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实习生张

刘靖童经常忍不住调侃,妹妹是自己的孩子。

她25岁,未婚。妹妹1岁,两个人都是猪,但是缺两轮生肖。在她姐姐出生之前,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

这种特殊的亲密关系不仅存在于两姐妹之间的巨大年龄差距,也存在于她亲自为母亲和妹妹挑选母婴用品时:从品牌到材质,从口碑到价格,从怀孕到出生,每一个环节她都迫不及待的去检查,才可以放心。即便如此,产妇、母亲、婴儿这个陌生领域的每一个细节,还是让她唏嘘不已,像是“天天服西经”。

为了记录妹妹到来前后的这段“特殊经历”,刘静彤用近200张照片做了一个相册。“我想告诉她,她是在全家人的期待和爱护中来的,虽然她是个意外。”刘敬通说。

妈妈怀妹妹的时候48岁。在姐姐出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刘静彤都在为母亲作为一个老年女性可能面临的高风险而焦虑。

回忆起她第一次得知这个消息时的心情,刘静彤觉得自己的怀疑持续了不到一刻钟,她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没有立场去干涉父母的任何决定,就像她不希望父母试图为她做出人生选择一样。

然而,在得知母亲再次怀孕后,她也有强烈的不安。作为独生女,她一度认为未来“灰暗”,甚至鼓励父母买保险。

她今年21岁,是一个快2岁小女孩的妹妹。改变心态后,她在一个社区网站上写道:“孩子是秩序的破坏者。她打破了生活的一片死水,却让人们看到了不断变化的希望...人活到底,不就是活出一种精神追求吗?”

因为父母的决定,他们不得不脱离独生子女身份20年,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摇摇欲坠的生活紧张感。他们在做心理建设,在寻找平衡,在成为姐妹的路上磕磕绊绊。

难以消除的担忧

母亲怀孕的消息是由其他亲戚首先透露的。那是2019年的春节。将要在房子周围走动的近亲在微信上提前问刘雨桐:“你一家三口在家吗?”

“都在家。”刘敬通回答道。然后,对方又发了一条信息:“不会很快就三口之家了。”

刘靖童感到奇怪和困惑,转过身来给妈妈读这个。她想起母亲当时的表情有点不自然,羞涩地笑了笑,只说了一句:“又不是一家三口。”。

问题被母亲抛给了刚进屋的父亲,父亲先是一愣,然后露出了“笑呵呵”的表情。她证实了自己的猜测。“第一反应是很想吼,真的吼出来了。”

我妈后来告诉她,在确诊怀孕之前,她曾经认为自己身体出了大问题,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人还是持续出现感冒症状,她去医院做了各种检查但都没能确诊。之后朋友私下提醒我怀孕了,甚至还松了一口气。

刘雨桐说,她妈妈原本打算春节后告诉她这个消息。“他们当时才知道几天消息,心里肯定复杂纠结。我爸妈觉得我能轻松活一年。”

难以置信的情感过后,刘静彤想知道父母对这种意想不到的新生活的想法。她知道自己没有权利也不想干涉父母的选择,担心自己的态度会影响他们的决定。刘雨桐试着稍微小心地问。她有意识地理解了母亲回答中焦虑背后也小心翼翼地透露出的期待。“我认为这是上帝的礼物...有种祝福的感觉。”

刘靖童记得听母亲讲过,年龄背景相近的夫妻,按照旧政策是不能生二胎的,遗憾可能每个家庭都清楚。

内心深处,刘敬通其实并不明白,为什么能活得轻松的父母,会选择再次肩负起抚养新生儿的“重担”。让她更加不安的是新的生活和健康状况,以及母亲在整个怀孕和分娩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她开始默默查阅资料,了解孕妇在怀孕不同阶段可能出现的反应,胎儿发育的知识,需要做的检查,补充营养等。,尤其是老年女性需要面对的风险和问题。偶尔看到可怕的极端案例,不敢直接发给父母。“除了增加心理负担,没什么用。”

刘靖童很难描述那种复杂的心情:她尊重父母的选择,希望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让大家更安心,但内心深处却很难安定下来,害怕他们“盲目乐观”。

然而的父母也有想要两个孩子的愿望。吴晗小时候,一家人从老家搬到上海。由于当时定居政策的限制,他的父母一直没有如愿。

我父亲似乎从未放弃。他不时和她说话。有个弟弟妹妹陪你玩怎么样?但却拒绝了。

没想到的是,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家长们迅速响应政策。父亲说是意外,一开始不想要;然而不信,斗气说有一天他竟然怀孕了,他们也不大惊小怪。当时,然而的母亲刚刚超过40岁,她也是一个老年妇女。

