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南方日报》来了个年轻人，他叫程益中| 风向标

《中访网》报道：程益中，安徽安庆人，198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曾先后担任《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主编、香港亚洲电视高级副总裁。2005年4月5日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新闻自由奖”。

程益中说：我希望50岁时，自己更宽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愤怒，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平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下悲苦的英雄。

问：理想是不是骗子？

答：不是。我的理想是对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一个期待，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建立一个积极性和正面性的价值链条。个人理想，应当在于个人对社会、对别人的价值，而不是简单的个人成功设计。

个人应当努力成为这个社会正能量的一部分，这才应该成为理想。往高里说，人的最高价值是牺牲。在家，为人子女，做人父亲，都是付出成就了这个价值。同样，在社会也是一样，对这个社会正面的、积极的作用才是价值所在。一个人的价值在于别人和社会需要他。

具体到新闻这个行业，如能对阻碍社会发展的丑恶力量进行或多或少的制衡，从而起到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善莫大焉。

程益中：超越自身的不可能性

很多年后，程益中依然会想起在工地扛水泥包的场景。

顶着热辣太阳，搬砖头、和水泥，给泥水匠打下手。而他一直坚持认为，那是一段并不太坏的日子：三顿米饭管饱肚子，还能隔三差五吃上猪肉。

这个安徽怀宁的农村子弟一度对泥水匠的活计兴致勃勃。如果继续在工地上干下去，程益中应该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泥水匠，名播十里八乡。运气好的话，或许还能像村中族兄一样，变身小包工头，戴个大墨镜，招呼一帮老乡干活。

第一份工是放牛

怀宁县地处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大别山南麓前沿。东靠安庆市，西邻天柱山，南连望江，北接桐城。

自东晋义熙年间（405~418）建县以来，怀宁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怀宁县城随安庆府迁至宜城（今安庆市），府、县同城而治长达690余年；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布政使司自江宁移至安庆府，省、府、县同城达190年，史称怀宁为安徽的“首府首县”。

不过，在程益中的童年记忆里，家乡从来都是个苦地方。“文革”前夕的1965年4月3日，他出生在怀宁县下辖的一个乡村。这里是小丘陵地形，每年都要发大水，通常一场洪水席卷而来，田地里就颗粒无收。凶猛的水涝灾害牢牢烙在程益中脑海里，小时候，他经常一整个夏天都泡在水里。

这里种两季稻谷，夏季稻容易涝死，秋季稻则经常遇上干旱，有的农户甚至为争夺水源而大打出手。在村里，程益中最早谋得的一份工作是放牛。那年，他刚好6岁。程益中在家排行老五，虽然兄弟姐妹共7人，但家里缺少壮劳力，生活异常艰难，粮食根本不够吃，每年都要欠生产队的。

而程益中放牛的工作，一年能为家里挣上80个工分，对这个6岁小孩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每天天蒙蒙亮，程益中便起床，赶牛出门吃草。到夏天，这个放牛娃通常赤着双脚，在泥泞不堪的土路上踩出一长串的脚印。

幼年程益中并没有觉得太辛苦，只在内心隐约有某种冲动。在7岁那年，他跑去村里的小学想报名上学，但很快被父亲挡回来。程父的理由很简单，此时的程益中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需要照看。等到第二年，8岁的程益中终于得以入读小学。

在开学那天，程父给儿子郑重取了学名：“程益中”。这是以中国传统方式给儿子入学赋予了宗教洗礼般的庄严。这个农家对读书一直很重视，程益中的祖父属于传统的乡绅，在村里充当调解纠纷之类的角色。

上小学后，程益中的放牛工作改由其母亲担任，但他在每天下午放学后，还是跑去接替母亲放牛。进学校读书给程益中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哪怕很多年后，身处距离家乡千里之外，程益中仍然会想起当年的语文老师和算术老师。

语文老师是一个从县城里来的女青年，时常让程益中感受着城里知识青年的文明和礼仪。算术老师是小学校长，男士，备受乡邻尊重。这是程益中最早感受到的一种男性的威严。

也许很难判断，这些感受到底对幼年程益中起了多大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早已深入到这个放牛娃的骨髓里。

