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他们是工作自由度最高的人，一线每年收入几千万，二三线收入逾百万

传媒内参导读：一线编剧正常情况下每年的收入是几千万，二三线编剧的收入逾百万，稍微勤劳点，也能收入上千万。同等级别的导演和编剧，导演的收入则要更逊一筹。而之前则不是这样。

传媒内参导读：一线编剧正常情况下每年的收入是几千万，二三线编剧的收入逾百万，稍微勤劳点，也能收入上千万。同等级别的导演和编剧，导演的收入则要更逊一筹。而之前则不是这样。

来源：中国企业家（ID：iceo-com-cn）

记者：陈贝蕾 摄影：邓攀

已获授权

这是我见过的光线最暗的咖啡厅。

编剧李昆仑坐在咖啡厅最隐蔽的位置，向我介绍他的新作品——一则古装悬疑原创剧本。李昆仑讲起它，显得很是兴奋，对于其中的构思、人物、台词，李昆仑滔滔不绝。

他说自己每天创作12个小时，状态好时，每天能写2万字。他不觉得累，唯一的问题在于：“我觉得自己最近厌食比较严重。”

话音刚落，李昆仑突然提出要与我自拍。拍摄完成后，他收回手机，说：“闭关太久了，最近除了你，还真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么多话。”

照片中，李昆仑特意露出自己脑后的一撮小辫子，对他来说，这是艺术家的象征。

李昆仑毕业于重庆大学编剧专业，毕业后，整个班里从事编剧工作的只有他一个人。从大一开始写剧本，一直到毕业四年后的今天，李昆仑仍然不温不火。去见他之前，我特地在网上查了他的资料，却一无所获。

当我担心他的收入状况时，李昆仑却告诉我：“前几天我刚拿到20万版税，够我花一阵子的。”

由于高强度的封闭创作，李昆仑本就瘦削的身体看起来更加虚弱，他告诉我，自己常常因为一句台词衔接不上而整晚陷入思考，失眠成了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李昆仑的活儿通常是公司委托的，也就是所谓的“命题作文”，他只管去写，不用考虑新的创意。后来，他有点不甘心，他认为自己有理想，他要去做原创。于是，工作之余，他会去写自己的剧本。至于怎么把剧本卖出去，李昆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靠人脉”。

人脉终究是有限的，如果接触不到与他匹配的影视公司呢？

李昆仑解释说：“没办法，编剧都是这样，只能一点点去找。”

当我告诉他，云莱坞这样的平台可以将原创剧本放在上面进行交易时，李昆仑愣了一下，随即说道：“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可以试一下。”

尽管李昆仑仍是个不出名的编剧，但对于编剧行业这两年的变化，他看在眼里。用他的话说，“编剧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了”。

发掘好故事

因为云莱坞创始人吴又的平台和大赛，很多新人编剧的作品有了出路

采访云莱坞创始人吴又时，他说，成为一个职业编剧所面临的阻碍非常多，因为他们不认识制片人、影视人，有些也不可能搬到北京来，所以他希望搭建一个显性的通道，帮助职业编剧实现电影梦想。

的确，因为他的平台和大赛，很多像李昆仑这样的编剧，作品有了出路。

吴又浸淫文学领域多年，也曾辞职写过三年诗，但他身上的文艺气质几乎难以看出，最大的特点是果决精干、逻辑清晰，符合理工男的定义。他身材瘦削，气场强大，坐在我对面侃侃而谈，像个颇有情怀的演说家。

他对编剧行业有更大的期待，他同样知道，这个行业之前出了什么问题。“做编剧真的非常难，因为他们可能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写作第一个电影剧本，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剧本写完之后应该怎么去做。”吴又说。

早年间，吴又创办了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简称“读客”），策划出版了《藏地密码》在内的多部畅销书，累计销售过十亿元。凭借这家现象级的图书公司，29岁那年，吴又被评为“2009年中国年度出版人”，成为获此殊荣最年轻的出版人。

然而，拿到出版界这一分量最重的奖项后，吴又离开出版，转身成立凤凰联动影业，并打造出《匆匆那年》、《心理罪》等大热影视作品。

吴又制造“爆款”轻车熟路，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扎在影视行业深耕下去，却没想到，吴又再度转身，并于2015年7月创立云莱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我认为我现在做的事才是最有价值的。”吴又说。

之前的两次创业经历，在吴又看来，都是玩票，而创办云莱坞，则是他投注全部心血的一件事。

他总能提前几年嗅到新的机会，每次转型都会很快。这一次，他认为优化整个产业链的机会到了，而这样的机会，在一个人工作能力最充沛的二三十年里很难遇到第二次，所以，他义无反顾。

