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 空印案发（明初系列之六十五）

      在提到空印案之前，洪武九年，朱元璋在行政上率先开始对地方上的行中书省动手，在过往的地方行政机构上，朱元璋采用的是元朝的行中书省制，地方上行中书省由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掌握，地方权力颇大，在元代平章政事甚至有军政一手抓，俨然就是一个土皇帝。明朝开国，朱元璋大体在元朝的制度上进行了修改，但是行中书省却是继承了下来。可是为了吸取前朝的教训，朱元璋于洪武九年六月十一日下旨改各省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尽罢平章政事和左右丞等官，一把手从平章政事变成了布政使，品级为正二品。下面就是左右参政从二品。但是朱元璋依然觉得地方权力过大，所以后来又不断的再修改地方的权力架构。洪武十三年五月初一又降布政使从二品。不久，又改布政使正三品，参政从三品。洪武十四年正月十六增置左、右参议，品级为正四品。二月二十三日又增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经过洪武年间的整改，地方上布政使司的权利完全无法同以前行中书省相比，中央集权进一步集中，这也是朱元璋废相以后的政策重心。

      洪武九年四月初六，朱元璋命户部，天下郡县税粮除诏免外，余处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户部奏议：每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分之二；绵苎布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五斗。以丝绢代输的，亦各以轻重损益，愿代输的听其自便。朱元璋表示：“折纳税粮的目的在于便民，务必减其价，勿泥于时直。”

      洪武九年还有一件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朱元璋被逼的亲自下旨规定上疏的格式，而导致这一切的起因还要从当时的刑部主事茹太素说起。要说起这个茹太素那也是赶上了好时候，明初开国百废待兴，对待文化人的选拔要求其实刚开始都并不是特别高。就说这茹太素吧，仅仅只是一个乡试出身的举人，上来就是任职监察御史，洪武六年调任四川按察使，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之后茹太素就一直在检查和刑部系统工作。这位老哥可能是中毒太深，每次上奏疏不写个万八千那都不好意思提上去，所以朱元璋每次看到奏疏上的名字是茹太素的，那简直头都是大的，有一次就干脆让中书郎王敏读给他听，读了一万六千多字还没读出个所以然。你根本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估计这个时候王敏心里也在骂娘，这特么也太坑了。朱元璋听着听着也气不打一处来，最后听完才发现茹太素这个奏疏里的关键语句也就五百多字，其他的都是没有必要写进去的。这下朱元璋也不干了，心想我每天加班加点的处理政务觉睡不好，饭也吃不好，干脆一气之下就把茹太素打了一顿。事过之后，朱元璋冷静下来觉得要从根本上来根除这种风气，便下令中书省规定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直陈得失，无事繁文浮词。此后朱元璋个人的工作量应该是大大的减少了。而茹太素这位老哥却也从此简在帝心，一路平步青云，最高做到了户部尚书，当然他最后的结局也不怎么好，也算是经历了大起大落吧。

      现在就轮到洪武九年的重头戏，空印案了。首先我们先要确定一下空印案发的具体时间，空印案的具体时间争议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实录这块，对空印案很忌讳，基本没怎么提，几个关键人也被隐去。而在明史的记载上，却对空印案有两个时间，一种说法是洪武九年，一种说法是洪武十五年。洪武十五年这个说法主要来源于明史刑法志里描述郭桓案的时候提到了“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按照这个说法空印案应该是洪武十五年案发。但是洪武九年的论证更为充分，在这场大案里的两个关键人，一个郑士利一个叶伯巨，他们的明史传里先是提到了丞相和星变这两个关键的时间点，星变按照国榷的记载是发生在洪武九年，而丞相还在，说明此事胡惟庸还没死，胡惟庸没死那更说明不可能是洪武十五年，那会儿胡惟庸都已经死了两年了，哪来的丞相。明初大名鼎鼎的读书种子方孝孺在纪念他父亲方克勤的书文里也提到了他父亲在洪武八年十月被下属诬陷下狱，本来已经证明给清白了，结果洪武九年一出来就碰到了空印案发，再度被牵连进去，最后身死。所以目前提到空印案，在史学界基本都是以洪武九年为准。

      时间这块我们说完了，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起因。关于空印案我们就不得不说明朝的税收了，明初的税收主要是夏粮和秋粮，因为还是实物税的原因，所以基本都是交粮食，是在没种粮食不在产粮地区，就像前文说的，你可以交银子、大明通行宝钞、铜钱、麻布、丝绢等换算成实物缴纳。这些税老百姓交肯定先是交道地方官府，然后官府在通过统筹调度来安排这些税收的分配。这个和今天我们的税收一样，都是需要一个庞大的计算过程，但是那会儿可没有计算器也没有计算机。你只能靠着算盘等工具一个一个的打出来。但是一旦计算错误的话，那后果自然也会很麻烦很严重。朱元璋又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帝王，官员们上报的税粮数量都精确到了石、斗、升、合、勺、抄、撮、圭、粒、粟、黍的最后两位。

      就是因为计算的太过于精确，所以难免会出现错误，一旦账目出现错误，那就必须要重头计算在进行核对，这个过程多错几次可以说是会让人疯掉的。尤其是地方上每年运往京城的税粮，路上都会又损耗，损耗的数量是不可能那么精确的，只要计算错误了，那地方上的账就和户部的账对不上，每年地方上的行政人员都会带着账簿去户部对账，而地方的账本是要地方政府盖章确认的，没章子户部就不认。所以如果对不上，那你就要回到你的属地去重新核算然后再到省里面盖章再到京城来核算，近一点的江浙沪可能还好点，那些远的上千里路的位置，你一来一去多来几次就大半年了，到时候责任追下来丢官都算是轻的。