若干年后，当他读完小学，步行七八公里到公社（乡镇）上读中学时，前路越发清晰起来。

寄宿在学校的全部男生都挤在一个仓库般的宿舍里，上百人一间。没有厕所，撒尿是直接到门口方便的，程益中常常在半夜听到外边响亮的撒尿声。宿舍空气中到处是尿臭脚臭齐飞。有一段时间，很多男生得了疥疮，于是宿舍的空气里还弥漫着烂肉、硫黄的气息。

程益中是为数不多的没得疥疮的男生之一。并非他的身体多强壮，而是他在个人卫生上保持着较好的习惯。这个瘦弱的男生经常脱个精光，跳进学校附近的池塘，把全身上下洗个干干净净。

这时候，依然是吃不饱肚子。在程益中的记忆里，饿肚子读书的光景伴随着他走过青春期。每个星期，学生们从家里背上米，到学校了换上等额的饭票，再凭票买饭。菜是没有的，从家里带上两罐自制咸菜腌萝卜，就要吃上一个星期了。天气热的时候，罐头菜里就不由分说长出白色毛毛。

虽然条件艰苦，但程益中读书很用功。学校没电，到晚上每人自带一盏煤油灯写作业，睡觉前一抠鼻孔全是煤灰。同时，程益中还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母亲的身体一直很不好。到他高一那年母亲病情更加严重，家里实在难以维持，程益中决定辍学打工挣钱。

他找到同村的一个族兄，在其承包的工地上当上了小工。这是17岁的程益中自6岁为生产队放牛之后，得到的第二份工。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大江南北，建筑工地十分活跃。

程益中庆幸在工地上吃饱了肚子，还能偶尔吃上几块肉。而水泥包和砖头在磨出老茧的同时，竟也在锻造着这个读书人的体质。

这种在建筑工地上打造出来的吃苦耐劳品质和皮实体格，在10多年后，程益中创建中国南北两大报纸时，显然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工地的生活终归是艰苦和枯燥的，此时的程益中并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要待多久，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虽然他一度对泥水匠的垒砖砌墙产生浓厚兴趣，并跟着师傅学习，但他隐隐觉得自己的命运应该和工地上的老乡们不一样。

在老乡们抽烟打牌休息时，程益中还是喜欢独自拿起书本看。“你是读书人，不该和我们过一样的生活。”年长的工友时常半开玩笑地劝说程益中。

转机在建筑小工生活持续一年半后出现。在姐夫极力主张下，程家人取得共识，认为程益中是个读书的苗子，不应该继续在工地上混日子。至此，程益中重新回到学校念书。

“上大学，改变命运。”程益中的目标开始前所未有的明确起来。1985年高考，他考出了整个村庄历史上最好的成绩。

初入广州胆小羞涩

那一天，程益中在田里干活，听到邮递员在田埂边上喊收信。他已经意识到，改变自己命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

程益中填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同时听从父亲的建议在第二志愿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程父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出来的至少是个县委干部。

不过，人生的际遇总有一些意外。程益中等到录取通知书，不是北京大学，也不是中国人民大学，而是邮递员也念不清楚的“中山大学”。

程家人废了点时间才弄明白这个“中山大学”，不在北京也不在南京，是在数千里之外的广州。广州，靠近资本主义世界的改革开放前沿，灯红酒绿，一个花花世界。程家人一度有些担心，因为那个地方的生活花销一定很大。

对于此时的程益中来说，即便安徽省会合肥也是遥不可及的地方，对于广州更是完全没有任何概念。1985年，20岁的程益中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出门远行。从怀宁县城坐车四五十公里到达安庆，在那里买了船票，乘船抵武汉。最后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到达广州。

此刻，新的时间开始了，在这个安徽农家少年面前，一个崭新的世界徐徐展开。这里不再有漫山吆喝的放牛声，也无需埋头宿舍呼吸空气中的烂肉和臭脚味，这里到处是花花草草绿意葱茏。每个月还有二十多块钱的补助，程益中羞涩地喜欢上了广州。

大学新生入学第一课是“每个人必须用一分钟做自我介绍”。周一布置的任务，周五“执行”。这件事竟让初入广州的程益中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一周，而且仍然没有想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当站在全系三个班一百多个人的大教室前头时，程益中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这个有着放牛娃、建筑小工多种经历的男生，唯独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表过讲话。心跳“砰砰”，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想找个地洞立马钻进去。程益中艰难地做完自我介绍时，甚至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许多年后，他在记得自己当时表现很糟糕的时候，也依然清晰记得那时身旁坐着的一个女生，城里娃，胆子大，自我介绍时噼里啪啦，妙语如珠。

