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砍人 昆山砍人案之争背后：当生命受到威胁时，谁能恰到好处制止侵犯、精准打击保护自己？

8月27日晚，江苏省昆山市震川路发生一起持刀砍人案件迅速引发关注和争议。

从网上流传的现场监控视频来看，一辆宝马车与一辆电动车疑似在路口发生剐蹭，宝马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与电动车车主交涉。没过多久，一名男子从宝马车驾驶座上下来，随后折回从车中拿出长刀砍伤骑车男子，不料长刀掉落被骑车男子捡起，“骑车男”持刀还击将“宝马男”砍伤倒在草丛，“宝马男”因抢救无效死亡。

针对这一事件社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当事人在应急状态下作出的反应是出于自我保护，另一种则认为“骑车男”有追砍情节，已经属于防卫过当或故意伤害。

观点之争背后，其实是公众对于“正当防卫”在千差万别的司法实践中究竟如何运用的争议。

当壮汉持刀砍来，谁有心情去看是刀背还是刀刃？

事件发酵至今，舆论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骑车男”。从事发后各大网站做的调查来看，绝大多数网友都认可“骑车男”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也有约2成网友认为属于防卫过当。在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汪明亮看来，这反映出人们对私力救济的态度：“当公权力来不及保护我时，人们希望法律支持自己进行反击。”

上海市律师协会刑委会主任、博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林东品认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骑车男”的行为应属于刑法规定的特殊防卫。《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从视频来看，我认为‘骑车男’还处在防卫状态。”林东品指出：首先，“宝马男”手持长刀，明显存在行凶意图，而且已经对“骑车男”造成了伤害，危及到他的人身安全；其次，“宝马男”是从车上取出凶器，对“骑车男”来说，无法判断其返身是为了逃跑，还是为了再去车上拿出什么武器；最后，和“宝马男”相比，“骑车男”孤身一人处于弱势地位，“在那种情况下，不能苛求‘骑车男’精准地判断局势。因为如果不还击，躺下的可能就是他了。”

林东品说，正如网上流传的一则传言，在某些地方，拿刀背敲别人两下再扔掉，是一种吓唬人的行为，“宝马男”死于文化差异。但是，当一个壮汉持刀砍来时，谁还有心情去看他用的是刀背还是刀刃呢？

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为何这么难认定？

但是，有媒体分析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100份以“正当防卫”为由要求轻判的二审（终审）刑事判决书，仅有4份被法院认定，其他20份为防卫过当，76份为故意伤害罪。有律师指出，“骑车男”在夺刀后有追砍“宝马男”的情节，已经超出了正当防卫的范畴，涉嫌故意伤害罪。

事实上，我国刑法对于正当防卫已经作出了相当明确的规定。根据《刑法》第20条：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从法律条文上来说，我国法律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并无问题。但是立法和司法是两回事，任何法律都需要人来执行。” 汪明亮表示，对于正当防卫的适用问题，学界业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即使是侵犯者也享有权利，也应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正当防卫不能损害到他们应有的权利，“我觉得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太难了。”

汪明亮认为，正当防卫的立法本意是当公权力无法保护公民时，赋予公民动用私权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对人们的正当防卫行为作出了诸多限制，这是不合理的。“当人们处于生命受到威胁的紧急状况时，很多反应是出于本能，何况普通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反击时该怎么出手，才能做到恰好制止侵犯的‘精准打击’呢？这时候如果司法机关死抠字眼，就不太合适了。”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都可以认定正当防卫。公安机关可以不立案或者撤回立案，检察机关可以不起诉，法院可以宣判正当防卫无罪。但在实践中，压力往往会全部累积到审判环节。究其原因，司法机关对正当防卫的适用相当谨慎，其中涉及到的还不仅仅是法律问题。

“一般来说，如果受害人反击中造成了侵害人的死亡，司法机关一般会判处防卫过当或者故意伤害。”该业内人士表示，几年有期徒刑对原来的受害人来说可以接受，对死者家属也有交代，“如果是正当防卫就要无罪释放，死者家属就有可能采取过激手段，这给司法机关带来了很大压力。”

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司法裁判不仅是对个案是非曲直的法律评价，也是对社会的规范指引和政策宣示

去年6月，于欢案二审宣判后，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便撰文探讨了正当防卫制度。在这篇题为《我们应当如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长文中，沈德咏明确表示：“虽然法治社会对私力报复行为是否定的，但在公权力不能及时而有效地介入的特定时空范围内，面对不法侵害，防卫行为无论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有其正当性。”

他指出，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重要法律制度的适用并不理想，基本情况是，一方面对正当防卫掌握过严，另一方面对防卫过当适用过宽。“不敢或者不善于适用正当防卫制度，将本属于正当防卫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过当，甚至认定为普通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现象，仍然客观存在。”

沈德咏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刑法规定本身较为原则，司法适用标准不够统一，学界业界争论不休。另一方面，“死者为大”“死了人就占理”，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不管死伤者的行为本身是否正当，其家属、亲属往往以此为由向司法机关施加压力，有的甚至形成集体闹访，危及社会稳定。当刑事案件的定性需要在正当防卫、防卫过当、故意伤害甚至故意杀人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严格依照法律认定为正当防卫，并非易事，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只要打死人就是故意杀人”“只要致人重伤就是故意伤害”。

为此，沈德咏建议应有效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避免其成为“僵尸法”。同时，根据常情常理考量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统一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适用标准。

“司法裁判不仅是对个案是非曲直的法律评价，也是对社会的规范指引和政策宣示。针对当前存在的见死不救、遇难不助等突出问题，通过司法裁判大力倡导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高尚行为，培育和维护公序良俗，是人民法院肩负的重要职责。对于公民通过正当防卫自觉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支持和保护，这也是最高司法机关的一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