吴又翻来覆去折腾的几件事，都和故事有关。这是他内心的情结。

一个好故事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小说、剧本和漫画。吴又做出版多年，知道中国的出版市场非常糟糕，在他眼中，真正的类型小说作家连100人都不到。做小说来不及了，培养阿西莫夫、东野圭吾来不及了，而大量网文的价值被严重高估，不能产出好故事。同样的，中国的动漫市场也没有发展起来，需要时间培育。所以，目前，能够最快速度地优化整个产业质量的内容源头就只有编剧。

吴又知道编剧们的需求，他们在线下见十个制片方，就得花上十天时间，并且成本很高，要请咖啡请饭。而大部分编剧通常少言寡语，不善社交。所以，云莱坞这样的平台的快速达成，就成了编剧们的指靠。

编剧是影视行业最重要的创造力，但他们却没人管，没有工会，没有社区，没有经纪公司，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他说：“卡波特写《冷血》的时候是27岁，实际上，27岁左右的年纪很容易写出天才著作。写作与天赋有关，与年龄无关，并非年纪越大写得越好。然而，我们没有好莱坞，没有编剧聚集地，也没有任何组织来保护和推广他们。编剧们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写作自己的第一个剧本，但写到第四第五个，他们的第一个剧本还是没有路径出来。”

在中国，编剧不仅要会写，还要会混，但混圈子没有任何价值，这是产业中的腐朽力量，应该被抛弃。好莱坞的编剧工会中有25000个编剧，而我们需要和好莱坞等量齐观。云莱坞正是基于此，通过数据和人工将海量写作者从中筛选出来，长久地支持这个产业，并辅助编剧去做他们不擅长的事。

提升行业效率，让行业变得更加公平，在吴又看来，不仅是娱乐业的趋势，也是一切垂直行业的趋势。

对于好故事的甄选，吴又不遗余力。

在影视领域，项目开发占到整个行业的70%~80%时间，剩下的——从拍片到上映，时间相对固定。如何将开发过程缩短，成了整个行业需要考虑的问题。

《全民目击》的导演非行是业界公认的优秀导演，却连续四年没有拍片。在吴又看来，一个导演沉寂四年，一定是项目开发环节出了问题，也就是没有合适的剧本给他拍。在香港和好莱坞，这样的导演几乎是每年一部影片。

很多时候，行业只知索取，要把这个买过来，把那个买过来，却从不肯花时间为创造内容的人提供良好的写作环境。吴又决心解决这一问题，他打造云莱坞的一个愿望就是，使得编剧行业越来越规范，机会更加公平，真正使才华成为编剧最核心的判断标准。

云莱坞做了三件事：一，发现优秀的编剧，帮助他去发展自己的职业道路。二，面向制片人，不断地为制片人提供好IP、好剧本、好编剧。三，拓宽剧本外延，打造超级IP实验室。从海量内容中通过机器和人工的双重筛选，找到可能的爆款IP，云莱坞再去深度孵化。

吴又的野心不止于此，他要打造一个面向编剧和写作者的完善的社区，打通前期开发的所有要素，改善创作环境，将版权保护、剧本交易、剧本变现、编剧成长等都纳入自己的服务体系，推动整个行业的开放化和透明化。

目前，依靠自然增长，平台作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五万，每周新增剧本在500~1000之间，这个速度已不算慢。

不同玩法

前演员王鹤鸣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从2003年至今，他已参演电视剧近千集，其中被人熟知的有新版《三国演义》的刘禅，新版《红楼梦》的薛蟠等。

王鹤鸣早已实现经济自由，可为了创业，如今他已放弃演艺道路

初见他时，我却无法将他和演员这一身份联想在一起。他沉稳谨慎，逻辑清晰，给人感觉像个打拼数年、经营有方的商人。

他的转型也让人意外，做演员多年，王鹤鸣早已实现经济自由，可为了创业，如今他已放弃演艺道路。

促使他从商的原因，源于他做演员多年对影视行业的熟悉。王鹤鸣很早就发现，影视行业始终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编剧们散兵游勇各自为营，影视公司需求旺盛却无从获取。

近两年，编剧的地位渐渐提升，在业内也有了一些话语权，王鹤鸣觉得机会到了，他要趁势将编剧行业助推一把。

他决心做一家联结编剧、剧本和影视公司的中介机构——剧本超市。剧本超市主攻线下，搭建编剧经纪、剧本经纪平台，这是因为王鹤鸣认为，编剧与制片方的对接一定要落地，只有双方亲自接触，才能碰撞出更多火花。