毫无疑问，这件事情极大地刺激了初入广州的程益中。在大学里，他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

“我其实是一个天生胆小、羞涩的人。”若干年后，名满天下的程益中这样描述自己时，已经有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要知道，到2003年，在《新京报》宣布成立的动员大会上，程益中对着1300多名员工的演讲何等慷慨激昂，何等诗意挥洒，何等气势如虹。

“这一回，时间真的开始了！历史真的开始了！

152年前，亨利·雷蒙创办了《纽约时报》。126年前，尤金·迈尔创办了《华盛顿邮报》。85年前，邵飘萍创办了《京报》。54年前，《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诞生在新中国的拂晓和黎明。4个月前，“光明”和“南方”一见钟情。3个月前，“光明”和“南方”共偕连理。3天以后，11月11日《新京报》横空出世……”

这场饱含激情的演讲持续了两三个小时，全场热血沸腾。

不过，程益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说，你的谈话水准，最核心是由听众来决定的，但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可以通过严格训练来提高的。

虽然程益中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担任班长之职，但从高中开始，这个农家子弟，便下意识排斥学生干部之类职务。而程父一度曾希望儿子去读中国人民大学，然后回乡进县委当干部。

从安徽农村走出，到广州中山大学的美丽校园里，程益中依然未变。他没有参加学生会，也没有在班里谋个一官半职，但凭个人兴趣参加了文学社和书法社。他喜欢听各式各样的讲座，喜欢探讨千奇百怪的新观点、新学说。

他更喜欢逃课到图书馆看闲书，或者去看电影。1980年代极负盛名的“走向未来丛书”、“五角丛书”都在程益中的涉猎范围之内。彼时中国高校，正刮着一股强劲的西方哲学热风。程益中选修了西方哲学史的课程，并流连于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卢梭等人的作品中。

此后，喜欢思考形而上的习惯一直伴随着这个中文系的高材生。

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的风潮席卷着1980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园。程益中也不例外。他喜欢跳舞，喜欢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甚至一身流行风格回到老家并不惧乡亲指点。

程益中的个人城市化很快，在大学校园里还自学会了拉小提琴等乐器。到大学后期，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大学生再次十分明确了个人目标：毕业后留在广东某个城市。此时，父辈曾冀望的回老家光耀门楣的思想，在程益中内心已经风卷残云。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桥头堡的珠三角，那满目繁华生机勃勃的氛围吸引了程益中，这无疑比回老家安徽要有更大的诱惑力。这时的中山大学也刚好摒弃了传统的“毕业生发回原籍分配”的就业分配政策，采用用人单位和毕业生供需双方见面的双向选择方式。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广东，此时已然将人才视为一种自由流动的商品。

由此，程益中的就业选择更加从容。东莞公安局的女局长来到中山大学中文系，要物色一个笔杆子，局里一直没有正规的大学生，枪杆子的单位缺少弄笔杆的主。程益中被一眼看中。女局长放出豪言，来我们这吧，前途一大把。此时的东莞，制造业经济蒸蒸日上，是1980年代珠三角迅速崛起的一个城市，位列“广东四小虎”之首。

程益中满心欢喜，决定投身东莞公安局。但就在供需见面会后回宿舍的路上，他的命运轨迹发生了变化。

他被一个同学拦住告知，班主任有事找他。程益中敲门进了班主任李伟江的宿舍，见到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用奇怪的眼光在上下打量他。很快，程益中弄明白，陌生人是《南方日报》的人事部部长，正来中山大学想找个作家苗子做文艺编辑。班主任立马推荐了程益中，他欣赏这个学生的文学才华。

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意外，1980年代的《南方日报》招人并不多，能进去工作的中山大学毕业生凤毛麟角。此前程益中根本想不到自己能进入这个文化单位。但当天，这个长相机灵的文艺青年迅速被《南方日报》的人事部长相中。

对东莞公安局、省委机关报两相权衡，程益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那是培养作家的单位。”读中文系的学生，或多或少做过云一般的作家梦。

