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需要什么?生存优化。社会需要什么?优化的效率。人类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围绕着生存优化的效率去探索。人类文明依赖什么来前进呢?生存优化和优化的效率是引导人类向前的动力。
今天的DNA研究认为:5万年前非洲智人走出沙漠第一站来到尼罗河。开启智人沿部落酋长式政治血缘关系演化的历史。当酋长政治濒临瓦解前,强人之善会乘势引导政治演变追寻君权神授并用丛林法则来设计社会制度。然而当不同民族同抢一个“上帝”时,民族的猜忌、仇恨、战争就来了。人与人的战争尚可劝阻,但“神与神”打架,谁来劝呢?结果一定会殃及人类。
而中国文明则是人类各文明形态中唯一由跨血缘、跨部落合作产生,按百族之善形成并加以引导,最后也让社会走上了天时、地利、人和之路。
智人走到遥远的东方,出现了颠覆源头理性的创新。6800年前中国北方,伏羲女娲部落的创新融合,开启了酋长政治向跨血缘合作政治的转型。
智人的全球化
智人在埃及开启酋长部落文明,智人与自然资源构成的最早生存逻辑是:族群按血缘关系设尊卑,先大后小,先易后难,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群逐渐分化。是生存体制与资源匹配关系决定了这种分化。酋长政治分化形式要么是内部排斥、争斗、征服;要么是边缘弱小者受排挤迁徙。这种演化促成血缘关系最边缘的最易迁徙也最易走向合作。而最后出现的现象却是:最弱的走得最远,最远的最善于合作,最善于合作的最后成为最强。
历史研究显示,智人每隔1万年左右就有一次大迁徙。前后三次大迁徙形成了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2.3万年前形成了最远的中国文明。大迁徙是智人被逼无奈的最大创新,无意中却让智人实现了人类最早的全球化。但是人类最早起源的埃及、两河、印度三大古文明都没有延续到今天,唯独留下了中国文明,这是为什么呢?
沿着历史的踪迹去追寻,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瓦解人类效率降低生产力的行为——一个是分裂,主张自我优先,引来同根同族兄弟猜忌、仇恨和战争;另一个是独尊,用强人的善取代万众的善,使众人之道难行。
智人生存演化形成传统的族群血缘文化,最早是埃及的法老宗教文化,其传播之久远,可以从中国的三星堆文化中看到。但让人称奇的是,为什么法老文化传到三星堆附近,以后就没有蔓延到整个中国呢?答案是中国中原跨血缘、跨部落融合的政治文化已经崛起。
从3700年前摩西率众逃离埃及看,一方面说明埃及法老政治仍然在沿袭旧制,处于人口与资源不匹配的持续分化瓦解之中;另一方面摩西沿传统血缘酋长文化创新,寻求“上帝”来强化自身的弱小。但后来两次圣殿被毁,证明这是一条不利于合作的路。以后西方族群演化沿着传统血缘关系带着自身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纷纷争抢唯一的“上帝”,从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族猜忌、仇恨直至走向战争。
但生产力前进的步伐也在顽强地瓦解着传统酋长制维系的血缘族群政治。尤其是当后来工业全球化崛起,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在酋长部落血缘政治体系走向解体时,哲学强人和政治家开始涌现。最著名的是2500年前苏格拉底以一己之善为代表的哲人体系出现,强扭了万众的百善,最后没能把和平合作的公共政治推向极致。
6800年前的中国,出现了伏羲女娲跨部落的合作,把部落酋长政治孤立体系打碎了。这本质上是让人类实现了生产力差异化融合的创新。伏羲女娲生产力差异化创新融合,让大禹统一九州时已包含上百部落。到春秋战国时则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独有的思想盛宴,诸子百家通过争鸣开始讨论社会效率的问题了。
然而,制度与社会需求不匹配会伤及效率,3700年前两河流域出现了过度的法治文明,2500年前希腊出现了急于升级而失败的民主政治,最终都没有让文明壮大延续。
历史表明,文明中断是人类没有将社会制度设计成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致。没有大步走出传统的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放纵宗族仇恨互相撕裂,阴挡了自身优化效率的道路。在传统思维引导下,智人源头政治延伸出了西方中世纪教会文化形态,其对社会生产力组织关系形成了严重的扭曲,从而不断引发宗教战争,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于是,担当纠偏的文艺复兴应运而起,紧接着是启蒙运动,加上哲学思考重构最终迎来了新兴的工业化制度,也迎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纵观欧洲历史,此起彼伏反复征战的帝国之路,中断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延续。是什么原因?是创新不足让人类没有按照社会条件变化进行跨部落融合的制度创新设计所致。