王鹤鸣要做的不只是剧本交易，而是与编剧相关的一切服务。由于王鹤鸣十几年的演艺行业从业积淀，在对接影视公司时，有着比同行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目前，剧本超市已有3000余家深度对接的影视公司，在此基础上，王鹤鸣研发出一款产品——“月报”，每期从几百个剧本中筛选出20个做成Top排行榜，定向输送给3000家影视公司，并负责编剧创作以外的法务、宣传、包装、谈判等一系列工作。

每个编剧都是一本书。跟20多个知名编剧交了朋友后，王鹤鸣发现了很多问题。在资本掌握电影市场的时代，他去做有差异、有需求的事，他认为很有成就感。

在第一季编剧访谈节目开始时，曾有资方要他做得娱乐化，被王鹤鸣坚定拒绝。王鹤鸣说：“我宁愿不要他那个钱，我也不会把这么认真的东西娱乐化。”

王鹤鸣深知，编剧不喜欢燥的氛围，要让编剧讲话，就不能引入娱乐明星，否则会盖过编剧的风头。他要挖掘的，是影视热背后，编剧视野下的理性观点和故事。让王鹤鸣感动的是，在节目的商业价值尚未明确时，CIBN（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决定投钱支持。

第二季的节目，王鹤鸣目前也在筹备中，有了更多电视台的支持。

而拥有众多影视资源和项目的剧本超市，与影视基金谋求合作，准备做一个资金池，撬动更多资源。王鹤鸣的坚持只有一个，就是盘活整个编剧行业。

王鹤鸣的影视咖啡厅还未装修完毕，但已经初具雏形，采访时，能看到编剧和编剧经纪人正在洽谈。王鹤鸣指着咖啡厅旁的一排高大的书架说：“我们准备将书架重新打造一下，做成影视书房，把剧本装订好放在书架上，供来访的影视人翻阅和交易。”

书房一侧的墙上，挂有一个显示屏，剧本超市策划的几期访谈类节目正在上面滚动播出。汪海林、宋方金等业内举足轻重的编剧已经参与了访谈，下期做客的嘉宾轮到史航。

王鹤鸣选择的这个位置，毗邻朝阳区几个大的影视文化区。他拿下3000多平米，要做一个标志性的影视基地。未来，他将与餐饮机构合作，将影视咖啡厅连锁化。

咖啡厅前台旁边，立着一台机器，这是剧本超市的又一研发产品。机器主页显示了入驻剧本超市的大量剧本，来此观看的人可以根据喜好翻阅目录、大纲等并下单。这一产品，王鹤鸣今后会在线下咖啡厅大力推广。

两年来，王鹤鸣和他的团队夜以继日地头脑风暴，探寻出一条能够服务编剧且快速变现的通道。

除了剧本交易外，剧本超市还开发了剧本众筹业务，囤积大量原创剧本，将一个剧本拆分为N份，剧本超市作为其中一个版权方，联合其他制片方，共同出价。对于编剧来说，由于单份出资价格降低，制片方出资可能性也将提高，更容易使剧本变现。而对于制片方而言，以前100万只能投资一个剧本，如今却能入股100个剧本。100个剧本中，只要少数成功，就能收获成倍的回报，这使得投资者对投资剧本的信心大涨，加速剧本交易。用王鹤鸣的话说：“这是真正的影视+互联网+金融。”

剧本超市拥有一款剧本分析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由国内著名高校的2个博士和5个硕士研发，并取得了3个软件著作权。通过机器人，剧本超市可以快速分析出剧本海量文字中的人物关系图，罗列剧本每种场景的多少，对比剧本间的相似程度，并能找出同类型电影的上映票房。

记者曾就此款机器人的相关功能询问过金牌编剧董润年（《老炮儿》《心花路放》《厨子戏子痞子》编剧），董润年表示很感兴趣，并提出自己将首先订购一款。原因是：“编剧在创作过程中常常会陷入海量文字中，思绪混乱，需要重新梳理人物关系和大纲，才能继续创作。有了这样的机器人，编剧就能节省大量时间。”

“对编剧，我相信伯乐；对剧本，我相信买手。”王鹤鸣说。

王鹤鸣知道影视公司最大的成本在于时间。在缺乏好剧本的情况下，影视公司只能跟风创造影视剧。剧本超市的诞生，解决了影视公司剧本荒的根本问题，成为专业的剧本前端供货商和服务商，加快影视公司的项目进程，使影视剧紧跟时代。

