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微笑赴死，誓言无声，却被诟病指是叛徒

这是一张由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人名叫朱大同，他即将被国民党处决，而处决他的罪名为“通敌叛国”。那么这个朱大同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根据百度百科和安徽省情网的介绍，朱大同出生于1907年萧县王寨李楼乡朱庄村人，从小读书，中学还没毕业就在王寨小学任教员兼训育主任。在1928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徐州特委兼萧县县委书记，次年组织暴动失败后，前往连云港隐蔽。

1934年在“白色恐怖”下，朱大同投敌叛变，做了中统特务，积极从事破坏活动，并担任了国民党的萧县县长兼代理书记。1941年朱大同还率部袭击了新四军，6月在遭到日军逮捕后，又甘愿投靠日军，继续从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侵犯抗日根据地，屠杀共产党人和抗日群众的罪恶行径。

1946年他又继续以“还乡团”团长的名义带领地主返回萧县，继续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展开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屠杀了数百人。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他被迫逃亡江南，并在1949年2月加入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准备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在1949年4月5日在无锡下塘被捕，5月11日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枪杀于闸北公园。1950年被上海追认为烈士。

也因为上述的这些记载，朱大同被网上不少人认定是“汉奸”，是“叛徒”！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个从1934年就叛变革命，双手沾满了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鲜血的汉奸、叛徒，怎么仅仅凭借1949年策动起义被国民党处决就能在1950年被追认为烈士呢？要知道1950年离他在上面记载中犯下的滔天大罪并不久远，还有许多的当事人存在，而且当时的政治环境更为严格，只可能有遗漏追认，万万不会有错认的情况发生，也绝不可能如此草率的就将有着这么多污点的一个叛徒定为烈士。更为关键是的朱大同在1981年又再次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显然在朱大同的经历中上述的记载肯定在哪里出现了偏差。在1999年，在朱大同去世后的50年，河南电影制片厂离退休干部处曾出版了一本仅印了1000册的书《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50周年》。在这本书中全国政协委员、原“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负责人、组织部部长许闻天，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前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史永，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邓昊明等均为朱大同提供了证明材料。

根据书中记载1941年朱大同是第31集团军副司令，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王仲廉麾下的特派员，并曾任苏北挺进第七纵队司令。朱大同指挥下的第七纵队有官兵2000余人，战马19匹，步枪1078支，轻机枪12挺，驳壳枪12支，还配有迫击炮。朱大同领导第七纵队与日军交战44次，击毙日伪军574人，俘获伪军136人。

关于朱大同有没有在被日军逮捕后投敌叛变，曾任朱大同警卫员的候兴胜给出了另外的一个版本的说法。

1941年，朱大同和警卫员因走漏风声，被日军堵在了一个红薯窖里面，因里面还藏着几个学生，在日军向里面开枪后有人受伤，为了避免更大伤亡朱大同主动走出去向日军投降。日军对他软硬兼施，甚至动刑逼迫投降，但朱大同始终没有低头，后来日军没办法，只能将他软禁了起来。最终朱大同在警卫员的营救下从日军的手里得以逃脱，并最终安全返回了王仲廉总部。

相比较上面朱大同“投敌叛国”，这个版本应该相对可靠。朱大同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并没有投靠日本人。

朱大同随后一直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进行活动，一直在1949年加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随后他除了负责策反保安团外，还策反了南京警卫师97师王晏清部和江阴要塞炮台戴戎光部。也就是在这过程中他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逮捕，并最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