那么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能代表人类未来吗?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剩余价值”并不能提高人类生存优化效率。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也违背了人类优化公共效率的要求。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一种过渡性制度。
由此,人类必然再创新。
中国理性的独特成长
从智人演化来看,约2.3~1.4万年前智人分ABC三支进入了中国。2.3万年前A人类进入云南后在当地散开,2万年前B人类沿长江东下,最晚的C人类在1.4万年前一支向西到达西藏,大部向北到达成都。1万年前成都羌人又分化。一支向北到达甘肃天水成了伏羲部落,另一支继续向东到达邯郸地区成了女娲部落。
6800年前,伏羲部落由畜牧业创新崛起向东扩展。此时女娲部落由狩猎向农耕转型崛起。两大部落遭遇后完成了跨部落跨血缘新型生产力关系的融合。伏羲女娲产业融合也促进了巫文化与伏羲和平理性的文化融合,形成了中国源头的唯物理性。伏羲理性成了和平合作的代表。女娲族又称女巫族。巫字的意思是,上面一横为天,下面一横为地,两边两个人,在讨论关于天与地之间的道。女娲从狩猎向农耕转型中形成的天文,历算,医术形成了中国最早源头成系统的巫文化八卦。
伏羲与女娲的融合,是一段极其生动的历史故事。伏羲从天水沿渭水一路向东上千公里遭遇了女娲部落。于是有了当地一串神话传说:开始是一个灭顶洪灾的故事。研究发现,当地黄河洪灾是平均7个月发生一次,说这是一次洪灾显然另有所指,不然,这次洪灾就不会流传数千年?接着是更为著名又荒唐的的女娲补天。天怎么会塌下来呢?好端端的天怎么说塌就塌了呢?人又怎会有力去补天呢?单独看也是不知所云。第三个故事是兄妹成婚。洪灾灭了全族。只剩伏羲女娲兄妹,成婚后又开始重新造人。单独看也是没有逻辑的。
但当把这三个故事连起来,将他们各自创新的优势生产力和各自创造的文化成果加在一起看,这一串历史谜题就有了解释。历史的真实是:千里之外由畜牧业创新崛起的父系部落向东进兵,打败了由农耕生产力创新但社会没有转型的母系部落。说明社会转型的重要。落后社会的天塌了,于是,女娲去向新兴力量的伏羲讲和,最后是兄妹两个部落融合了。这反映了中国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智慧。以伏羲和平合作为想象的双鱼图与女娲巫文化八卦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最早源头图案式的伏羲唯物理性。中国源头传统智人封闭的酋长血缘政治关系被打破,和平融合理性由此形成。
但这一图案理性后来是如何进入文字展开传播和应用的呢?从中科院赵信院士在甘肃天水地区发现了5000年前古人用卦骨占卜的证据中,依然还没有看到中国早期人类把这个理性导入文字。4500年前炎黄部落再融合,社会大发展,仓颉为让炎、黄两大部落识别库存牛羊物资而开始以实物象形来造字,也没能把伏羲理性导入文字。事实上,要将这个理性导入文字,单单沿用仓颉传统的象形造字是不够的,还要有“象形+会意”的创新才行。但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为求贤纳士帝尧带上女儿去考察舜龙种稻捕鱼如何惠乡邻。次女女匽在典龙捕鱼时,看到鱼儿从水面跃起又落在田地上就摁住了一条。女匽以前的鱼字都是象形的(甲骨文有12个鱼字),善于造字的女匽创新重造鱼字,组合出一个会意的鱼。此时甲骨文已形成90个“福“字,这似乎是90个有字部落在向历史报到。可见会意造字当时已普遍兴起。但女匽造字抓住的关系是社会中最核心的。女匽按舜龙两人耕田时的情景又造了一个典字。意思是两人各牵一头牛,各耕一块地,种的却是不同于旱作物的一种北方没有的高产水稻。因丈夫典龙创新采集海贝为币,她便随夫来到江南沙冈,她惊讶在中原从未见过的海浪是一浪一浪涌来越过海滩,就造了一个海浪“巛+田=甾”字。大禹统一九州后,用贝为币的规模大幅扩大。于是,女匽深入研究,对一种随浪而来的鱼造了鲻字。又将运送鲻鱼的车造了辎。后来叫辎重。
女匽用这个贝字与其它社会关系组合起来造了“宝 贵 贤 庆 买 贮 赊 贪 责 败 贞”等11个字后,一口气又造了 30多个“会意+象形”的字。她用造偒改侗来区分良诸侗傣种田人与采贝偒傣人,让上海奉贤至今留下一群讲全球元音最多语言的人。偒=太阳+海岸线+万物+人。从偒减去“人+海岸线”就引出了易。易=高效。表示海贝为币让社会高效。从而把伏羲图案式理性带着巫文化导入了文字。从此,伏羲理性在易字的包容中得到充分展开。有了易字,才有了洛书,连山,归藏等易经经典,再让周文王作《周易》,成为群经之首。当《周易》得到老子的传承和孔子的传播后,伏羲理性就成了坚固的中国唯物理性,并形成了“凡事和为贵、百善孝为先、人人求出息”的经典教义,由此中国在象形文字中形成了一个不排他的、开放式的文化体系。