要做中介的剧本超市，还将增加一项担保业务，解决目前年轻编剧要预付版税而影视公司怕担风险的双重忧虑。这项业务相当于联结编剧和影视公司的支付宝平台，它作为第三方，降低双方风险的同时，也收取服务费。

王鹤鸣说：“很多年轻编剧没有作品但我知道他活儿是ok的，我们是绑定在一条线上。定金先打到我公司，项目继续走。项目不ok，钱退回。我评估你的剧本，如果你剧本好，我买掉，剧本好，我干嘛不囤，囤了可以继续运作。”

编剧帮与前两家模式都不同，它更偏向媒体属性。

编剧帮的创始人杜红军较早地嗅到了自媒体崛起的气息，在30岁那年进入这个市场，用他的话说：“之前我做的事很多，但距我的目标越来越远，30岁这年，该回归了。”

杜红军也是个有文学理想的人，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戏剧文学专业，毕业后却难以进入编剧行业。来北京闯荡，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杜红军将理想暂时搁置，做了很多不相干的事。

因为当初不被这个行业的人认可，杜红军突发奇想，一次，他以记者的身份进入北京国际电影节，偶然间发现，在场的所有人都在热烈地谈电影、谈演员、谈融资，却没人在意跟创作有关的事情。杜红军意识到，做编剧平台，可能是个蓝海。

恰逢2013年，微信公众号初现价值，杜红军立马意识到公众号将是未来重要的媒体阵地，于是，他决心把喜欢的事重拾起来，便有了编剧帮。

对杜红军来说，编剧帮成了他进入编剧行业的一块敲门砖，而他很快发现，编剧这个群体非常可爱真诚，编剧、导演、制片人、演员四种主创之中，编剧是相对亲民的。

“编剧的整体生存状况越来越好，收入渐渐提高，编剧的话语权也越来越重。以前一部影视剧，主创人员去走红毯，不会通知编剧，现在，主办方会主动去邀请编剧。”杜红军说。

编剧宋方金和演员宋丹丹关于“演员能否随意改动剧本”的争论结束后，编剧的维权意识增加，再加上编剧帮、如戏等媒体平台组织的各类活动，潜移默化地提高了编剧的地位，编剧的发声渠道越来越多。

但编剧行业的问题仍然存在，最大的问题在于整个行业都没有标准。

美国的影视产业非常成熟，连一名群众演员都是工会会员。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编剧，必须要找到一名专业的编剧经纪人，由经纪人帮你递交作品。当编剧利益被损害时，编剧可以求助工会，还可以联合起来集体罢工维权。

杜红军想要通过编剧帮不断推动编剧行业的规范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发布剧本规范，联合各大影视公司共同制定规范并推行，使编剧不再为细枝末节的字号、封皮、格式等较劲，而是集中精力用于创作。

为了使编剧更具影响力，今年9月，编剧帮会将原有的“编剧脱口秀”做成“编剧节”，评选、颁奖，真正成为编剧们的节日盛会。

“这个行业有个现象，努力的人留下来了，有才华的人离开了。”这话出自正午阳光影视董事长侯鸿亮的口中。杜红军初次听到时，深表认同，他告诉我：“就是因为没有好的制度、好的保障，这不仅仅是编剧，也包括导演、后期等。”

杜红军愿意与编剧们同甘苦，他说：“推动行业规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我愿意尽我所能，先做个十年。”

先烈还是独角兽

采访时，宋方金穿着及膝的大裤衩、趿着拖鞋就来了。

当我提到国内一些做得不错的编剧公司时，宋方金说：“他们是先驱，但先驱很可能变成先烈。当然不排除在窗口期进入的这几家公司未来会有一家脱颖而出，成为独角兽。”

宋方金是业内少有的敢于直言的编剧。对他来说，人生目标早已不是赚钱，而是捍卫文学理想和编剧尊严。

在编剧多数联合创作的今天，宋方金依然坚持单打独斗。他不允许外行随意改动自己的剧本，他认为一个剧本的完整性需要得到保证。在拍摄《美丽的契约》时，宋方金对宋丹丹无视编剧群体，大量改动剧本的行为表示不满，为此公开在网络上与宋丹丹掐架。

