行任务的警卫人员,来到怀仁堂各就各位。
晚7时许,华国锋和叶剑英一道来到怀仁堂的正厅。
正厅的摆设变了样:一扇屏风将整个大厅隔成了前后两个厅。前厅仅留下两张罩着白色套衣的高背沙发,斜对着门,其余什么也没有。
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坐在沙发上,汪东兴带着几个警卫退在屏风后面,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据参与逮捕行动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事后回忆,在顺利抓捕了王洪文、张春桥之后,汪东兴风趣地面向华、叶两位副主席:“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
华国锋面带笑容地说:“老人家不是说过嘛,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要打一个完全彻底的歼灭战!”
与此同时,汪东兴命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对江青实施抓捕,进行得同样顺利。
随后,姚文元也被戴上了手铐,押上早已等候的汽车,拘押在地下隔离室。
当晚9时许,汪东兴指挥各行动小组将“四人帮”全部关押。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就曾建构当时的场面:负责执行任务的汪东兴处理完“四人帮”之后,大步流星地走向中南海怀仁堂,推开一扇扇朱红色的门。
在最后一扇门前,汪东兴站定,向屋内的人敬礼,“报告首长,各个行动小组已经顺利完成任务,没有遇到阻碍,我们胜利了!”
1976年10月6日晚11时,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开会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华国锋首先宣布:中央已经将“四人帮”隔离审查,并简要介绍了“四人帮”的罪行和毛泽东生前要解决他们的意见。
接着,叶剑英在讲话中揭发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
汪东兴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果“四人帮”政变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这句话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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