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则
一、什么是“黄宗羲定律”？
关心中国财税史的历史爱好者大多听说过“黄宗羲定律”之名。这个名词最初由秦晖先生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三》的基础上总结提出，后又曾因为出现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而名噪一时①。当时谈到这个名词的论者曾对它有过颇为精到的阐释：
“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只一次。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到明末，类似的税制周期再一次出现：为了应付内外之患，明帝国先后加派了旧饷500万两，新饷900万两和练饷730万两。户部尚书倪元璐主持财税改革，又把三饷归并为一，而实际上是把这些杂派又并入了正税之中。明末赋税之重达到什么程度呢？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记录说：“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有些地方，田地一亩价格不过七八两银子，而缴纳的三饷加派则达到十两。而到黄宗羲写作时的清初，人们又以两税之征为理所当然，却没有想到其中包含了导致明朝灭亡的三饷加派。②
财税史问题制度众多，头绪繁杂，如果我们用公式表示黄宗羲描述的现象，可以更为简洁易懂，如下所示：
晚唐杨炎两税法= 租庸调+ 杂派
北宋王安石免役钱法= 两税法+ 杂派
= 租庸调+ 杂派+ 杂派
晚明张居正一条鞭法= 王安石税法+ 杂派
= 两税法+ 杂派+ 杂派
= 租庸调+ 杂派+ 杂派+ 杂派
明末倪元璐税法= 一条鞭法+ 杂派
= 王安石税法+ 杂派+ 杂派
= 两税法+ 杂派+ 杂派+ 杂派
= 租庸调+ 杂派+ 杂派+ 杂派+ 杂派③
秦晖进一步提出帝国赋税通式：bn=a+nx。bn为经过n次改制之后的新税额，a为原始税额，x 为杂派，n为改制次数。而这显然是一个递增的数列④。总而言之，回顾历代东亚帝国财税改革史的演进，我们发现，其本质就是“改革一次税制，结果是加一次税”。所以黄宗羲对此感叹：赋税“积累莫返”，越来越多，这样下去民众很难有活路了。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当然会和黄宗羲一样，首先感叹帝国苛政猛于虎，帝国民众生活悲惨，但比感叹现象更重要的，是探索现象背后的原因。首先，我们很难说这个“改革一次税制，结果是加一次税”的历史机制，是帝国统治者和官吏们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出来的。
这倒并不是说帝国统治者和官吏们不可能有这样坏的心，而是说他们不可能有这样“长远”的眼光——“黄宗羲定律”发生作用，在时间上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例如唐代的杨炎，是不可能为了方便北宋的王安石增添役钱，才把租庸调法归并成两税法的；而万历年间的张居正，也不可能料想到崇祯年间的事。
我们再进一步考究历史，还会发现，上述种种古代帝国财税改革的“初心”，非但不是“加税”，反倒更接近给民众“减税”，但这个“减税”的初心，最终却是导致了“加税”的事实：这就很有意思了。
下面我们就展开来讲。
二、历代改税：减税的理想，加税的现实
我们先说晚唐的两税法。晚唐的两税法改革，首先是为了加强唐帝国中央政府对地方藩镇的财政控制，这一点和
唐代最初实行的租庸调法建立在自北魏至唐朝前期“计口授田”的均田制的基础上，均田制要求人口和田产相联系，则人口越多的家庭拥有更多的土地，也承担更高的土地税和人头税，但随着时间演进和土地买卖，人口数目和占有土地面积不再有直接联系，按照户籍人口摊派税收，自然造成征税不公平和低效率的现象。到晚唐，又因为战事和吏治败坏之祸，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自唐肃宗至德年间以来，向人民征收的税费就有几百种，旧的、重复征收的税费不除，而新的税费陆续增加，官吏由此蚕食民众财富，而老百姓血汗流尽、骨肉分离，杨炎是在惩于晚唐财税积弊的情况下，提出两税法改革的⑤。
注 释
① 王比学，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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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三》：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
③ 王家范、谢天佑《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辑刊》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28 页。转引自秦晖. “黄宗羲定律”与税费改革的体制化基础: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选择[J]. 税务研究:3-9.
④ 秦晖. “黄宗羲定律”与税费改革的体制化基础: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选择[J]. 税务研究:3-9.
⑤ 参看《旧唐书·杨炎传》、《新唐书·杨炎传》。
⑥ 参看《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唐会要·卷八十四租税下》
⑦ 如《旧唐书·杨炎传》：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
⑧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列传第一百十五》：改按浙江。民苦徭役，为举行一条鞭法……家居四年卒。浙江、福建暨其乡广东皆以徭轻故德尚鹏，立祠祀。
⑨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列传第一百十四》：卒时……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故自为县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
⑩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五：端续既多，奸诡丛生，即精通算数，习理钱谷者亦难究其弊窦。矧服田力穑之民，又安知害之所从来哉。自条鞭之法行，则夏税、秋粮、均徭、带征确有定额，里胥无由飞洒，奸豪无从规避。
⑪ 黄仁宇.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423.
⑫ 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其一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大历中，纪纲废弛，百事从权，至於率税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赋既无定限，官私惧有阙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广张名数，以备不时之命。且为施惠之资。应用朋馀，则遂减放。增损既由郡邑，消息易协物宜，故法虽久别，而人未甚瘁。及总杂徵虚数，友为两税恒规，悉登地官，咸系经费，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人益困穷。
⑬ 萧彦: 《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禆治安疏时政五事》，载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07：查得嘉靖三十一年，未完五分以上者，住俸督催。三十四年，未完四分者，降俸矣。三十七年未完三分者，住俸矣。隆庆五年，则完不及八分者住俸，又议带征矣。万历元年因之，愈议愈增，岂为不重。而万历四年部臣建议加八分为九分，又将未完宿负带征二分并算，则是一年而完十分以上者，有司者惮于降罚而敲朴随之，民力不能胜而逃亡随之，此不谓竭泽而渔乎？
⑭ 胡铁球. 新解张居正改革——以考成法为中心讨论[J]. 社会科学, 2013:142-156.
⑮ 魏道明. 论唐代的虚估与实估[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2:101-109.
⑯ 王家范. 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从“黄宗羲定律”说开去[J]. 探索与争鸣, 2010: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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