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随处可见尖尖的教堂,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是19世纪洋人传教士在中国留下的产物,基督教也在中国广为传布,这种新宗教的传入,起初是被国人反对的,但是看历史中国文化能一直流传下来,其中一点就是因为它的包容性,历史上几次民族存亡之际,外来民族获得政权后到最后不都慢慢被我们文化同化吗,这说明我们文化是先进的。

今天要说的就是19世纪后半期,跟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后面,想侵入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基督教,不管基督教的教义如何,在当时中国国民看来,基督教就是侵略者的宗教,再加上此时的晚清一系列的割地赔款,委曲求全的巨大变化,原本令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国文化不断的被西方蕞尔小国或者野蛮文化打败,面对如此的心理落差,中国人就将发泄的出气对象最先锁定到了在中国传教的基督教势力。

那么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发生的,具体的过程现在媒体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这里就不过多的赘述,在这里笔者只是通过这个事件来分析一下“天津教案”的产生的原因,我们都知道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让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的践踏着中国大地,而早期来中国的西方人凭借着自己国家在后面当挡箭牌,所以表现出来的优越感和粗暴跋扈加剧激化了中外矛盾,据记载,《天津条约》签订之后,贵州法国天主教主教在大街上带人游行庆祝,引发官民的不满,被群殴致死,从1860年到1899年四十年的时间里,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有文献可寻的就有二百起以上。发生这些教案事件的最主要原因,笔者归类总结了下面三点。

一,洋人玩弄特权;

晚清政府战败与西方列强,除了签订各种辱国条约外,政府官员完全呈现一派受制于人的现象,在华的外国机构和洋人的特权过多过滥就能体现出来,如果一旦发生中外纠纷,这些洋人就会利用特权逃脱中国的法律追究,相反会向官府施压,要求惩处中方的事主,这样中国国民得不得本国政府的保护,洋人越来越骄横跋扈,压迫国人,激发国人的反对憎恶,更可怕的是,驻华的一些外国外交官压根就不问是非黑白,一味的包庇,声称借用本国的军事力量的舆论压力强迫中方妥协。

二,文化的差异;

从基督教来中国后出现的种种问题,从本质上看就是中西方文化碰撞不兼容的现象,是中西思想观念的差异造成了中国百姓和教会组织的严重对立,通过例子大家就可以看的出,比如男女杂处和沉默的苦修就很难让人理解,神父对婴儿的洗礼,让中国人普遍感觉不人道,至于那些宣扬西方科学的人体标本,让一贯笃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中国人更是感到震惊,而且教会不断的吸收教民,这样的作法直接就打破了中国原有乡绅主导的传统社会结构,也就是威胁到了这些阶层的稳定和利益。

三,教会没有处理好舆论;

通过种种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仇视情绪日益高涨,而基督教教会这边呢却没有察觉,换个方式说就是没有积极的做好解释和沟通,当然他们肯定还是坚信有强大国家做后盾,中国人不会做出格的事,所以类似教会挖人“眼珠”泡在玻璃瓶里等等的谣言兴起,实际上是教父与修女们腌制的大蒜,但是没有及时的辟谣,这让中国人仇视情绪更加严重,现在去分析这些教案的话,就会发现谣言起到了决定的作用,为什么呢,请结合上面那两点理解,到了同治九年夏天,在天津发生了一场惊动中外的教案事件,史称天津教案。其酿成的惨祸轰动中外

天津教案的发生可以说是国民对洋人仇视情绪的爆发点,在谣言的煽动下,在既得利益阶层的鼓动下,和依然依仗自己国家强权的法国领事的错误做法下,这场教案事件法国教堂被烧毁,美,英等国有牵连,以打死神父,修女以及其他外国人员共计二十人还有受雇的中国人数十位结束,我们都知道文明与文明的碰撞过程中,实质就是文化与文化的交融,没有哪个文化会是佼佼者,只有平等的对待,相互接纳和吸收优秀的东西,文化才能演变成今天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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