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网捕鱼 曾记否，一手拉网捕鱼捞虾，一手拿枪威震敌胆

钱锦昌今年87岁。大学毕业后，他就在复兴岛上海水产公司上渔船捕鱼了，从助理大副做起，历任大副、船长。改革开放后，他走上了领导岗位，先后任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经理、上海水产局副局长。回忆起自己当年在海上的那段生涯，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解放初期的渔船，都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真正能生产的只有26条，分为美式单拖渔船和日式单拖、对拖渔船，单拖为1条船用2块网板撑开网口拖一顶网，双拖为2条船拉开距离拖一顶网，这样扫海面积就大了。

　　

1950年头几个月，舟山群岛最大的岛屿定海岛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里，舟山群岛所属的嵊泗列岛也被国民党军队占据。新成立的上海水产公司捕捞船队，只能在东海的长江口佘山（此佘山非松江佘山，实际上是被称为“东海第一哨”的佘山岛）外渔场作业，渔场面积不大，而且经常被国民党收编的海匪骚扰枪击。

　　

1950年5月我解放军打下舟山定海岛，7月，乘胜继续攻打舟山嵊泗列岛（包括大、小洋山）。上海水产公司捕捞船队在运送解放军和武器弹药登岛过程中，出了个支前英模梁石民。舟山群岛全部解放后，长江口通往中北东海咽喉要冲的航道打开了，辽阔的舟山渔场的碧波万顷，就在面前。　

　

但海上尚余零星海匪，贼心不死，驾着轻便快船，几个人靠近正在作业的上海渔船，边用枪逼着船员，边张开口袋抢鱼货，有时还绑票抓人，得手后一溜烟逃窜，严重干扰捕捞生产，很头痛的。1951年，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给每条渔船都配了枪。用当时的话说，劳武结合，即“一手拉网，一手拿枪”。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1952年，钱锦昌从上海水产学院毕业，分配到700吨700马力，俗称“大拖轮”的日式单拖渔船，此船以烧煤的蒸汽机作动力，性能尚可，日本人曾驾驶此船去冰岛捕过鱼。朝鲜战争爆发后，首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横蛮地将纵贯黄海的东经124°定为警戒线，对越过线的中国渔船采用开枪劫船或劫人，很不讲理。那时上海渔船定位用六分仪对着太阳手测，不太精确，有时明明在边缘，就被诬陷为越界。如钱锦昌的2个同学，俞福言和严正仁在黄海渔场作业时，前后被当时属于“南朝鲜”的海军抓去，俞同学跳海泅游回到自己的渔船上。严同学先被抓到“南朝鲜”，再被遣送至我国台湾，他在上海的妻子为此哭瞎了眼睛。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严同学曾返沪探望亲友，与钱锦昌等老同学见过面。

而后，渔船上又增加了武器，钱锦昌的船上不仅有步枪、冲锋枪、卡宾枪，手榴弹，还在船头架设了12.5口径的机关炮。劳武结合，用枪杆子保卫海上作业，威慑敌船。那时上海渔船时常持枪，调转机关炮口，与敌船对峙，谁也不先开火，结果敌船只能悻悻然而去。劫人的事几近绝迹。　

　

1957年，已从上海水产公司划出来的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的60多条渔船，只能解决上海市场供应的较小部分，大多数靠外省市计划调入和计划采购。1955年，上海渔轮厂造出了218吨的木质渔船；1958年又造出了250吨的钢质渔船。据《上海渔业志》记载，1959年起，以上海渔轮厂为主，市政府又动员沪东、求新、江南等大厂亦参与造渔船，上海渔业公司的渔船，从1959年的88条，增加到1964年的198条，形成了“吃鱼靠船”的新格局，将上海市场吃鱼货源主要靠外省市，扭转为大部分靠上海海洋业业公司船队捕捞的渔获。

50年代中后期，东海、黄海上鱼多得无法形容。1958年，钱锦昌升任船长。那一年大黄鱼春汛，黄海吕泗渔场，七省一市的数百条渔船，都集中在水深30米的海中拖网，钱锦昌当船长的沪渔302，刚出航，起第一网的时候，但见整条网浮上海面，网眼里卡满了想钻出网的大黄鱼，满眼光灿灿的；再看四周的渔船，有些船因为鱼太多，把网都撑破了，海面上霎时漂浮起一大片宛如金黄色沙滩的密密匝匝的鱼儿，赶紧用带长竹竿网兜捞上船来。

　　

钱锦昌这一网大黄鱼，从上午一直起到繁星满天的深夜，把大小鱼舱塞得无一点空隙，102吨，当即返航回上海复兴岛渔港。当然，像这样的大网头，真的比较少，可遇而不可求。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初，连续数年，东海北部夏、冬两季带鱼汛期产量逐年上升，且产量稳定，钱锦昌的沪渔302吨位大，一个航次半个月，可捕带鱼70吨。当时渔船上都装有1000-1500只木制鱼箱。对捕上来的堆在甲板两侧的带鱼，钱锦昌叫船员们将条子粗长，颜色鲜亮，像银色大砍刀似的带鱼一条条捡出来，盘起来装在长方形的木箱里，一箱20公斤，既便于计数，又可以卖出好价钱。装好箱后用带铁钩的绳子吊下鱼舱，由在舱底的船员一箱一箱地铺平在舱底上，然后用铁铲撒上一层机制碎冰；较小的带鱼用钉耙耙进竹箩筐，也吊下鱼舱，均匀撒开在平铺于鱼箱，已经板结成一片的薄冰上，再在散装鱼上浇一层冰。就这样，一层箱子鱼，一层散装鱼，一网网捕鱼，一层层堆上去，直抵鱼舱顶部，塞得满满当当。　