后来的应用要数汉武帝最神奇:休养生息用道家,反击匈奴用法家,安定秩序用儒家。可见中国政治家针对不同的社会状态会采用不同的治世理性。这也显示了中国以唯物为引导的治世理性在汉以前已经成熟。从另一个角度看:3600年前的甲骨文有5000多个字符,今天可读的有1600多个字。现代研究认为有1000个字就可以概括95%的日常用语,有2000个字就可以概括98%,有3000字就可以概括99%。可见甲骨文时代中国社会的成熟度。这是中国文明持续不断的理性彰显,也是文明长期不断的依赖所在。
从女匽造“贞”可以看到货币起源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甲骨文以前占卜的巫师自称为贞人。最早贞字是在香炉鼎字上,加一个两手向左上的卜字。女匽看到货币对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她先将卜由右向左上,改为由左向右下。将中原巫师习惯的对天卜,改为对地卜,并把卜下的鼎改为贝。形成了今天卜下加贝的贞字。这个改变,也将巫文化中的以天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将中国理性彻底脱离天意,纳入了唯物轨道。最终在《周易》中得到了表达。
中国唯物理性入轨的另一个现象是神字的起源。女匽看到海边拾贝的状态,就造了一个反向s型,上下两头带钩或手。表示一手拾贝,一手放贝。后演化为一手拾贝一手用贝。后人简化,又用一个田字上下伸手变成了申。申字到了中原,巫师认为:拜天让“申”(神)光身不雅,于是申又被加了衣服,成了今天的神。中国的神也是起源于唯物的。导致以后中国老百姓拜的神,也都是曾经活生生的祖先英雄。可见,中国的理性历来就不抢“上帝”。
大禹统一九州后,在涂山会盟诸侯。他用各地诸侯换海贝得来的铜铸成九个大鼎。以示天下为公一言九鼎。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夏王朝来了。当两河流域处在3700年前,出现了汉姆拉比法典时,4100年前更早的大禹时期出现的法律是更讲实效的禹贡(税法)。
从人类最早起源的货币看,形成中国社会的原因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成为人类文明唯一不断的原因在于其独特的理性引导了独特的社会。货币,发端于社会的苛刻条件,而社会是听命于理性的。货币,不仅仅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为人类日常生活使用的一般等价物,它更是人类和平合作与追求效率的依赖。
人类大合作时代的来临
人有逆天之时,天无绝人之路一一冯梦龙
这句经典之语在明朝时出现,说明中国唯物思想家已经从历史更为宽泛的沉淀和繁杂的现实应用中抓准了治世理性的要害。
西方理性依赖于传统酋长政治,针对人类生存优化效率的路径指引,是哲学强人之善上位而形成社会指引;中国理性是一种寻求客观的百善孝为先的理性。孝<百善=百族=客观=唯物。所以,和平合作的政治理性是随差异化生产力融合而设计的。
文明是否中断,今天的人们似乎不以为然,但在古代,文明中断意味着家破国亡流离失所,生存优化也无从谈起。万物是社会的,社会是理性的。如何才能让人类免于灾难,如何让人类保持生存优化,这是文明不断的内在要求。人类需要生存优化及优化的效率,那么酋长政治引导的丛林法则与部落融合的政治引导,哪一个会成为人类未来制度设计优先的选项呢?中国文明的长期不断应该可以作出解释。
丛林法则注重的是物竞天择,结果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今天现实中人类的生存优化,如张扬和激发个人才智让社会进步,固然不错。但一个社会如果容忍自由用枪,甚至随意发动战争,任意剥夺他人生命,这不是人类生存优化所需。生命安全无法保证,生存优化自然无从谈起,那么这个制度中的民主、自由又有什么价值意义呢?
人类今天已越过了以往生产力远远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低门槛时期。但人类共同的生存优化效率的组织仍需要不断创新。人类未来必然选择不断深化的大合作。而跨民族跨血缘跨国界的大合作只有依赖货币创新,才是人类合作与效率实现的选择。
货币最早起源于权威信用,但很快又锚于金属铜。接着是海贝、金属币、纸币、数字币等连续出现,它们也都找到了自己的锚地。货币在追求应用效率的同时,也不断追求自身的简便易用。历史证明:任何货币都是要有信用锚地的。
未来人类走向新的大合作的货币锚地究竟在哪里呢?《中国的货币起源》一书中的研究认为:物权天下,才能信满天下。因此,未来货币一定要“锚”在人类劳动价值的文明成果上才是人类生存优化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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