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西先生，你真的没有话说？你不是干这个的吗？
我的工作是导游，达斯夫人。
不是说这个。你还有份工作，做译解。
可是我们没有语言障碍啊，有什么要译解的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不是做这个的，我绝对不会告诉你。告诉你那些秘密对我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天天这样痛苦不堪我受够了！八年了，卡帕西先生，八年来我一直在忍受煎熬。我盼着你能让我感觉好点，讲一些宽慰我的话。你说我该怎么治才好？
对卡帕西来说，达斯夫人的意图和这番话让他不知所措，他不能提供给她治疗的方法，他不是医生，没有这个能力，他只能像往常一般，成为他人痛苦与秘密的倾听者、旁观者。对达斯夫人来说，秘密的重量早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自己难以承受，他人也无法分担，她不得不面对这种倾诉与回应之间的落差。
这场无疾而终的对话像是裘帕·拉希莉的小说里一个等待发现的病症，不断扩散、发育，蔓延至其他小说里那些离开故土、前往美国的印度移民身上。相比达斯夫人的秘密，群体面临的落差更庞大也更无形，它来自地域、社会和文化，又都在异国被迫细化成一个个难以割舍的习惯，餐桌上的咖喱和豆蓉、额头象征婚姻的朱砂痣、信件和电话上的家乡话。
这些习惯跟随美式房屋里的美式家居，等待着自己的主人：被父母包办婚姻的印度夫妇，丈夫高学历，在大学供职；妻子留守家中，从厨房到卧室，奔走在丈夫和孩子之间。他们默许东方式的家庭关系在更独立、更开放的异国扎根、生长，共同庇护的习惯和身份改变、流失，直到病症显露，在慌乱和矜持中，又被匆匆掩盖，以便这种努力维持的家庭生活能够继续。
祖籍印度，生于伦敦，三岁随父母移居美国罗德岛，成年后在纽约和波士顿等地求学，取得了包括文艺复兴研究博士在内的多个学位，父亲是图书馆员，母亲是艺术学硕士。
将裘帕·拉希莉的这段成长背景和经历拆解来看，跟她小说里写到的移民角色没什么区别，作家在成为角色的创造者之前首先是故事的亲历者，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裘帕·拉希莉能以老练、信手拈来的笔触记录下移民生活中的变化，捕捉到特定时刻的那份慌乱和矜持。《解说疾病的人》里，达斯夫人在对话结束后，打开车门，走向山上的达斯先生和孩子，嘴里呼喊着：等等我！我来了。平静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与那篇《解说疾病的人》类似，《森夫人》也是一篇关于旁观者的小说。单身母亲把儿子艾略特托付给来自印度的森夫人，男孩得以走进这对异国夫妇的家门，他目睹森夫人用一条从印度带来的刀片把食材收拾得干净利落，看上去勤快又能干。他也听森夫人拿着信件讲印度的亲人，抱怨待在美国郊区多么孤寂。
在男孩身上，也有着跟森夫人类似的遭遇，他的单身母亲像森先生对待森夫人一般，极少过问，她把男孩交给森夫人就像森先生要求森夫人学车，首先是为了自己便利。森夫人抱怨周围没有说话的邻居，男孩跟母亲则住在海边的屋子，闲暇时只能一个人在海滩玩。
男孩的懵懂恐怕不能完全知晓森夫人话语里沉重的乡愁和孤独，森夫人自然也不指望一个男孩明白她的心境，她甚至没有心思了解男孩内心的想法。年龄和身份在裘帕·拉希莉这里是一种现实性的阻隔，情感无法交汇，两个生活状态类似的人只能扮演彼此生活的旁观者。
在小说后段，裘帕·拉希莉写森先生突然要带森夫人和男孩去海边，森夫人特地穿上红莎丽，森先生要给森夫人买冬衣，表现出小说里从未有过的关心，男孩跟着这对夫妇买鱼、吃点心、在海滩上一起拍照。森夫人不再消沉，夫妇之间变得恩爱，男孩得以回到那种健全的家庭环境，在这个场景里，乏味的生活短暂回避，角色们第一次能共享快乐和自由，仿佛正经历出逃。
而在回程路上，森先生强迫森夫人练车，发生了车祸，男孩从森夫人家回来。裘帕·拉希莉替角色打开的这道门，又重重地关上了，生活重新返回到门背后那股无法诉说的孤寂和乏味，只是这份孤寂和乏味，男孩和森夫人不再能替彼此观看。
小说结尾，男孩没有再找保姆。森夫人曾倾诉给他的感受，他要在往后的日子里从自己身上知晓。
在同名短篇《不适之地》里，女儿露拉在母亲死后，纠结于自己和父亲间冷漠的关系，这段关系的疏远多少也暗含着露拉与故土的距离，父亲即是故土；《纯属好意》里，姐姐苏妲勤奋好学，最后离开父母远嫁伦敦，弟弟拉霍尔违背父母意愿，沦为一名酗酒者、失败者。姐弟两人都在不同层面上割断了与父母的联系，姐姐是距离上，弟弟是精神上。
