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捡童事件 “深圳虐童事件”举报人被行政处罚，真的冤吗?

昨晚，备受关注的“深圳虐童事件”有了新进展。深圳公安局宝安分局官方微博“平安宝安”发布通报，已依法对女童父母进行刑事立案侦査，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外，虐童视频的发布者以及提供者也受到行政处罚。根据通报，二人利用非法获得的摄像头账号及密码，多次登录摄像头偷窥，并下载编辑后发布，其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当地警方追究女童父母的刑事责任，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但对举报者的处理，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在通报下方评论区，有网友就认为，网络曝光家庭监控视频的方式虽然欠妥，但其遏制虐待犯罪的善心可鉴，具有“正当防卫”因素，可阻却其犯罪性，“功过相抵”，因而并不存在侵犯隐私权的问题。

面对争议，深圳警方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对于举报女童被殴打的行为予以肯定，但当事人涉嫌非法获取他人监控账户信息并偷窥隐私的违法行为，警方综合考虑最后给予了一定的行政处罚。

可以看到，警方并未因行政处罚的结果否定举报者的“正义之举”，而同时，“正义之举”也不能掩盖“程序不正义”的事实。据悉，视频是举报者王某从一款家庭安全类App上下载的，账号密码由女孩父亲的牌友提供。因女孩父亲曾使用这位牌友的手机登录过App，所以其手机能自动登陆这一家人的监控。一次在无意间看到视频中父母出现虐童行为后，便持续关注了一个月，然后向王某爆料。而王某在今年9月底获得账号密码后，多次观看监控视频后才把虐待女童的段落下载下来，经过剪辑后在网上曝光。

父母虐童是事实，但两位举报者非法获取他人监控账户信息并长期偷窥隐私也是事实——即便它的“危害”看似微不足道，也不等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因为“结果正义”，就不计较程序的不正义以及举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简单地奉行“功过相抵”逻辑，那公民的隐私权又该如何保障？而如若很多人效仿，都以“为了举报违法行为”抗辩，前例在先，法律又该如何抉择？

其实，这类举报事件，近年越来越多。比如今年几度引发舆论热议的浙江台州“民警偷拍副局长通奸”案。本月17日，被举报者浙江台州黄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周祥辉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而在今天下午，浙江临海法院对举报人池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池文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每个个案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都说明一个问题：法律并不鼓励“以违法方式举报违法行为”。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即便是举报违法行为这个非常正当的权利，也有其合法性边界，不能超越法律底线。

回到“深圳虐童事件”，也许更好的做法是，举报者发现这对夫妇有虐待女童的行为后，应立即采取报警的方法；警方出警后若作用不大，可再让警方调取相关视频而不是自己直接放到网上；若警方仍然不履行职责，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倒逼其作为，以保护女童免遭虐待侵害。

当然，这并不是说警方等相关部门只能被动应付。如何畅通合法合规的举报渠道，乃至更进一步提前主动发现问题，应该成为执法部门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回过头看，这次“深圳虐童事件”被曝光存在不少偶然因素，比如该女童家中安装了摄像头，举报者又恰巧掌握了账号密码……如果这些因素都不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