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事件 十年前的雷曼危机真的过去了吗？

2008年9月15日，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说倒就倒，引发了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这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西方最大的经济危机，很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根子是资本主义金融化

资本主义经过500年的演变，现在已到了垄断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本企图通过金融赌博来获取暴利，梦想一夜暴富。

导致雷曼破产的是次贷危机。所谓次贷，就是明知借款人买不起房、还不起贷，也要引诱他们借钱买房。还不起怎么办？这不是自招风险吗？不要紧，在擅长“金融创新”的高手操作下，这些贷款又打包变成证券，卖给其他金融机构和个人，把风险转嫁到他们头上。赌的是房价不断上涨，就可以不断赚钱。

雷曼手里有300多亿美元的房地产，购入的钱都是通过财务杠杆向金融机构发行短期债券筹措来的，只要有人做空，它的股票马上就会崩盘。这种游戏到了2006年就出现了险情，房价开始下跌。警报已经响起来了，但正如因巨额亏损引咎辞职的花旗银行前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后来对记者所说：“明知道泡沫不可持续，但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根本停不下舞步。”

据日本野村证券公司首席执行官贺信行最近回忆，2007年时他感到“膨胀过多，太奇怪了”，他在一次美国举行的投资说明会上提出了缩小次贷的主张，但立即遭到指责。据他回忆，美国当时的情况很异常。2005财年确定股东净资产收益率目标为15%，已经很高了，但投资家们却指责“为什么这么低？难道不能30%吗？”尽显美国那种“为了金融的金融”之贪婪本色。

雷曼等金融机构就是这些股东的“赚钱机器”。为了赚钱，一切手段，一切“金融创新”都是“合理的”。因此现在西方学者已在反思，这种“股东经济”“董事会经济”，其原始动力不是为社会带来财富，而是为资本拥有者谋取暴利。而这种越吹越大的泡沫，总有一天是要爆裂的。

“人类进入了未知世界”

很多人迄今对2008年还心有余悸。日本最大投资机构农林中央金库年金公积金独立行政法人理事长高桥则广说：“那种经历不想再有第二次。直到前一刻还赚钱的金融产品一下子没了时价，无法筹措美元。企业方面则因资金周转不灵而陷入破产。”

美国民众早就对贫富差距悬殊心存不满，现在发展到了怨恨，这就催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应该说他们找对了病根，但不知道如何去治好。这个运动在当局的打压下沉寂了下去，但怨恨难消，不知如何表达，便引发了反全球化、反移民、国民分裂、种族认同冲突和种种社会争端的激化。特朗普的异军突起和英国的脱欧公投其实都是这种怨恨的曲折表现。

说到底，这些都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失灵的症状。美国白人蓝领工人希望美国的汽车厂仍兴旺发达，让美国一度引以为傲的实业继续引领世界，这样的美国才是真正伟大的。他们不太懂得这同华尔街有什么关系，只是看到那些衣冠楚楚的人都有好日子过，而自己以及子女却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希望。特朗普以及他曾经的头号智囊班农就是看透了这种心思，骗他们说，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是华尔街，而是中国！

今日之世界，给人一种乱哄哄的感觉，实际上这是新旧交替带来的必然现象。2008年11月美国主持召开了二十国集团（G20）第一次峰会，这事件本身就说明：无论美国一国还是七国集团（G7），都已经难以决定世界大势了，这是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的第一缕光线。

日本前财务官筱原尚之也写道：“世界经济并非前途一片暗淡。”在政治经济混乱过程中，以美国硅谷为中心，数字技术日新月异。以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为代表的大型IT企业崛起。在美中两极体系下，人们依旧找不到控制全球垄断企业的方法，“人类进入了未知世界”。

美国量化宽松带来什么

危机发生了怎么办？这10年来用得很频繁的一个词是“量化宽松”。筱原尚之说：“为了确定金融机构的损失，让资产负债表变得好看，迅速用公共资金解决资本短缺问题。”说穿了，就是拿纳税人的钱来挽救摇摇欲坠的金融机构。

用纳税人的钱救银行，首先遇到一个道德问题。老百姓说：为什么不救老百姓而是救银行？华尔街的大银行都“大得不能倒”，而还不起贷款的房主含泪搬出新房。更令百姓愤怒的是，没过多久，这些银行又赢利了，高管的奖金超过了危机之前。