旁观者不再能轻易地置身事外，在目睹父辈生活的同时，第二代移民开始上演自身的挣扎和逃离。
三个章节，两个家庭，短篇《海玛和卡西克》是《不适之地》里篇幅最长、叙事结构最独特的一篇。小说里，海玛和卡西克分别是两个印度移民家庭里的孩子，因为一次变故，卡西克随父母搬进海玛的家里，一个月的短暂相处中，海玛对比自己大四五岁的卡西克产生了依恋，随着卡西克和家人搬走，这段隐秘的单恋被迫搁置。
小说的第一个章节是海玛的自述，她讲述两家人在一起的那段经历，她对卡西克的爱慕，对他母亲的记忆。而卡西克的回忆里并没有太多关于海玛的。在第二章节里，他倾诉更多的是母亲病逝前后的那段日子，自己如何割舍不了对母亲的怀念，难以融入父亲组建的新家庭。
裘帕·拉希莉对时间跨度的处理娴熟又自然，让人想起短篇大师爱丽丝·门罗。第三章节里，当海玛和卡西克再次相遇，已是数十年后。海玛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恋情，默许了一段跟父辈一般的包办婚姻。卡西克脱离父亲的新家庭，游荡在南美大陆的边境和战场。
两个早已分属不同世界的人，重新延续旧时的恋情。裘帕·拉希莉对角色的这一安排，使得彼此生活的旁观者在对共同记忆的回望中，有了创造共同生活的可能，病症似乎也要消除。只是这种被延续的共同记忆里，依旧存在着落差。对海玛来说，它或许可以帮助自己逃离即将步入的婚姻，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而无所依靠的卡西克在海玛身上寻找的，是母亲去世前那段可以称之为“家”的生活状态，似乎只要跟海玛在一起，母亲就能继续活下去，自己也不会离开父亲。海玛最后拒绝了卡西克，也是因为她清楚，卡西克对自己并没有爱，那种对过去的依恋不能支撑他们维持更长久的生活。
故事结尾，海玛在成婚的周末，收到了卡西克因意外死去的消息，裘帕·拉希莉的这个结局为前两章的自述添上了后知后觉的告别意味。卡西克的回归告终，海玛回到美国开始新生活，逃离在此形成了困局周而复始的一部分，病症或许才刚刚开始，它将在生者身上延续，又因为死者不再能消除。
作为三十来岁出名、写作生涯二十余年的作家，裘帕·拉希莉算不上高产，除了两部短篇集，她还有两部长篇，两部随笔。现实主义的作家似乎秉持了与作品同质的气息，没有瑰丽宏大的叙事，撇弃技巧和结构的修饰，他们的书写和呈现难以在读者心中唤起强大的感召力，而是在恰当距离外维持一种无声的照应，一种经验的预示，他们需要读者在现实中感受过这种经验，进而在阅读中消除彼此间的距离。
如果说裘帕·拉希莉的短篇完美地实现了这种状态，那么她的长篇则开始偏离这种状态。无论是2003年的《同名人》，还是耗时多年，在2012年写成的《低地》，都有一种自然之物被精心修饰过的观感。《同名人》里，第二代移民果戈理从父亲钟爱的俄国作家那里继承了这个名字。《低地》开场，一对印度兄弟穿行过家门口的那片低地，多年后，他们共同拥有过的妻子从美国返回低地。短篇里难以诉说的病症以更加具象、附带命运感的样貌出现在长篇里。而裘帕·拉希莉从果戈理的父亲写到果戈理的女儿，写《低地》里印美两地四代人的生活历变，复杂的代际关系背后，大概也有她尝试在跳出距离之外的记录和观察，厘清病症的意图。
兄弟二人都为此付出了代价，乌达安被枪决，苏巴什回到印度后，带着高丽前往美国。苏巴什的这一选择可以看作是《海玛和卡西克》里，卡西克重逢后对海玛的态度。唯有在高丽比肩弟弟的学识和对革命的热衷上，苏巴什才可以找到弟弟残留的影子。
身份与记忆是塑造生命的方式，《同名人》里的果戈理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想抹掉父亲给予自己的名字，高丽在离开乌达安和苏巴什后，重新回到低地。被塑造的也将是被限制的。2012年，裘帕·拉希莉写完《低地》后，离开美国定居罗马，她开始学习用意大利语写作。在接受《纽约客》的采访时，她形容用新的语言写作“就像把我的右手故意绑在背后，我只能用左手写作”，“就好像我放弃了我人生中赖以生存的、表达自我的一种语言，忽然有了另一重空间”。
现实中的“疾病解说者”将掏空后的自我献给一种全新的经验。在裘帕·拉希莉的这番话里，可以察觉到她那种接近笨拙的真诚，而真诚或许正是她作为写作者的信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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