宋方金和宋丹丹的争论后来演变为编剧与演员的权益之争。宋方金身后，是很多同样义愤填膺的编剧，然而，还是有一些编剧提醒宋方金：别把影视圈都得罪光了。

宋方金不为所动，依然在抨击行业内的不公。前段时间，他卧底横店，发文谴责98%的鲜肉演员不敬业，消息一出，又成焦点。

很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编剧圈需要宋方金这样的人。如今，编剧迎来黄金时代，不能不说与他的努力有一定的关系。

“编剧行业是天堂。”宋方金在采访中不止一次提到，这样形容的依据是：“编剧是中国社会中自由度最高的人，放到现在来说，作品真的好，报酬是很惊人的。”

“一线编剧正常情况下每年的收入是几千万，二三线编剧的收入逾百万，稍微勤劳点，也能收入上千万。同等级别的导演和编剧，导演的收入则要更逊一筹。而之前则不是这样。”宋方金说。

在宋方金眼中，这是一个合理的收入，好莱坞的影视作品中，编剧的版税比例，比中国的还要高不少，所以他认为：“现在国内演员的片酬高得离谱，占据比例太高，但随着市场日渐成熟，编剧的经济状况会越来越好。”

然而，对于国内编剧行业的不规范问题，宋方金也是倍感无奈。好莱坞的CAA曾在中国成立了编剧经纪公司，签约了余飞等一些一线编剧，最后却铩羽而归。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像余飞这样的编剧更能独当一面，议价能力比经纪公司更高。久而久之，公司便无法立足，编剧经纪制度在中国也就被抛弃。

国内要想打造编剧经纪制度，必须独辟蹊径。

“未来每个编剧仍然会拥有一个经纪人，编剧经纪制度最终仍会形成，只是需要时间。”宋方金说。对于云莱坞、剧本超市、编剧帮等致力于推动编剧行业规范的平台，宋方金表示，他们需要鼓励，但同样应当经受国内市场的考验。

“编剧变得重要，突显的其实是文本变得重要。”编剧董润年告诉《中国企业家》。前几年，资本介入后，影视市场开始爆炸性扩张，去年944部院线电影上映，这还不包括电视剧和网络剧。全中国需要上万名编剧完成这些文本，而现有成熟编剧的数量却无法匹配。

一方面，董润年看到了新人辈出的希望，一方面又有些忧虑

董润年参加了前段时间云莱坞举办的中国新编剧大赛评审活动，他表示：“由于好剧本稀缺，大赛评选出来的优秀作品，我也已经入手。”

董润年有自己的创作工作室，太太应萝佳是制片人，拥有一家制片公司。夫妻俩搭档，同样在做一家以经纪业务、项目孵化为核心的经纪公司，和云莱坞不同的是，他们的经纪公司较为传统，没有线上业务。

董润年透露，这家公司已完成了初步融资，开始依靠原创开发的能力，涉足影视投资。因此，有好的剧本和编剧，董润年会吸纳进自己的公司，目前，董润年公司已签约有三四十个年轻编剧。

“我以前担心编剧人数太少，撑不起一个社区，但是参加云莱坞新编剧大赛的时候，我发现想要成为编剧的群体还是很庞大的，新一批编剧已经不止十万人。这样一个体量的编剧想要形成垂直平台和社区还是有可能的，将来凝结在平台上的都会是产业链上下端的人。”被邀请成为云莱坞大赛评审的董润年说。

对于大赛评选后的效果，董润年也持乐观态度。去年的一次编剧大赛中，十强中已经有两部拍成了电影，今年几家公司组织的比赛中，被拍成电影的剧本将会更多。他同时表示，沿着这样的路子，编剧大赛将会更具权威，因为选拔出的优秀剧本，福利是实打实的。

一方面，董润年看到了新人辈出的希望，一方面，董润年又有些忧虑。他承认：“我们的好编剧还是太少了，尽管云莱坞、剧本超市这些平台都在挖掘现有职业编剧以外的力量，但是优秀编剧的数量还是跟不上。”

互联网兴起后，国内经历了一个网络写手喷涌而出的时代，作者遍及全国，来自各行各业，这是云莱坞们做平台的一个依据。然而，在董润年看来，编剧这一职业光靠挖掘仍然不够，训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对于编剧来说，都是影视公司提出要求，他来满足，如果水平不够无法满足，影视公司不会和他废话。如果有人能够告诉他作品出了什么问题，编剧则会很快改进提高。

采访结束时，董润年告诉记者：“推动编剧行业的规范需要很长时间，未来哪家会成为独角兽也未可知，但是对编剧们和整个影视市场来说，他们目前在做的事，已经是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