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 《功甫帖》存疑？造假也是技术活

今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成交的苏轼《功甫帖》，因为上博三位专家质疑其是“双钩廓填”的伪本，最近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相较于我们熟悉的“金缕玉衣”、“汉代玉凳”的粗劣造假，这种“双钩廓填”技术含量可是不低。

所谓的“双钩廓填”，是用左右或上下两笔钩描合拢，沿字的笔迹两边用细劲的墨线钩出轮廓，往当中填墨。在没有复印以及照相术的古代，这是复制书法的最主要方法之一。这种始于唐朝的技法非常耗时耗工，不仅技术要求很高，失败率也很高，以前只在皇宫中才有。

如果诸君有心研习，那可得牢记以下步骤：先将原作向光放置，如贴在窗户上，然后用很薄的油纸（不透墨，防止污损原作）覆盖在原作上将其摹下来，再以油纸作为中介，转拓到普通的纸上。历代评书者皆称，这些摹本为“下真迹一等”。

举个王羲之的例子就知道了。存世的王羲之墨宝，基本上没有真迹，采用“双钩廓填”的就可以当做是真迹来看。在2010年嘉德秋拍上，王羲之《平安帖》，以3.08亿元天价成交，就是一件双钩摹本。

有意思的是，收藏这件摹本的，同为此次购买苏轼《功甫帖》的刘益谦。是刘益谦独爱“双钩廓填”吗？如果仅止于此倒也罢了，毕竟个人口味，不容旁人置喙。

问题是，此次上博的专家认为，这幅《功甫帖》，是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并非苏轼的真迹，等于转了两次手。于是，也难怪行家们替那5000多万元人民币感到不值。

其实大家都知道，书画造假，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师张大千初出茅庐，便是靠一手真假莫辨的造假功夫。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黄宾虹有一幅石涛的画，张大千一直想借来看，黄宾虹又不答应。于是，不服气的张大千临摹了一幅石涛手卷，故意放在自己老师那里。一次黄宾虹去张大千老师家，看到了这幅画，以为是石涛真迹，爱不释手，决定买下。

张大千看到黄宾虹要收藏自己仿的石涛心里很得意，但他没有要钱，而是对黄宾虹说，就用这幅画换上次向你借的石涛吧，黄宾虹立马答应了。就这样，张大千用自己的仿石涛换来了一张真石涛的作品。

最后故事是这样结束的：黄宾虹后来出手张大千这张画，拍卖所得远比自己买石涛真迹时要高。

既然黄宾虹都有看走眼的时候，那么对于一众专家来说，对于同一件书画作品的真假存在异议，也不是什么罕事。在2012年上海博物馆举行的“翰墨荟萃”的五代宋元字画大展中，就有一幅署名为五代董源的《溪岸图》。

这幅画大有来历，因为从来没有一幅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像《溪岸图》那样，引发了一场长达15年的国际性大辩论——巧合的是，好像又和张大千有关。

1938年，徐悲鸿在广西购得这幅名画，同年张大千在桂林与徐悲鸿会面，见之爱不释手，遂带回四川研究。几年后，张大千从自己的藏品中挑出徐悲鸿喜欢的金农《风雨归舟》（有人认为此画系张大千伪作），换得此画。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华人收藏家王己千从张大千手中获得此画，并请东京著名裱画师目黑重新装裱。199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出巨资购得此画，并捐给大都会博物馆，当时的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此画并称其为中国的《蒙娜丽莎》。

然而同年8月，美国《纽约客》杂志刊登一篇爆炸性文章，称《溪岸图》为仿制赝品，文章引用高居翰的观点：“这不可能是一幅10世纪作品……其作者应是作伪者与收藏家张大千。”

持“作伪说”的，包括高居翰、日本的中国美术史家古原宏伸、前克里夫兰博物馆馆长李雪曼等。持“真迹说”的，则有方闻、丁羲元和国内鉴赏大家谢稚柳和启功，而持“五代北宋”说的，则包括耶鲁大学教授班宗华、何慕文，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台北故宫石守谦、北京故宫徐邦达和杨新。

脑补一下，最权威的专家，在一幅古代书画面前纷纷站队，这情景想着就挺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