按期生完孩子后,吴晗觉得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已经从“国家保护动物”降到了“野生猿类”。每天晚上她都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受伤大孩子的自述,感觉前途一片灰暗。

恐惧主要来自未知,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妈妈觉得有点不舒服,所以整晚都睡不着。她开始鼓励妈妈买保险,怕妈妈出了事,负担不起孩子的开销。结果我妈又气又好笑。“我们必须工作至少十年或二十年才能退休。你每天都在看什么?”但她还是害怕。她甚至想,也许有一天,她真的想卖掉自己的房子。

最糟糕的时候,还和男朋友吵过架,最后分手了。“当然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因素,就是国家很穷,这也加剧了矛盾。”。

一位经验丰富的产前医生告诉刘京通,她母亲是近年来唯一一位老年妇女自然受孕的病例。降低风险的唯一方法是加强体检,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注重评估身体状况。刘靖童曾经建议母亲去省市级医院做一次产检,但是她觉得很烦躁,就没有再去。

刘敬通的人生轨迹也在悄然改变。她最初在一家新媒体公司工作,但当她不开心时,她辞职了。得知母亲怀孕后,她继续找新工作,一开始打算出国留学一段时间,但总是犹豫不决。她担心父母在最需要她的时候帮不上忙,会更慌。“如果我坚持,他们肯定会支持我,但是我觉得有点受不了。”最后,在姐姐出生之前,她选择了回老家。

刘敬通心思细腻。她负责几乎所有母婴产品的采购。她开始后发现“八十一难是天天考西经”。除了孕妇在孕期和产褥期需要的基本用品外,新生儿用品是一个极其广阔而陌生的领域:不湿的时候不容易让宝宝红屁股,未雨绸缪要提前挑选奶粉,要考虑奶瓶。材料及防胀气、贴身衣物、襁褓、浴巾等应适合预期分娩季节的温度;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场景、不同功能、不同材质、不同成分的产品,都要通过不同渠道阅读策略、查口碑、记价格、算性价比、研究优惠活动。此外,他们还应学习新生儿和产妇护理相关知识,并在家准备药物。

她做的“作业”越多,就越忍不住给父母各种科普知识。她担心父母会通过他们的渠道得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信息”,“我还不如直接来”。

我妹妹在这里

临近2019年预产期,刘敬通的母亲经常感到心慌,无法呼吸。为了安心,她不得不每隔一天去医院做胎心监测。考虑到很多因素,医生建议剖宫产。

刘靖童清楚地记得,妹妹出生的那一天,是一个久违的晴天。本来我妈刚去检查,家里人陆续去医院。医生评估胎儿情况良好后,建议当天做手术。

运送的物资已经打包好了,一组人回家拿东西,另一组人留在医院办理手续。

手术在早上十点结束。是个女孩。医生抱着妹妹出来的时候,刘敬通一眼就认出了她买的粉色襁褓。“感觉很神奇。”。但她不敢抱,就叫奶奶带妹妹。

刘靖童俯下身子看:妹妹有点小,湿漉漉的,浓密的黑发,潮红的脸,微睁的眼睛,还在吮吸着一根手指。刘靖童觉得她看着妹妹,甚至觉得眼前的小家伙莫名其妙地传达出“大哥”的气息,尽管她知道新生儿的视觉发育让妹妹根本看不清她的脸。

下午,刘靖童带着妹妹去打了第一针疫苗。在她怀里睡着的小个子男人毫无防备,针扎了一下,小脸一下子全皱了,红扑扑的,尖尖细细的哭声响起。刘敬通忍不住想笑。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袭上她的心头:“我真的觉得是一个人,她完全依赖,此刻需要你。”

以前她一直担心妈妈的健康,担心姐姐的健康,现在她的焦虑好像减轻了。但是焦虑很快被努力所取代。

我妹妹白天睡觉经常不到一个小时就醒了。她精力充沛,就在几天前,刘静彤几乎感觉自己像个婴儿。

而父亲在陪产假结束后重返工作岗位,母亲在手术后需要休息。因此,刘敬通几乎参与了产妇和新生儿日常护理的每一个环节——擦拭和洗衣服、喂奶粉、打嗝和睡觉、玩出院游戏、来回奔波。“中间,我觉得我的职业规划可以考虑转变成育儿方向。”刘敬通开玩笑。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和父母因为育儿观念而“吵了无数次架”。比如如何冲泡奶粉,如何避免气泡,打嗝的重要性和正确姿势,是否要纠正乳睡,宝宝哭闹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刘敬通在摸索和实践自己暂时掌握的“科学育儿理论”的同时,忍不住想“纠正”父母的观念。说多了可能会吵架。