其次，从世界范围来看，量化宽松似乎是必要的。G20就强化财政政策和金融管制进行了协调，并且同意限制保护主义和货币竞争性贬值。2008年11月和2009年4月G20两次峰会都予以确认。此后，据筱原尚之看来：“日美出现了战后最长时期景气扩张，世界经济表面上发展顺利。”

中国的表现也令世界刮目相看。当时中国采取了4万亿人民币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2007年世界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8.1万亿美元，美国占24.9%。中国占6.1%，排在第三位。到2017年，世界名义GDp为79.9万亿美元，美国占24.3%，中国占15%，超过日本排在第二位。舆论认为中国的4万亿人民币“对于挽救正面临空前危机的世界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

第三，美国现在又要停止量化宽松，启动加息，也称为缩表。它何时宽松，何时缩表，只由它一家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充分表露了金融霸权的本色。美国在量化宽松时，发出的大量美元本国实业用不了，都由美国金融机构借给了外国。凡是在这10年里大量借了美元的，现在一加息，还款成本上涨，不少国家的金融和经济都受到很大影响，这种举动被称为“剪羊毛”，约10年要重复一次。这使深受其害的国家一次次领教了金融霸权的本质。

第四，面对危机，如果应对得当，也可以趁机发展，韩国就是一个例子。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国货币对日元的比价暴跌了一半。三星电子公司等企业出口大增，走上了“资本集约型商业模式”，其特征是生产得越多，成本降得越低，即所谓“收获递增法则”。三星公司依靠低资本成本大举投资于半导体，在全球获得了占绝对优势的份额。

雷曼危机已经过去了吗

从表面上看，这场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了。曾跌至历史低位的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股票收益率提高了，复苏明显。美联储7月报告称：“较之十年前金融危机时的情况，美国金融系统目前更为稳固。”在最近的压力测试中，35家金融机构全部合格。

由于教训惨痛，美国收紧了对银行等的监控，最明显的是在2010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禁止银行混业经营，即所谓的“沃尔克规则”：原则上禁止吸收存款的商业银行以自有资金投资高风险的金融产品。

虽然美国呈现出较为乐观的景象，但欧洲经历了2009年希腊危机，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相继陷入债务危机，经济陷入停滞。2017年之前三年，德意志银行连续亏损。意大利大银行锡耶纳银行2017年因不良债权问题被收归国有。人们认为欧洲国家在处理不良债权方面比较滞后，健全性上存在隐患。至于拉美和土耳其发生的险情，也给乐观情绪泼了凉水。

美国的情况不能只看表面，投机的冲动永远是祸根。商业银行不断地进行院外活动，力图让政府放松监管，为此2017年支付的院外活动经费超过198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证券和投资行业为此支付的经费时隔七年再次增加。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劳伦斯·巴克斯特说：“为了抑制因金融危机扩散的不安心理，政府强化了监管，但今后会发生改变。”

特朗普已表露出迎合华尔街的想法。他已将作为压力测试对象的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由500亿美元以上提高至2500亿美元以上，人们认为此举意在瞄准11月中期选举，减轻中小金融机构的测试压力，扩大融资。

对“新经济模式”仍需探索

雷曼危机发生后，经济学家颇为尴尬。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最近写道：“泡沫总是以不同的面孔出现，所以不容易被识破。人一旦想乘上泡沫带来的东风，就必然失去从外部观察的冷静。这是人性。”

另外，限制还是自由？这是经济活动中永恒的课题。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最近写道：“自由并不等于什么都能做。负责经济运营的国家和行政机构不能制定那些允许有钱人为所欲为的政策。即便倾向于自由的经济政策，也必须从以稳定国民生活为目的的弱者的视角出发。”

他提出：“在‘限制与自由’之间摇摆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失败，恐怕必须要寻找‘新经济模式’。但是我们现在处在‘没有模式’的混乱时代，很难找到最佳方案，或许只存在‘能够改善现状’的稍佳的办法。”

他的这些话反映了这样的现实：西方已经看到了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病，但一团乱麻，无从下手，只能修修补补，且行且看。身在其中的人，即便有良知，也很难从原有立场上跳出来，真正站在“弱者”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所以，要真正建立“新经济模式”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