　

上海渔业公司吨位小于沪渔302船的其他船，一航次有40吨左右。当时许多条渔船集中返航，上海江浦路、王家码头、军工路3个鱼市场，卸鱼天天排队，每个船长都想自己的船先卸鱼，而后掉头去赶渔汛，有船长提出去外地卸鱼，上海水产局不同意，说这些年带鱼已是上海市民最主要的食用海水鱼，时任常务副市长的曹荻秋同志，老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到渔业公司实地来一次，关心海上捕鱼生产，给予后勤物资支持，所以还是卸在上海好。

　　

当年渔船担负着“劳武结合”的双重任务，一接到命令马上飞一般起网，奔赴指定海域执行军事任务。钱锦昌至今说起来引为骄傲的是，1960年5月，海上天有点热了，大家穿着单衣，正在东海上拖网。沪渔302接到上海渔业公司基地转来的东海舰队的命令，说明天某时，美国第七舰队一艘驱逐舰将在东海公海某海区出现，请沪渔302协助监视。

　　

第二天，天气很好。钱锦昌早早地收了网，轻重武器都子弹上膛，其中沪渔302中间饭灶间（厨房）的右舷窗打开，架着一座直弹筒，筒膛里装着一枚热水瓶大小的炸弹，据说击中目标后有50吨的爆发力。到了时间，钱锦昌他们果然看到一艘4500吨左右的驱逐舰，在浪岗山外海上开过来，船头标志为721，很明显，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但此船的几门大炮都用帆布炮衣裹着，看来是在执行侦察任务。他马上用电报向上海渔业公司基地汇报。此后，东海舰队情报部门表扬了沪渔302。

　　

当年就是这样，不带武器不出海。一手拉网保障市场供应，一手拿枪保卫万里海疆。一身而两任焉。

　　

1959-1963年，上海带鱼凭鱼票供应。1960年12月，为支援上海吃鱼的缺口，由上海市政府决议，经国务院批准，浙江省嵊泗县（嵊泗列岛）划归上海（1963年1月又划回浙江省）。但有趣的是，嵊泗县至今邮编还是上海的“20”当头，而不是浙江的“31-32”当头，也算是嵊泗县曾属于上海的一点痕迹吧。

　

钱锦昌　

粮食、食油、副食品几乎都凭票供应。猪肉有票无货，因为那些年要2-3年才能养成一头生猪。海里鱼多得是，可以随时捕，马上可以吃，这时候海水鱼挑大梁，“以鱼顶肉”了。后来带鱼有的月份竟然供大于求，多了，到菜场买带鱼，补贴食用油油票。　

　

这几年时间，上海渔业公司的船忙得不可开交，渔船靠复兴岛码头，经常是今到今开，今到明开。即使是今到明开，钱锦昌作为船长，等他处理完卸鱼等船务后，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妻子正在洗漱，准备休息了。他的妻子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高桥化工厂工作，厂子里工作忙，钱锦昌又在海上，夫妻都无法照料一双儿女，就把他们送到无锡老家，由外婆带。

　　

当时渔业公司海上3000名船员，150条渔船（扣去在渔轮厂上排的大修船），船员的口号是：“多拉一网鱼，等于一头猪”“多拉一网鱼，多支持一个小菜场”。在海上拖香参、剥蟹肉、晒鱿鱼干虾干等，增加小水产品种供应市场。1960、1961、1962年，钱锦昌连续3年没有公休。等一双儿女回上海读小学，几乎都不认得爸爸了。　

　

船员长年累月，日夜辛劳在大海上，公休是以一航次15天计算的。那时候没有双休日，每周星期日休息，一年公休，星期日加节假日，总共不过60多天，3年公休也不过190多天。这190多天，捕捞渔船队调度员无法安排钱锦昌补休，只能给钱。钱锦昌记得清清楚楚，补发了240多元，他喜欢摄影，倾尽所有，买了一台135海鸥牌照相机。

　　

当年小菜场出售的阔带3毛5，中带2毛2，狭带1毛5。那时的上海主妇流行做曝盐带鱼，即将鱼斩头去尾，剪成一段一段的，撒上盐，搁在淘箩里沥干，起油锅干煎。煎鱼时，上海的大街小巷油气弥漫，香飘十里。煎好的带鱼，鱼肉外脆内嫩，鲜美爽口，相当下饭。

　　

捕捞带鱼的那几年，尽管样样凭票，但船上伙食供应，细粮猪肉等都有，稍稍变化的是面粉和食油供应少了点，不过船上都有替代品，用青色的蚕豆粉发酵做成馒头，再用割取捕上来的鲨鱼鱼肝熬油，油炸馒头味道可以，就是有点硬。船上平时也用鱼肝油，煎肉、煎鱼、煸蔬菜，可多吃了鱼肝油，口腔会发溃疡。钱锦昌有时心里也埋怨。但有一次渔船到港，他难得傍晚回家，看到妻子李老师正在吃煮山芋，一问，才知道上海人民把最好的都给海上一线船员吃了。他鼻子一酸，差点掉眼泪。

　　

钱锦昌还记得，那些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由金焰为团长，带领秦怡、白杨、王丹凤等名演员，在复兴岛渔港渔船集中到港时，曾多次上船慰问船员们。

　　

1958年-1964年带鱼的年产量，上海海洋渔业公司以平均14%的速度递增，1959年1.1万吨，至1964年6.2万吨。渔船船员一手拉网，一手拿枪，为上海市民食有鱼，为蓝色海防线巡航，劈风斩浪，劳苦功高，记载史册。

　　

1966年初，钱锦昌被评为农业部劳动模范。

(本文编辑朱蕊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