刘敬通觉得现在全家人都容易着急,一下子就炸了。“疲劳是一方面,人在紧张或者疲劳的时候会更加敏感,可能不可避免的会做不到。”

吴晗形容妹妹出生后的第一年是“最痛苦的时候”。妹妹最吵的时候,正好在准备考研。保姆不靠谱,有一次把姐姐的头敲进包里。所以父母上班后,她要时刻关注他们的行动。有时,我的妹妹撞倒了什么东西或摔倒了,但我听到保姆训斥我的妹妹。她心疼妹妹,但又不能拉着脸骂保姆,只能想办法对付对方。

所有琐碎的事情都牵扯到她的精力,所以她不能写论文和看书。我妹妹晚上不会停下来。她很容易哭。她睡得不香。她一度感到精神崩溃。

那段时间,她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有什么不好?没人吵,想干嘛干嘛。还有一个妹妹?在她人生的关键时期给她可能需要时间和精力。就算有奖励,也是十几年后的事了。她陷入了思想的漩涡,无法自拔。

今年疫情后很长一段时间,她不用上学,只在家上网络课。面对这一切,她每天都觉得备受折磨。

然而他向父亲抱怨说他运气不好。父亲问,难道没有什么好处吗?她想了想,也许是自由吧。

后来她回忆说,她当时最大的担心是父母会因为照顾姐姐而不理她。因为她早就习惯了这种状态,即使发生一点小事,父母也会很关心她。她能理解父母在高龄抚养孩子的辛苦,但事情很多,她会永远记在心里。

接近

今年国庆,刘敬通的亲戚介绍她认识一个老家的男生,她拒绝了,给出的理由是不喜欢家乡的环境和风俗。

妈妈问她,找一个外地的男生,过年回哪个?两边跑多麻烦。她不同意,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让双方父母一起过年。妈妈犹豫了一会儿,说:“你妹妹可能在看书,不能走?”

虽然我知道这是一件没影的事情,我妈只是随口一提,但刘敬通心里还是生出了一股莫名的委屈。“我当时就想到了,所以呢?等她出生长大了,我会在吗?”

这些话闪过她的脑海,但她终究没有说出来。

事实上,自从母亲怀孕后,刘敬通就预言姐姐的到来必然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影响。即使她的父母不会向她要任何东西,她也会敏感地捕捉他们的需求。

但是,她已经下定决心,要量力而行,不要试图为对方的人生做决定和选择。她觉得这应该是自己和父母的共识。

在刘敬通的记忆中,在他年轻的时候,父母和大多数家庭长辈一样,试图用自己的经验、资源甚至“权威”去说服和引导自己的决定。

大学毕业找工作,她父母和她想法不一样。她想去一线城市的新媒体公司。在等待面试结果的过程中,她的父母推荐了熟人介绍的她的公司实习,因为家里亲戚都在那个城市定居,方便互相照顾。但她去了之后,发现自己的工作离自己想做的还很远,环境也没有父母听说的那么简单可靠。后续家长也劝她去银行考公务员,以为工作有保障,就推脱说简历没准备好,或者直接拒绝。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刘敬通说记不清了。

这几年,特别是工作后,她没有和父母深入沟通,因为她经常感到“愤怒和对自己无能的丧失”。她最常对他们说的一句话是,你不需要为我做任何事,这是我的事。但是父母总是不放心,想照顾她。她以前工作,现在是对象。刘敬通无奈地笑了笑,“我只能理解”。

刘静彤后来回忆说,很长一段时间,她在外面长大,父母却被留了下来,就像龙应台在《守望》里写的那种状态,父母一直看着他们的背影,却跟不上她,可能不理解她,怀疑自己。过去父母和孩子之间完全依赖和需要对方的模式被打破,很难找到新的平衡。

她很清楚这种反差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但她还是觉得很残酷,“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没有办法”。在她看来,每个人都想继续当孩子,父母也想让孩子永远当孩子,但就是回不去。

刘靖童也努力主动和父母沟通。但是,她发现只要谈一点深入的话题,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想对父母说更多开心的事,却发现心里满是担忧。

有了妹妹后,刘敬通偶尔会觉得更孤独。毕竟她父母的精力比较有限。她和他们的话题大多只和姐姐有关,而真实复杂的自己却被她隐藏。

“爸爸妈妈都很辛苦,没有自己很容易活下去。我可能要寄托自己的希望和价值观,但我给不了。我只能说,如果别人觉得我好,其实很多好的东西都是从他们身上来的。”刘敬通说。