文弱书生原来凶猛

1989年6月，南粤大地最老牌报社——《南方日报》的文艺部编辑们，发现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年轻人。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身材瘦削单薄，但眼里透出英气和才华。

文艺部已经好多年没进大学生了，办公室里都是一些资历很深，在广东文坛上赫赫有名的老编辑们。新来的程益中在办公室里显得分外惹眼。让老编辑们首先感到满意的是，小程待人彬彬有礼，端茶送水非常勤快。

程益中迅速融入文艺部的氛围，设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写出第一流的文学作品，然后成为一名“牛鼻”的作家。不过，文艺部的作家苗子也是和所有进单位的新人一样，免不了要下基层锻炼。半年多后，《南方日报》派程益中去湛江做驻站记者。湛江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上，西靠北部湾，南出太平洋，与海南岛隔海相望，是近代兴起的一座海滨城，也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程益中暂时搁置了作家梦，全身心投入驻地新闻报道，很快在这个南海边的城市风生水起。他采写了很多猛料，如当地发生的宗族械斗、官员大建私宅等社会问题，在《南方日报》上大篇幅发表。这个文艺部的作家苗子，一时成为报社当时最多产、也最有进取心的记者之一，同时也触怒着地方官员们。那时，作为省委机关报的驻站记者通常在地方享受着不一般的待遇，地方官员一方面需要拉拢省报记者以少做或不做对他们不利的报道，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记者之笔给自己的政绩吆喝添花。

很多年后，程益中回忆往事依然很庆幸自己在驻站时没有沦为吹鼓手。

而通过大篇幅暴露地方官员丑闻类报道，程益中的名义开始进入《南方日报》领导层的视野。在湛江驻站一年多后，重回《南方日报》文艺部任责任编辑的程益中，已然在报社内小有名气。

作为广东最老牌的报纸，《南方日报》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随改革开放大潮大搞多种经营，投资房地产、保健品、招待所等多个领域，但没挣到钱，反而亏进去了报社多年的积累。面对同城的《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在市场上的咄咄逼人，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开始筹划新创一份市场类报纸谋生。《南方都市报》应运而生。

在文艺部崭露头角的程益中此刻正往作家之路上狂奔。他根本没想到报社筹划新办的这份市场类报纸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到1994年10月，程益中的路径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他被抽调去任《南方都市报》筹备小组副组长，负责创办《南方都市报》的所有文案及规划设计工作，后来又出任《南方都市报》副主编主管采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程益中愕然。这个孤身入广州的安徽农家子弟，在人才济济的《南方日报》内，并没有特殊的高层关系，甚至也不认识报社领导。

不过，程益中忘记了自己在若干年前埋下了重要的“关系”。此时出任《南方都市报》筹备小组组长的关健是《南方日报》社会生活部的主任，十分欣赏“小程”的才华。早在程益中驻站湛江的时候，便主导刊发了这个新记者的大量稿件。

在《南方日报》内，不少老资历的编辑记者中层干部对程益中的评价都是：“做事认真踏实。”这也许也是当报社筹划办新报纸之际，29岁的“小程”能脱颖而出的原因。

受命之下，程益中研究了当时国内外的市场类报纸，尤其重点关注了国内新兴的都市报。他写下了一万多字的“《南方都市报》基本法”，探讨如何才能让这份还在孕育中的新报纸超越其他所有报纸。

他甚至亲自设计了新报纸红黄两色的报头。报头他选择了古老的魏碑字体，刚劲雄强、气象浑穆。这代表了他对这份新创报纸的追求理念：这份报纸应该成为一座丰碑，它应该有风骨、有风度，让人肃然起敬。

程益中初尝创业的激情，一发不可收拾。尽管《南方日报》给他提供的公寓就在办公室附近，但程益中常常在办公室里彻夜加班乃至就地睡觉。他妻子抱怨说，有时候会连着几天见不到他人影。这对夫妻刚刚生了个小男孩，但最让他宠溺的还是他的报纸。

可是29岁的副主编并不太好当。在《南方都市报》创办初始，第一年挂账经营亏了800万，很多质疑潮水般涌来。在《南方日报》的干部大会上，讨论《南方都市报》议题时，程益中受主编关健的委托谈《南方都市报》的情况。