      可是我们的老祖宗聪明呀，明初的官员就专门为这个事想了个法子，他们会先带着一份算好的账簿去京城，同时身上还会带两本空白的但是章子盖好了的一起，这样一旦这份算好的对不上，发现了错处自己就可以在空白的上面重新算好了填上去交给朝廷，这样就省去了一来一去的舟车劳顿和时间消耗。这个事情从表面上看确实可以方便行政效率，但是这玩意儿漏洞太大，一旦出现腐败那可以说是坍塌式的，而且这事情满朝皆知可以说是潜规则了，时间一长自然会传入朱元璋的耳朵，那严谨的朱元璋知道了这种事就不会那么容易罢手了。他可是从打天下初期开始就把律法看的比什么都重。当手下的情报人员把空白账册送到朱元璋面前的时候，朱元璋大发雷霆，立马开始成立专案组对这件事进行调查，朱元璋这个怒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丞相胡惟庸和御史汪广洋两个人没有一个人敢帮下面人求情的，你就可以知道当时朱元璋的火有多大了。

      这个空印案不查则以，一查不得了，基本上各地掌印官员都受到了波及，江浙官员首当其冲，湖广和山东的官员是被杀被处理的重灾区。后来处罚下来朱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远方。这里面就包含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就是死于此案。因为空印案死亡的人数，各方记载不一，但是人数都在五位数，近现代明史大家吴晗对于此案死亡人数的说法是空印案和郭桓案一起杀了七八万人，明史刑法志虽然时间上闹了乌龙，但是在死亡人数上却也是说数以万计而且两案杀伤相当，故而空印案的牵连人数应该在三到四万人，究竟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无辜的，我觉得的肯定大多数都是无辜的，但是也肯定有人在这个里面贪赃枉法为自己谋利。站在朱元璋这个国家统治者的角度来说，他最痛恨的就是官吏不法的行为，这也和他早年的遭遇有关。从一个国家法制精神的角度来说，这些人但凡只要参与了盖空印的事件，那又怎么能算是无辜呢？只能说像空印案这种事情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但是空印这种操作模式为贪腐提供的漏洞实在太过于显眼，杀一儆百起到了的作用也足以震慑一时。

      在空印案里，有一个小故事，这个也是被研究空印案的学者们经常拿来用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郑士利。郑士利字好义宁海人，他有一个兄长叫郑士元，他的兄长混的很不错，进士出身，历任湖广按察使佥事。也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官员。空印案爆发后，郑士元也受到了牵连，但是在郑士元的按察使佥事一职是不掌印的，所以经过调查后郑士元就被放了出来。碰巧这时候九月底连续发生了星变，朱元璋就觉得是上天在警示自己什么，就下旨广开言路，让下面的大臣给自己多谏言。在这个背景下就有两个人的奏疏比较出名，一个是叶伯巨，他没有提到空印案，只是针对朱元璋分封诸王提出反对，被朱元璋认为这是在离间亲疏，抓了起来，最后死在了牢里，由于后来朱棣以藩王身份夺位成功，所以叶伯巨的万言书在后世看来就变得很有意义，至少是一个打脸的重要工具。另一个就是郑士元的弟弟郑士利为空印案做的辩解奏疏了。他的奏疏原文如下：

      “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

      郑士利这个奏疏的意思就是首先这个账簿盖得是骑缝章，单独一章拿出去办不成什么事，而且盖了章的空白纸轻易也拿不到。其次就是这个现实情况在这放着，一层一层的核准数目，有的几千里之远，一旦有错一个往返就要一年，所以才有先印而后书这种办法作为权宜之计。再次就是耍流氓了，郑士利直接点名国家法律没有空印这个罪名，你这让别人认罪也要心服口服，国家法律根本就没这一条，所以大家不服呀。最后国家培养一个府以上的官员不容易呀，不是那野草割了还能继续长，砍了脑袋就没有了。当然我们还是明白陛下怕下面官吏弄虚作假才从严处理，但是这样一刀切的过重量刑太过于严苛，我为陛下惋惜呀。

      结果郑士利把这个奏疏交了上去，希望能够挽救因为空印案而即将被处死的同僚们，但是这事连胡惟庸和汪广洋都不敢出声，你一个芝麻绿豆大点的小官能干嘛，朱元璋看了这封奏疏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把郑士利抓起来审问看是谁指示他这么做的，因为朱元璋也不相信一个小官敢于这样上疏触自己的逆鳞。最可惜的是郑士利凭着自己的一腔正义感来做这件事自己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谁知道还是连累了自己刚刚出狱的哥哥郑士元，最后两人都被派到江浦去劳动改造去了，空印案的犯官也没能幸免。

          关于本篇空印案的研究，我破天荒的用的基本都是明史和部分方孝孺的文章，而没有用实录，不是我不想用，而是实录里这几个关键人全都隐去了，奏疏也没有，只有明史和方孝孺的文章里才有详文，应该是朱棣修太祖实录的时候隐去了，以免犯了忌讳故而导致实录并没有这些记载。不过方孝孺作为当时的亲身经历者，他的说法应该还是相当可信的，故而争议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