小心

吴晗担心自己会被父母忽视,担心自己要随时随地照顾妹妹。但她惊讶地发现,她的父母知道如何爱她。

一家人出去见熟人,对方经常对吴涵说,等你长大了,你可以帮你妈妈照顾妹妹,或者告诉她爸妈,以后就好办了,等她工作了再养妹妹。

然而发现,当父母总是清楚地告诉对方时,他们可以自己做,而无需参与。慢慢的,外人“八卦”就少了。

有一次,我妈给姐妹俩买了两个不同的杯子。但是吴涵特别喜欢姐姐的那个,觉得更可爱,就跟妈妈说想换一个。旁边有人说,这是你妹妹的,你想带着孩子去抢?妈妈不这么认为,告诉她,你妹妹反正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还有一次,吴汉刚和妈妈聊到自己最近考试成绩好,妹妹哭了。母亲立刻起身照顾她,母女之间的对话戛然而止。然而有点不高兴,转过头进了房间。过了一会儿,我妈敲门,问她刚才去哪儿了,让她把故事讲完。

“哪怕是一件小事,事后他们也会马上来找我,找我谈话,问我是否不开心。他们一直在弥补。”

然而当他上小学时,他和父母谈论生死。有一天,她突然想到,人要死了,和世界分离了。却在家里伤心地哭了。我妈调侃我你可能会变成一只没脚的小虫,我爸安慰她即使有一天她不在了,至少她可以代替他看世界。

这种无话不谈的交流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吴晗和他父母还经常聊天。“他们会慢慢告诉我他们的一些真实想法。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慢慢理解他们...如果觉得不开心,也会直接表现出来,心里也不会烦。”

她也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父母。她问自己是更喜欢父亲,还是更喜欢母亲或姐姐。后来她发现,她对每个人的感情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你会发现感情是分不开的。”。

“希望源于改变”

“孩子是秩序的破坏者。她打破了生活的一片死水,却让人看到了千变万化的希望。”几个月前,吴晗在一个社区网站上分享生两个孩子的利弊时写下了这句话。

现在每周回家,却能发现妹妹的变化。比如妹妹不再只是爬来爬去,而是突然走路,或者跟着她说一些她听不懂的话,和她一起玩。当她离开时,她哭着说再见。“你会觉得很温暖,很惊艳。”

更让她吃惊的是,她妹妹小时候也和她一样玩过很多游戏,有时候还能逗自己笑。她母亲听不懂这笑声,但她能立刻理解她姐姐在笑什么。

然而对生活的观察也更加细致。不管是夕阳的改变,还是花开的绽放,她都可以感叹很久。

然而,她似乎正在经历一段永远不会分开的友谊。她小时候特别喜欢交朋友。感觉很好,但是朋友总要回家;现在,姐姐永远在她身边。她不会担心姐妹之间的年龄差距。“我和父母很不一样,可以像朋友一样互相聊天。”

她小时候对死亡的恐惧终于从她姐姐身上消除了。因为怕死,她认为除了父母之外,还必须有新的亲人,比如结婚生子,才能完成生命的延续。但是她现在不那么害怕了,因为她姐姐已经是她自己的亲人了。父亲小时候,她说“我死了,你给我看看世界”,她突然明白了。她认为最好的是她的姐姐看起来和她自己“几乎一模一样”。

互联网上仍然充满了焦虑,大孩子不得不帮助父母支付弟弟妹妹的成长费用,但他们却不想再关心这个问题了。

她更愿意把姐姐的到来当成一种“精神财富”,一种无法形容的动力,让人感到温暖和期待。她觉得这是任何物质消费都无法替代的。

她说姐姐上学的时候至少30岁。即使父母有困难,她也相信自己能负担得起。

我爸曾经跟她开玩笑说,如果她以后结婚,家里不一定能出很多钱,因为“会留点给我姐吃”。她一点也不觉得吃醋。“父母也有他们这一代人的情怀和感受,不是掏空钱包给我准备房子车子的工具人。”。

她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想法后,有人评论了她的“心态爆炸”,她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回忆自己的童年:“最难忘的是我们刚来上海,住在一个水泥地的租来的房子里,没什么装饰,和父母唱歌跳舞,吃的最好的就是我爸用一辆破电瓶车带我去路边摊的臭豆腐和烤肠。很奇怪。现在回想起来,发现总有人在嘲笑我,给我看他们家装修的多么豪华,我却一点都不懂。”

“人活到最后,不就是活出了一种精神追求吗?”

刘静彤对未来还很迷茫,需要不断思考工作的意义,和家人的距离和关系。

但是,她不再要求父母的充分理解和支持,而是希望父母能主动和她多谈谈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心情。她担心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得更加孤独。

她会告诉父母,养一个妹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避免对自己和妹妹要求太高。

她还为自己表达了一个愿望,“我不是一个脾气好的人,但我不想让她怕我。希望她愿意和我分享,我愿意只是听”。

本期编辑周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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