这位年轻的副主编站起来只说了三句话，却三次引来哄堂大笑。

他说：“我认为我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不是《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激烈的报业竞争中有没有生存必要和生存空间的问题，而是《南方都市报》该如何尽快成为广州报业老大的问题。”哄堂大笑。程益中接着说：“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报业理念、编辑思想和管理制度，我敢说就不是《南方都市报》会不会成为广州某报、羊城某报的对手的问题，而是广州某报、羊城某报会不会成为《南方都市报》对手的问题。”继续哄堂大笑。

程益中涨红了脸，依然没有理会，又说：“可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在热闹的马路边栽树，绝对不能栽小树，绝对只能栽大树。《南方都市报》必须要有足够的投入，一开始就是参天大树，而不是一脚就可以踩死的小苗……”

这一次他的话音未落，就被哄堂大笑淹没了。

全场七八十个人，鲜有人能意识到这个从放牛娃走来的年轻人是何等倔强，更没有人预料到在他的带领下，《南方都市报》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巅峰。

那时候，程益中喜欢给人兜售一个关于赛跑的故事。

他说广州现在是三个人在万米赛跑。第一个是《羊城晚报》，已经跑了八九千米，无论发行量还是广告量，多年雄霸中国报业龙头地位；第二个是《广州日报》，也跑了七八千米，上升势头还很强劲，如日中天；第三个就是我们《南方都市报》，刚刚趴到起跑线上。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当冠军，这该怎么跑？答案只有一个：换一个规则跑。如果按照原来的规则跑，我们争第一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向和方案跑，就一定有可能。

“这就是我解决办好这张报纸的一个小小的窍门、一个大大的秘密。原有的中国报业殿堂没有我们的位子，我们只好建造一个殿堂供奉自己。”

此时，程益中的新闻理想主义和办报野心，完美融合在一块。在报业竞争的丛林里，这个文弱书生和他的同仁有其异常彪悍和凶猛的一面。最初的《南方都市报》，正是以草莽之气厮杀于江湖，杀出一条血路。

到2000年年底，《南方都市报》日均发行过百万，一举跨入百万大报行列，并以全年2.6亿元的广告额彻底颠覆了广州的报业格局。此时的《南方都市报》才刚刚进入改日报后的第4个年头，报纸版数就已由最初的16版一跃扩为80版。4岁的《南方都市报》豪气冲天地宣言，将与《广州日报》争夺报业市场头把交椅的位置：

“台上只有两个人，因为这是决赛。从来只有两人争夺冠军，我们站在这里。”

报业巨擘身陷囹圄

《南方都市报》在突飞猛进之际，大举招兵买马。大江南北江湖各路豪杰，相约南下，聚集在《南方日报》大院。英雄不问出处，上下无分等级，是这个报界后起之秀走向牛鼻的法宝之一。

而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驻地的《南方日报》大院，对于没有干部身份或者名牌大学毕业证的人，一度是很难进门的。

《南方都市报》新招的记者被统一安排在大院内一处宿舍暂住，但出入都经常要被保安盘查登记。一个老家是江西的记者，初入职《南方都市报》，带着老父亲一起住在南方大院的宿舍里。老人刚从农村出来看儿子，衣着普通，满口乡音，在南方大院的门口被保安拦住，不让进来。作为《南方都市报》记者的儿子前来理论，也未能带父亲进大院，父子俩被保安推搡。

双方发生激烈争吵。这名记者直接打电话到程益中那求援。

时任《南方都市报》副主编的程益中正在吃饭，听到消息，把饭碗一撂，立即跑去为部下解围。

不想，这南方大院的保安甚是彪悍，对程益中的交涉也毫不理会，甚至出言不逊，当场还推搡老人。部下屡受保安恶气，程益中早就心怀不满，忍无可忍，当天终于大爆发。一边是偏见，一边是长期对偏见的不满。主编和他的几名记者遂群起把保安们揍了一顿。

终出了一口鸟气，不过保安队长告状到社长那。程益中被社长找去一顿臭骂，领了处分：“你一个处级干部，还和保安打架？”至此，程益中为员工事情带头和保安打群架的故事也在江湖上传出。程益中认为，这个事情其实反映了在《南方都市报》创办早期，《南方日报》大院内，一种老的体制和一个全新体制的冲突。

有人说，身材不高的程益中有着一种天生的威严感，眉宇间到骨子里都有一种领导的权威。而对于程益中的很多部下来说，程益中在生活中更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兄长。

在广州初尝成功之后，2000年《南方都市报》大举进入深圳。这一年《南方都市报》借用恺撒大帝的豪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作为年度口号，尽显迅猛的上升势头和攻城略地的勃勃野心。深圳成为《南方都市报》继广州之后苦心经营并取得重大成功的另一重镇。这份报纸也迅速将在广州培育的精神气质移植到深圳团队。

其时已是《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程益中，经常一两个月就会带广州总部的一大群编辑来看望在深圳开拓的众记者。并且，每来必请客，每请必有人醉。欢乐精神，与其理想气质一样，都是这个朝阳媒体骨子里的一种东西。

程益中酒量并不大，但经常和记者们喝得脸红耳赤。

若干年后在新闻记者圈声名鹊起的傅剑锋当时还是《南方都市报》深圳团队的一名新闻小兵。他回忆，最开心的一次喝酒是在深圳荔枝公园的湖边小酒吧里。三四十人，桌子一字儿排开，拿上来整箱的葡萄酒与啤酒。把酒临风，地王大厦的射灯、都市的霓虹与天上的月光，几乎都一收于湖中倒影。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喝醉了，有唱歌的、有倾诉的、有哭泣的、有大笑的，这是一种肆意挥霍生命中的激情、浪漫、哀愁与欢乐的沉醉。

程益中也醉了，他斜靠在椅子上，望着湖面沉思。

然后他抬头问坐在周围的一些同事：“你们知道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吗？”众人摇头。他微微笑了笑：“超越自身的不可能性。”他又问：“你们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是什么吗？”众人摇头。他有些神情悠远：“爱。”

此时的《南方都市报》和程益中都在努力超越自身的不可能性。

2003年，除了紧密布局珠三角各城市，《南方都市报》更把触角伸向北京。数百《南方都市报》精英北上创办《新京报》。“时间伟大得无法遏止，该来的总归要来。《新京报》一声嘹亮的啼哭，划破千年古都的沉静。历史开始了。”

在《新京报》成立大会的演讲上，程益中激情洋溢地说：

“我们决不做小买卖，我们决不办起点低的报纸，我们决不要成长的过程。我们栽下的是参天大树，不是一脚就可以踩死的小苗。我们不是来试水深水浅的，我们是有备而来的，我们来了就不打算走了……经过几代报人的努力，《新京报》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21世纪中国最有责任感的报纸，一张与大国地位相称的报纸，一张承载着中国报人希望与梦想的报纸……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留得住时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止得住《新京报》这列呼啸而来的战车！”

一身兼任南北两大报纸总编辑，程益中奔走于京粤之间，统帅数千人的团队。

这个崛起于阡陌间的读书人一度对所做的事情充满历史责任感，喜欢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自己和同仁所从事的工作。他说，我感受到我们是在成为时间的一部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这一年，《南方都市报》发行量突破140万份，广告收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在这一年，《南方都市报》刊出被收容大学生孙志刚之死案的报道，震动朝野。在报道刊出仅2个月后，国务院就正式宣布废除实施了21年的《收容遣送办法》。以地方小报姿态登场的《南方都市报》开创了用报道推动法制前进的先河。

在这前后，有关非典疫情的报道也让《南方都市报》赢得巨大社会声誉。

同年12月，程益中的同事、《南方都市报》兼《新京报》总经理喻华锋被捕。3个月后，程益中辞职，随后不久被拘留。在看守所里待了5个多月后，程益中被无罪开释。

无怨无悔不喜不悲

马蹄声已经远去，硝烟已经散去，刀光剑影已经成为背景。2004年这一事件的发生，对程益中的人生路径产生了重大影响。

程益中也花了点时间走出低谷。多年后，他还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平静回首往事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巨大财富，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造化。

“经历此事之后，解决了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过了一个大考。再也没有想不通的问题，再也没有什么过不了的沟坎。一切都不是挫折，一切都算不了什么。过了这件事，每一天的每一点快乐，对我来说都是意外的，都是收获。这件事意外成就了我，使我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

在沉寂约两年后，2006年3月，程益中离开广东到北京，出任《体育画报》中文版执行出版人。他在接受访谈时依然引用了若干年前自己的话：“过去是不存在的，只有未来。”在这次合约期满之后，他又出掌《东方企业家》杂志。到2011年7月开始，程益中再次南下，赴任香港亚洲电视高级副总裁。

在一些人眼里，程益中变了，没有了当年指挥千军万马的报业统帅之万丈豪情。

程益中很平静，他说，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认为我很得意的时候很得意，也没有在别人认为我失意的时候失意。早在大学时代开始，程益中就喜欢思考人生、思考意义，曾经一度是叔本华和尼采的信徒。

在率领《南方都市报》狂飙猛进的时代，很多部下视程益中为《南方都市报》的精神领袖。这似乎是一个永远乐观，永远充满鼓动性激情感染同事的总编。而程益中却这样认为，他之所以常常要去激励别人，是因为自己常常需要激励。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我必须是员工的精神加油站，我自己都没油了怎么行！但我并不是一个积极的人。相反，我有时相当消极，相当悲观，甚至觉得人生真的很无聊，有那么多的苦难需要我们去承受。人生也有快乐，但快乐总是庸俗不堪。不幸的是，我是一个没有资格向别人展示低落情绪的人，一个需要一副坚定面孔的人。我之所以拨动别人的脉搏，是为了疗救自己的伤痛。我之所以要去点燃别人，是为了照亮自己。我要拯救别人，先要拯救自己。”

程益中甚至还曾公开直言不讳地剖析自己说：“有两个程益中，一个是青面獠牙的程益中，一个具有攻击性的程益中，这是被企业异化的程益中，我不喜欢他；一个是不具有攻击性的程益中，一个天生胆小羞怯之人，一个不比人坏也不比人好的小人物，一个好静的人，那就是我。”

2002年左右，一篇对程益中的专访刊登之后，他曾收到来自岭南一位著名大寺庙方丈的信函。信中说，访谈中能看出他有“佛缘”，希望程益中能“前来一叙”。 而彼时，程益中正创造着中国报业的历史性传奇，当然没有投身佛门。不过方丈慧眼，识出了满身光环的程益中骨子里有一颗归隐之心。但，这个归隐并非遁入空门，而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出世”。

纵然如今，行走于南中国最繁华的深港大都会之中，程益中依然认定，他其实一直有一颗归隐的心，一个放下的心。这是骨子里，从小就有的情结。他说，很多时候做事，入世是为了出世。

“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

“不必为稻粱谋，看自己想看的书，做自己想做的事，走自己想走的路，去一些地方走走看看，写写字。跟自己愿意交往的人来往，对繁华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程益中说。

不久前的一天凌晨，程益中接到一个大学老师的电话。老师在电话里哭诉，在酒桌上和人大吵甚至打起来，因为他无法容忍有人攻击谩骂自己的得意门生——程益中。

听着电话那边的大学老师号啕大哭，程益中却异常平静。

他给老师写了一个很长的短信说：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恐怕不像老师你夸得那么好，也更不像那些人攻击得那么坏。但至少有一点我不作恶，有一颗知羞耻的心，不拘小节但大节守住，疏于人情但冷暖自知。

程益中鄙视世俗所谓的成功，鄙视不择手段获取的功成名就。他说，在这样的时代里，没有比成功更恬不知耻的事情。“我对这个时代充满挫折感的人，失败者失意者，都是很敬佩的。”

他依然认定，个人的价值在于对别人、对社会的价值，而不是简单的个人成功设计。一个人应当成为这个社会正能量的一部分。

如果关注程益中的微博，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个曾从世俗成功巅峰走下的传奇人物现在十分失意或者愤世嫉俗。

“其实我愤世嫉俗的不是自己的境遇，而是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这跟个人生活是没有关系的。”程益中说，“其实，我自己活得还是挺幸福的。幸福是过上你自己想要而不用太累的方式来获得的一种生活方式，更多时候来源于一种心理体验，甚至是一种态度。”

2012年3月，入职亚视仅半年的程益中挂印而去。

他发微博说，鉴于自己与亚洲电视主事者观念及风格迥异，道不同不相为谋，已决意请辞亚洲电视高级副总裁之职。

“冒险而来，犯难而去，无怨无悔，不喜不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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